人們因此喜歡幽默和詼諧，喜歡朗笑和哈哈。我發覺，更多的人喜歡笑的藝術，相聲、小品、輕喜劇、喜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行其道。為什麽？因為笑的需要，因為快樂的需要。某個人性格幽默、語言詼諧，總會使人感到比正襟危坐者更親切、更親近。林語堂說：「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能的豐富』。各種風調之中，幽默最富於感情。」
中國人幽默嗎？
因為環境的寬松、生活的改善，我們發覺周圍的人群普遍地開朗了、人性化了，同時也風趣了、幽默了。西方人幽默，中國人不是壹樣嗎？
有相當長的時間裏這是不行的。那時候，我們北京大學還在沙灘紅樓，宿舍在北河沿三院，我的壹位後來成了教授的同學，在王府井新華書店附近找不到廁所，急忙趕回三院，憋得滿臉通紅。他從廁所出來後輕松地說：「如廁，人生壹大幸福也！」為此，全班批判他的人生觀，使他整整壹個學期付出代價。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在陽江搞「四清」運動，壹日兩餐「浪打浪」的粥水，饑餓難忍，壹位今已八旬高齡的作家，當時說：「誌願軍壹把炒面壹把雪，我們能夠炒把米就好了。」大會小會批了他近壹年，說他違反了紀律，他嘟噥說：「我吃到炒米了嗎？沒有啊！說句笑話不行嗎？」
其實，歷史上也如此，《醒世恒言》中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以及後來的同題材戲曲，告誡人們不要「戲言」。中國是不可能產生西方那樣的「愚人節」的。
從久遠的歷史上說，幽默、風趣、詼諧、逗笑都與正統的儒家文化、儒家道德相悖，這些東西都被認為是「戲謔」、是「小醜」、是「狂悖」、是「不正經」，而受到排斥。不茍言笑、壹本正經、正襟危坐、恪守禮教等等，才是理想的做人風度。長此以來，壓抑了人性發展。
歷史上，以表演提供人們歡樂、歡笑、歡快的人，被斥之為「戲子」，「戲子」是被人看不起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的。
古代有「俳優」和「倡優」。《說文解字》說，「俳」者「戲也」。「俳優」也就是演滑稽戲的演員，他們常常為帝王說唱戲謔、滑稽可笑，以娛樂君主。帝王需要他們，他們有時也能起到諷諫作用。要在不久之前，這些借古諷今、心懷叵測者，準是右派分子。他們冒生命危險，但社會地位很低，宋代的洪邁說：「俳優侏儒，固使之最下且賤者。」全社會對他們是歧視的，雖然他們具有卓越的笑的才能。司馬遷沒有低視他們，在《史記．滑稽列傳》中，就提到了「優孟」這個笑星，還提到了東方朔等人。
今天的話說，「俳優」就是戲人，「倡優」就是音樂人。「俳優」更多的不是演正劇，而是演笑劇。遠古以來，中國人喜歡幽默，也善於幽默，只是被儒教的傳統文化規範得沒有了幽默感，以致被誤解為中國人不懂幽默。
音樂人寄情於聲音，戲人寄意於戲劇沖突，戲劇沖突是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這種反映，有時是以小見大的、借古喻今的、微言大義的，有時是以諷寓笑、以諧說正，用巧言令色達到說理娛人的目的。笑的藝術都是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笑、幽默、詼諧、風趣，並沒有目的，只是反映了某些人的輕松品格。這種品格，長久以來，因為儒家的正人君子觀念而受到貶低，因為政治原因付出了血的代價後而被視為禁區。
然而，人們的生活能缺少笑嗎？能缺乏幽默嗎？不能！有些時候，笑和快樂是人們生活中的氧氣。死氣沈沈，冷面如鐵，從來也不為人們歡迎。
李敖在北大、清華、復旦做了幾場演講，引起不同看法，有的人說他是「醜角」。李敖自己說：「我的方式有點玩世不正經。大家習慣了道貌岸然，我用的方式是『逗』的方式，從另外壹個角度說是戲謔，說學逗唱，我用戲謔的方式表達思想。」對他的爭論，我看就是道學先生與人性化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