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話說，好比家長輔導小孩學習，與其帶他背書、做題，不妨先把課本扔開，在潛移默化當中培養他對學習的興趣。有了濃厚的興趣就好比上緊了發條，再也不需要別人督促了。
蘇軾拿孔子舉例，說孔子就屬於先"樂之"，後"知之"的人。說起對儒家知識的掌握，孔子那些高徒都很厲害，未必就趕不上孔子，但是，在遭遇磨難的時候，有的人生氣，有的人沮喪，有的人動搖，只有孔子依然故我。
這種差距從何而來呢?只在於這些高徒對儒家知識缺乏像孔子那樣的發自內心的熱愛。
在太平無事的時候，孔子和高徒們的表現應該差不太多，但是，磨難是壹塊試金石，讓所有人高下立判。
所以，很多人追隨孔子，追隨了壹輩子，難道還有什麽知識沒有從孔子那裏學到嗎?當然不是，他們追隨在孔子身邊，只是為了能多受孔子的壹點感染，讓自己在理性上已經完全掌握的知識內化為自己的壹部分，成為自己發自內心去熱愛的東西。
蘇軾的這些分析，如果翻譯成陽明心學的術語，就是所謂"知行合壹"、"真知必能行"，但蘇軾講得實在比王陽明清楚明白太多，也合情合理太多。蜀學的湮沒無聞，確實是壹件很可惜的事情。
宋哲宗元祐年間，困擾蘇軾的除了洛蜀黨爭之外，還有其他種種的黨爭和人事糾葛。這就導致蘇軾很難在中央繼續立足，只能去做地方官了。蘇軾顛沛流離的人生，又壹次上路了。
從元祐四年春天，54歲的蘇軾去杭州任職算起，蘇軾人生最後的12年，基本上遠離了北宋的政治中心，除了偶爾被調回京城，其余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地方官，而且，隨著黨爭形勢的惡化，蘇軾越變越遠，最遠貶到了海南。
但是，蘇軾的難能可貴在於，他既能寫奔放超脫的詩詞，也能腳踏實地做實事。他的地方官，做得相當不錯。這壹次，我們就來說說揚州市長任上的蘇軾。
其實，比起做中央官來，做地方官是壹件相當煩人的事，必須直接面對很多繁瑣細碎的具體事物。似乎越是偉大的詩人，就越是缺乏處理實際政務的才幹。
我們很難想象李白、杜甫能管理幾千幾萬的勞工治水，或者做好人口統計，催收稅款。這些俗物似乎只能消磨詩人的意誌，和浪漫主義情懷水火不容。
但蘇軾跟那些普通詩人很不壹樣。
蘇軾在很多地方做過市長，行政風格和他的學術風格壹樣:近人情。所以，像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嫉惡如仇、明察秋毫這些通常被用來形容清官的詞，通通和蘇軾無關。
如果要在北宋找壹位名臣，完全當得起上述褒義詞，那麽毫無疑問，這個人壹定是包青天。在中國的市井文化裏，包拯可以說是太平時代裏排名第壹的文管典範。老百姓總會期待著，如果每壹位官員都能像包拯那樣，該有多好啊！
但壹些有見識的儒家學者，偏偏有著另外的看法。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先生，就是這樣的壹位學者。
首先我們應當知道，王夫之的學術水平和思想高度都是當時第壹流的，他的道德操守也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這樣壹個人，把包拯和海瑞相提並論，說他們只會被愚昧的百姓追捧，其實於國於民都為害不淺。
王夫之對《易經》做過註釋，他的《周易內傳》就拿包拯舉過例子。《易經》大過卦的九三爻是陽爻處在陽位，不是好事。
王夫之說:這表示領導急躁進取，卻不體恤下面的人——包拯被重用的時候，有識之士所以擔心他會危害國家，是因為包拯就屬於這種急躁進取的人，根本不管手下的人能不能跟得上他。
為什麽不近人情還能得到歷朝歷代無數百姓的仰慕呢?
因為老百姓是拿神的標準來想象包拯的。神不是人，當然不近人情。神無所不知，能力非凡，能對任何不當行為施加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能確保每個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獎賞或懲罰。
但是，真實的包拯，畢竟只是人，不是神。人要想做到外科手術式的行政效果，既不可能，也會帶來很嚴重的連帶傷害。
蘇軾做官的風格剛好跟包拯相反。蘇軾近人情，包拯不近人情。蘇軾會怎麽做呢?以包青天的標準來看，他實在很讓人氣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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