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壹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失去了自我，以至於在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進退維谷，左右為難。曾經有壹個在學術界私下流傳的笑話：中國學習蘇聯，結果卻建立了封建官僚體制；中國學習南斯拉夫，結果卻出現了地方保護主義；中國學習越南，結果卻打亂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國學習美國，結果卻出現了金融危機。
其實，民主政治作為壹項國家制度，是不能雜糅百家，相互借鑒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壹種根植於民族傳統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選舉制度，也不僅僅是選舉或者考試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壹種生活方式，壹種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傳統。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麽，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民主政治改革成為禍國殃民的代名詞。
當前中國大陸與臺灣在民主政治發展中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形態。大陸試圖在憲法體制下，借助於執政黨的力量，不斷地更換執政團隊，吐故納新，鞏固執政黨的利益基礎。但現在看來，這樣的改革的百弊叢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礎的情況下，“城頭變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選民的反感，而不會給執政黨帶來實際收益。在傳統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們只註意行政首長的所作所為。行政首長要想樹立自己的威信，必須親自組閣，並且對自己的閣僚負責。可是，由於大陸實行所謂的公開選拔制度，行政首長的權力被上壹級行政機關所取代，行政首長很難對執政團隊的行為負責，這就出現了行政首長形式上享有行政權力，但卻沒有實質權力的尷尬局面。所以，公開選拔幹部，非但不能組成精幹的團隊，反而出現了權責不明的現象。壹旦出現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或者突發事件，行政官僚體制運轉不靈的現象，就會直接暴露出來。現在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分子加入執政團隊，可是，在執政團隊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會越低。
其次，從改革的策略和價值取向上來看，執政黨試圖通過吸收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執政團隊，以此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這樣壹來，卻顛覆了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公務員制度，使得壹大批公務員正常的職務變動受到影響。這場改革非但不能提高執政效率，反而會挫傷公務員的積極性，使得相當多的公務員在正常的體制之外，尋找終南捷徑。/index.html
第三，由於沒有實行廣泛的總辭職制度，在執政團隊內部積累了大量的公務員。執政黨壹次次進行精簡改革，然而，改革的結果卻是公務員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在公務員隊伍無法分流的情況下，執政黨將壹些國家設立的事業單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乃至大型國有企業行政化，並且把這些單位的崗位作為公務員的犒賞，而這樣壹來，就使得許多企事業單位越來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體制下，這個社會逐漸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結構。
第四，由於沒有定期的選舉制度，所以，在公務員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內部人控制”現象，集體腐敗或者體制腐敗幾乎成為中國大陸的常態。只要進入公務員體制內部，那麽，就可以分享腐敗的成果。如果公務員試圖脫離這個體制，保護選民的利益，那麽，就會成為眾矢之的。那些離經叛道的公務員，要麽會失去黨內的職務，要麽會被繩之以法。執法機關的選擇性執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懾的作用，反而給公務員以明顯的心理暗示：只要在公務員內部循規蹈矩，跟隨上級首長亦步亦趨，那麽，就可以坐享其成；反過來，如果試圖顛覆現有的腐敗體制，那麽，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會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事實上，韓國和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最大的成果，不在於建立了民主政治體制，而在於定期選舉之後，執政黨會千方百計地清算在野黨的各種貪汙腐敗行為。由於實行周期性的選舉，被清算的在野黨也有可能在下次選舉中，重新上臺執政。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也為了取得清算政治對手的機會，政客們會千方百計地打扮自己，重新贏得大選。
所以，不要被壹些政治家華麗的政治言詞所迷惑。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亞州地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政治更像是壹種集體分贓的活動。在絕大多數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時候，掌握政權就意味著取得了資源的支配權。正是在這種利益的誘惑下，才會有人前仆後繼，爭取攀登上政治舞臺。
透徹的分析亞洲國家的政治生態，會令人產生悲觀情緒。筆者看來，私有化條件下的民主政治與公有制條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壹種純粹的管理社會事務的民主政治；而公有制條件下的民主政治則是壹種財產分配為主導的民主政治。在公有制條件下，或者在資源被少數族群所控制的條件下，民主政治選舉就是壹種典型的政治掠奪。過分誇大民主政治選舉的功能，或者被某些少數政治人物的清廉形象所迷惑，從而對亞洲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十分幼稚的表現，那麽就是別有企圖。
在有關憲政改革的討論中，曾經有學者指出，建立國家的目的不是為了分配公民的財產，建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或者憲法就是要為公民創造財富提供機會。所以憲法過去不能、現在不能、將來也不能規定財產制度，壹個國家的財產制度應當由民法或者財產法加以規定。這種憲法觀念，是壹種來自於社會啟蒙思想家的傳統社會契約思想。這種觀念把國家看作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政治體制或者社會結構，而事實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是壹個巨大的資產，誰掌握了國家這個資產，誰就擁有財富的分配權或者支配權。正因為如此，國家的憲法必須對財富的分配作出原則規定，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少數人利用政黨之間的相互競爭，不斷地占有國家的財富；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國家權力，掠奪或者侵吞公民的個人財產權。
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是憲法的壹項重要功能。假如憲法不能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或者憲法不能有效地約束行政機關的權力，那麽，定期選舉制度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充滿銅臭味的交易制度。事實證明，亞洲許多國家的政治選舉，更像是壹場實實在在的權錢交易。政治家要想獲得選票，必須支付金錢；而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錢，必須獲得充足的選票，取得執政地位。
走出這種權錢交易的歷史怪圈，並不容易。在這樣壹場政治交易中，參與者都有可能獲取財富，但是反對者卻永遠失去分配財富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麽在亞洲實行多黨制的國家，腐敗現象絲毫沒有減少，反而有不斷增多趨勢的原因。新加坡是亞洲非常特殊的城邦國家，在這樣壹個彈丸小國，執政黨通過高效率的運作，獲取了大量的財富，並且將其中的部分直接變成生活資料，在公***產品供給方面，滿足新加坡人的基本要求。正是這種生活資料的“公有制”，使得這個國家的執政者才能長期穩定執政。壹些反對黨試圖破壞這種政治體制，結果他們輕則失去生活資料，重則被投進監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壹個殖民地轉換而成的特殊政治地區。在這個地區實行官僚統治，但是，官僚體制在經濟發展方面無所作為，除了掌握土地拍賣權之外，行政當局幾乎在經濟領域不發生任何作用，正因為如此，在這個地區才會形成相對清廉的政治風氣，貪汙腐敗現象才會相對較少。
所以，我們在設計中國民主政治改革路線圖的時候，壹定不要沈醉在業已形成的政治體制框架之中，試圖通過照抄照搬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結構或者法律制度，改造中國的政治體制。在中國這樣壹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所謂民主政治，從微觀上來看就是實行壹人壹票，但從宏觀上來分析，必須建立徹底剝離財產屬性的社區自治制度，並且通過社區代表公開選舉產生國家政權機構，否則，壹人壹票的政治選舉很可能會出現周期性的社會災難。民主政治是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外在制度，而財產權利則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只有優先確認公民的財產權利，才能出現真正的民主政治體制。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只能在生產力發達階段才能實現，而是說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把保護財產權利的法律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只有在充分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基礎上，才能討論民主政治的發展問題。通俗地說過，不管哪壹個政黨上臺執政，都不能隨意剝奪公民的財產權利，到那個時候，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現代民主政治。
當前在中國大陸，新左派的壹些代表人物主張大政府，試圖通過擴大政府的權力，確保整個社會資源公平分配；而壹些極右派的代表人物則主張實行三權分立，通過實行聯邦制改革，在每壹個聯邦主體內部實行三權分立，最終建立類似於美國的國家政權體制。在我看來，新左派對政府權力過大所造成的危害，缺乏歷史性的反思；而極右派的代表人物所主張的三權分立，無非是以中國的解體為最終目標，除了帶來持續動亂之外，不可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福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走自己的路，這既是歷史的教訓，也是中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總結。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註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必須註意技術上的改革與觀念上的改革，不能用技術上的改革代替觀念上的革新。三權分立、公開選舉都是技術上的改革，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沒有進行觀念變革之前，筆者可以大膽直言，這些改革都可能會原地踏步。道理非常簡單，執政黨在掌握了國家資源之後，培養了壹大批官僚人員，這些人可能比某些理論家們更了解中國的政治生態，所以，實行公開選舉之後，他們可以挾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所有的政治選舉戰場。當年蘇聯解體之後，許多人誤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掌握政權，但是壹夜醒來，他們才赫然發現，國家發生了變化，但是掌握國家政權的仍然是蘇聯***產黨的傳統官僚隊伍。這說明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觀念變革開始，如果沒有觀念上的改變，那麽，公開選舉很可能會換湯不換藥。
其次，必須註意社會知識階層的政治立場。在民主政治發展時期，社會知識階層會不斷發生變化，以前那些站在官僚體制外部，高舉批判旗幟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會由於政治利益的誘惑，而放棄自己的立場，從而走進體制內部，扮演幫兇的角色。現在大陸高校的壹些知識分子，越來越習慣於從事政治投機活動，他們主動放棄自己批判的工具，在體制內部擔任壹官半職，從而享受更多的社會福利。這種政治立場決定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不能依靠知識階層，而只能從富裕起來的企業家或者廣大的小資產者那裏發現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原動力。中國知識分子搖擺不定的立場和近代以來經常呈現的投機心態，決定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很難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少數知識分子被招降納叛之後，轉過頭來對昔日的戰友反戈壹擊，這既是發生在中國的活生生現實，同時也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的政治常態。知識分子永遠都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不可能在社會政治變革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概括起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最早覺醒的階層，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團體。中國的知識分子試圖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覺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容易落入到歷史的窠臼，要麽重蹈覆轍；要麽拾人牙慧，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的宣傳員。在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或者社會資源絕大多數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區，民主政治的發展必須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須逐漸剝離政治選舉中的財產收益，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的存量資產和公民的財產權利，只有這樣，中國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亞洲民主政治的歷史輪回，徹底洗刷清算與報復所留下的斑斑血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