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武士的產生是在平安時代，九世紀中期開始，壹些地方領主開始建立保衛自己的私人武裝，並利用其擴張勢力。這種武裝逐漸成熟為壹種制度化的專業軍事組織，其基礎是宗族和主從關系。到了十世紀，朝廷無力鎮壓地方勢力的叛亂，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進壹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認，成為日本的特權統治階級。
有歷史學家認為，中國的朝代衰落原因中壹個很重要的就是文臣和武將之間的長期沖突，雙方互相排斥貶低，造成了嚴重的內耗。而日本則似乎不存在這種情況，作為職業軍人的武士也是和平時期的行政管理者。武士因此被要求學習文化，懂得欣賞藝術，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要附庸風雅。
直到明治維新，武士都是統治日本社會的支配力量，而他們從體制、職能上看，更類似西方的封建領主和騎士，與壹般的亞洲國家存在差異。這種情況在明治維新後改變，1871年是最重要的壹年，6月，平民被準許騎馬，9月，武士被允許“散發”、“廢刀”，10月，準許武士和平民通婚。當時據統計(1972年)，日本有士族425872人，加上家屬合計1941286人，他們每年領取的俸祿消耗了日本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壹。明治政府采取了漸進的手段，以發行債券或贖買等方式逐漸取消俸祿，消滅了武士階級。壹部分高級武士在這壹過程中獲得爵位，成為僅次於皇族的華族，但隨著二戰的戰敗，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華族階層也成為了歷史。
今天，有些日本人還記著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並不具備任何實質意義。在筆者住所附近，壹戶住宅的門口立著“幕末劍士某某習武之地”的石碑，那只是壹個歷史的遺跡。然而，武士的思想遺產，比如武士道，仍舊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活
武士制度的完備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個日本社會的統治階級由以將軍、大名為代表的高級武士到最低級的足輕(步卒)低級武士組成，而從豐臣秀吉的時代起，就實行了兵農分離制度。武士完全脫離了生產。不過，武士之間的生活水準是相差極大的，即便同為藩主大名，在長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
占武士大多數的是中下級小人物，他們如果不能依靠壹位有錢有勢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窮困中勉強維持。在江戶時代的壹個笑話說：“小武士的家裏除了被子和鍋，還有壹塊大石頭，因為當他感到冷的時候，可以舉石頭取暖。”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開革，或是主公的財政困難必須削減人手，低級武士們就只能成為浪人，有的便去為黑社會之類的勢力作打手，成為“用心棒”。雖然現代日語中的“浪人”指的是未考上合適高校的學生，但在那個時代，浪人是日本社會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為了避免國內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認或慫恿浪人的對外武裝侵略。浪人對於對外戰爭則充滿野心，鄭成功為反清復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雖然拒絕，但下面浪人紛紛請戰。在反映清末民初的影視作品中，日本浪人在中國各地流竄，正是明治維新改革等級制度的結果。
在《黃昏的清兵衛》中，下級武士清兵衛在吃飯時還要用飯團把湯碗擦壹遍，顯示出了生活的貧困。《最後的武士》導演愛德華·茲維克稱他最愛讀“維新三傑”之壹西鄉隆盛的傳記，西鄉出身倒數第二級的下層武士，年輕時為了貼補家用就要
去做抄寫的零工。他的故鄉薩摩是日本著名強藩，70萬人口中武士家族占了20多萬，財政壹直緊張。這些底層武士的生活在日本國門被打開之後，窮困潦倒的情況加劇，終於成為維新的主力軍。在維新之後，壹部分上層武士轉化為資產階級或政府官僚，而下層武士日趨沒落，還制造了壹系列暴亂，連西鄉也卷入其中。因此，日本在近代化進程初見成效後，立即展開了對外擴張。
值得壹提的是，生活中的下級武士很多人沒錢討老婆，而他們的軍事體制和男權傳統文化又使得解決眾多武士的性問題成為社會性癥結。於是，宣揚儒學的幕府卻繞開了壹些儒家提倡的家庭倫理，特別是女性的貞操觀念。直到山本五十六那壹代乃至今天，武士(男人)在色情場所和藝妓(妓女)的鬼混也受到了默認，甚至是妻子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