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拿歷史說事，畢竟有種時間的模糊性在裏面，將批判和諷刺建立於記憶和檔案之上，真相的不可接近使得“反動”二字不容易往作者身上扣。然而，《秋菊打官司》卻很明確地揪住電影拍攝之際的時事，拿當時最具爭議的，標識民主進程質變性的《行政法》說事，借“民告官”這壹存在了幾千年的民權笑話，革了“衣食父母”的命，以歡欣迎接的姿態給予這部重磅法律以回應。這其實已經夠了，不是任何壹位導演都有這種膽識和責任感。
但是，真正的好戲不是說“民告官”。
在秋菊不斷上訪，不斷地進行權利上溯的同時，她與她的“戰爭”對象，真正的訴訟被告“村長”之間卻總夾雜著壹層基於鄉裏、鄰裏、村帶性和人情世故的交往關系。村長不斷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斷地給秋菊找難堪，甚至辱罵，但他從未阻止過秋菊的上訪，從未通過行賄等手段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訴後能夠減輕處罰和賠償。秋菊和丈夫壹直尊重地叫他村長，交涉與辯解的過程中有時還表現出與村長之間的親近感。但雙方在“道不道歉”的問題上卻壹直僵持著，擺道理的時候來的是硬碰硬。火藥味十足。他們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態度自由轉換於“融洽”與“對峙”兩種關系間，這場“戰爭”顯得敵對意識模糊，敵我關系另類。
導致這種認知分裂的其實就是司空見慣的“人情和面子”。在中國的文化要義裏，“人情和面子”居於核心，日常人際的運作和利益的計較都嵌入在“人情和面子”所營造的關系中。中國人的“人倫傾向”在農村地區是保留得最為完整的，它是反觀民族精神和國家氣質的最佳切入點。因為要面子，所以村長明知自己有錯但拒不道歉；因為講人情，所以秋菊的據理力爭顯得薄弱無力。
表面上，秋菊對“權利”二字有著超越壹般村民的主體意識，但更多的，秋菊只是壹種從人格尊嚴出發，目的僅僅是為了出壹口氣，她對權利的理解止於“天理不容”，而不是法制化的。電影中，支持“民告官”的《行政法》剛剛頒布，制度層面的東西已經初步到位了，但是，在封建的幾千年以及集體主義的幾十年中，已經被磨去棱角，只懂得順從和皈依的普通農村百姓能明白這“法”到底管啥用嗎？很顯然，不能。《行政法》打擊“權利迫害”只有文字上的精準，而不具備現實意義的針對。該拿武器的人不知道拿，這槍桿子硬得起來嗎？
秋菊最終在半推半就中進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規定，市公安局應該首先成為被告，作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長應該出庭候審。這可難壞秋菊了，或者說這可嚇壞秋菊了。在整個上訴過程中，公安局長扮演的是好人角色，壹直在幫助她，甚至還用小轎車載了秋菊壹程（這在當時的農村人看來可是壹個了不起的榮譽）。然而現在，公安局長卻首當其沖要成為挨板子的對象，這完全超出了秋菊對整個事件的理解範疇，成了秋菊遭遇的壹次奇幻。她喃喃地說：“我告的是村長，不是局長，局長出庭，我就是不去。”這是壹位農婦最真實的心聲，對於保守的國人來說，道理就該如此，對於壹個需要被喚醒的民族來說，這顯得太無奈。
影片快結尾，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難產，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無策，只好想辦法送縣城醫院。當時正值大年30除夕夜，鄉裏人都上鄰村看戲去了，這送人去縣城全得靠人手擡腳趕路，可哪裏去找幫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邏輯，正好沒去看戲的村長絕不會成為秋菊壹家的請求對象，但我們看到，當事者是毫不猶豫地決定去懇求村長，借助村長權威再拉上幾個人壹起完成這趟差事。當然村長這邊也有戲碼，先是用不太好聽的話諷刺了秋菊壹家，但緊接著他就騎著自行車頂著寒風去鄰村找人了。這樣的村長是真實的，有牢騷，但卻並不鐵石心腸；有記怨，但仍按人情辦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滿月擺酒設宴，大夥都已經入席，卻遲遲不見村長，他可是秋菊壹家請了很多次才答應前來的。村長的妻子說：“他還在家裏洗臉刮胡子呢，像過節壹樣。”村長的這壹行為細節充分說明了他對孩子滿月的重視，對秋菊壹家宴請的尊重，同時他也想借此機會能夠平復兩家的爭鬥。大家都在靜候村長的到來，最戲劇化的壹個幕出現了：村長還未出門，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傷害罪抓上警車，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聽聞慌張失神，飛也似地沖向村長家。但聞著警笛聲，望著空曠的馬路，她只剩下壹臉茫然：“我只是要個說法，沒有說要讓公安局抓人啊？”
至此，好戲的上演終告落幕。《秋菊打官司》是激進的，但激進不是它的目的，它比政治意味更深入了壹層，進入到了民族文化的要義之中，這就不僅僅是在回應和考量時代，而是在反觀和拷問歷史。真正的好戲就在這裏面，人情、面子、權利、權力四者的糾纏不清才是90年代乃至當前最具普遍性的社會戲碼。國家上層很可喜地具備壹定的法制先導，但民間的接受卻存在巨大的文化墮距，公民的建構所面對的障礙既來自體制又來自還未成形的公民自身。這是制度與文化的矛盾，也是壹個民族自身的悲劇性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