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的底蘊是生命情調。政客與藝術家是兩種偏材，更是兩種不同的生命狀態，而且是兩種水火不相容的生命狀態，如果彼此越俎代庖，對兩種生命都是悲劇，甚至會引發出社會歷史的悲劇。
什麽是成功的政治?其實只有壹個評價標準，說白了。只要在當時取得了成功，就是成功的政治。歷史原本就是以成敗論英雄的，道理很簡單，歷史是由壹段壹段的成功而創造出來的。因此，評價搞政治的人往往也十分簡單：成功者是政治家，失敗的就是政客。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並不完全是胡說八道。但搞藝術的人就不壹樣，藝術並不將就當下的成功，甚至當時的成功往往在壹定程度上標誌著某種藝術的膚淺，真正的藝術價值是需要歷史檢驗的。眾所周知，藝術如果依附政治，就極容易取得所謂的“成功”，但這種曇花壹現的“成功”正是速朽的根源。因此，藝術家也是壹樣，決不可以當下的成敗來論英雄，真正的藝術家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顯然，政客與藝術家是兩種不能混淆的生命狀態。
然而，由於中國特定的國情，某些屬於藝術偏材的人卻被命運捉弄，偏偏被迫去搞政治，結果就弄出許多笑話、佳話，更多的還是悲情與悲劇。
我們只知道對封建皇帝破口大罵，其實，有許多被命運推上皇位的人，卻不願做皇帝，他們寧願做壹個藝術家，甚至做壹個自由的普通人。
中國的絕大多數皇帝都是因血緣的“天命”關系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就他們個人的秉賦素質來講，卻不壹定適合當皇帝。因此。他們不是經過自然淘汰出來的，質量也就失去了保證。中國的歷史機制就這樣壹批又壹批地造就了無數的昏君。
但這樣的機制卻有可能造就皇帝藝術家，藝術家跟天生秉賦有很大的關系，當不了壹個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條件下，很可能成為壹個藝術家，中國的皇帝藝術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晉南北朝最後壹位皇帝陳後主，就是壹位天生的音樂家，他創作的《玉樹》、《後庭花》在當時是極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詩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人竟至把陳後主的歌曲當作了亡國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個做皇帝的料，而是壹個天才的畫家。在他的開創和影響之下，宮廷畫院形成了中國畫史上獨樹壹幟的既忠實於細節又強調畫境詩意的風格流派，其名作《聽琴圖》有很深的藝術造詣。在個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藝術家的氣質”，他竟然出外遊逛，尋獵“野趣”，與當時的名妓李師師打得火熱，把三千後宮佳麗壹概拋在腦後。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皇帝藝術家很多，如漢成帝、梁元帝、隋煬帝、宋寧宗等均是。
但必須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寫出“東臨碣石，以觀蒼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漢高祖劉邦寫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藝術家的，因為他們寫如此詩篇的出發點不在於藝術，而是為了抒發他們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他們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
皇帝藝術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藝術，肯定無暇顧及政治，其政治只會越來越腐敗，皇帝藝術家逐漸蛻變成壹個昏君，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實，這還是淺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是壹種理性行為，藝術是壹種感性的表達。壹個完全沈浸在感性當中的人，在常人看來，尚且像瘋魔，更不用說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讓壹個渾身上下散發著藝術氣息的人坐在朝堂上，壹板壹眼地做那些需要冰冷的理性來處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壞，不會做好的，中國歷史上的壹部分昏君就是由此產生的。
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壹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壹個第壹流的詞人，對中國詞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只能使他的國家壹天天地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打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飲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只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只有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他的亡國經歷，從而使他成為壹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惟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的都城的時候，李後主有壹首詞寫道：“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麽做，而是去頌聽教坊樂手演奏的《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彩女尋歡作樂了。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壹位偉人在勸誡壹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妨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世上是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的；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客多是戴著王冠的強盜，藝術家才是真正的無冕之王。然而，人看眼前三寸，誰能顧得長遠?唯知興亡成敗，怎管身後是非。不過，只要考慮上面的道理，大概也就應該算是藝術家或是書生了。
才能絕不僅僅是才能，才能的底蘊是生命情調。生命情調主要源白天賦秉性，後天的境遇是很難移易的。人無生而貴賤，但貴賤其實早就選擇了人。說道此處，才知上面的道理都錯了。原來，真正的政治家在生命的底蘊處與真正的藝術家是相通的。難道，懷著詩意的文化理想去處理政治，不正是我們的理想政治嗎?正是唐堯禹舜式的理想凝聚了我們的民族，使之歷經磨難而不摧折，生生不息地發展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