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父》是漁父與孔子（及其弟子）的對話，《楚辭
漁父》是漁父與屈原的對話；再次，兩篇作品中展示的漁父其人及其話語，雖不相同，卻仔細辨別，可以隱隱感覺兩個漁父之間有著壹定的內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類同。
這就引發了我們對這兩篇作品的作者、創作時間、漁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較、探討和分析，似乎迄今為止，學界尚無人對此作過論述或發表過見解。
先說兩篇作品的作者和創作年代。《莊子 漁父》屬於《莊子》的雜篇之壹，《莊子》壹書按《漢書
藝文誌》載錄是五十二篇，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子，***三十三篇，此系依據晉代郭象《莊子註》的本子，其中包括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三個部分。壹般學者認為，內篇系莊子本人所撰，外、雜篇多數為莊子所撰，少數為其弟子所撰，個別篇系後人偽托；也有學者認為，內、外、雜篇絕大多數系莊子本人所撰，少數為其弟子所撰或後人偽托，這個問題至今未有定論。但《漁父》篇在司馬遷《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中有明確記載，說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且《呂氏春秋》所載內容涉及《莊子》的也有《漁父》篇。可見，《漁父》篇為莊子所撰基本不誤。《莊子》壹書的產生年代應該在戰國時期（成書年代最遲不會晚於西漢初年），這似乎已是學界的公認了。《楚辭
漁父》按《漢書
藝文誌》和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認為是戰國時代作品，作者為屈原，王逸說：“《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以敘其辭以相傳焉。”對此，後世代表性楚辭學者（如朱熹
、洪興祖、王夫之、蔣驥等）均無異議。有學者根據《漁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稱出現並自稱，認為不符合古人創作習慣而懷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對此，南宋洪興祖《楚辭補註》謂：“《蔔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認為篇中之問答並非實錄，而是作者有意借問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蔣驥《山帶閣註楚辭》也謂：“漁父有無弗可知，而江潭滄浪，其所經歷，蓋可想見矣。”應該說，這些判斷是符合作品實際的。由此可知，《莊子
漁父》和《楚辭
漁父》都創作並問世於先秦時代的戰國時期，前者出於莊子（或其弟子）之手，後者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說，兩篇《漁父》不是同壹個作者所寫，這應該沒有疑問。
那末，為何會出現兩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會否是屈原讀到《莊子
漁父》後產生創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寫下同題作品，而其意則別有所寄——藉漁父形象作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襯或對照，而其篇中之漁父又與《莊子》漁父之處世理念同中有異？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壹，莊子其人據《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雖出生於蒙地（亦稱蒙縣），但他壹生中曾多次到過楚地或曾居住生活於南方地域（由《莊子》壹書所寫內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風情影響，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風格，這是屈原可能認同或接受其影響的前提因素。
其二，《莊子》和《楚辭》在文學風格上都表現了極度的浪漫主義，劉師培認為兩者在“敘事紀遊，遺塵超物，荒唐譎怪”方面極為類似（《南北文學不同論》），魯迅說它們兩者都是“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摩羅詩力說》），這也就是說，由兩部作品的藝術風格可以透出，屈原和莊子在審美心態上有著不約而同的契合之處。
其三，莊子和屈原與老子都有壹定的關系。作為道家人物，莊子的思想中顯然受過老子的影響（後代將老子和莊子***同作為道家思想的創始者），司馬遷的《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對莊子與老子的關系載曰：莊子“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可見，《莊子
漁父》的本旨是要闡明老子的思想學術。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顯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跡，《離騷》《惜誦》《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跡，《遠遊》篇更是道家思想濃厚，屈原作品與《老子》壹樣，都是楚人創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書楚語”，多用“兮”字，而其中兩者在韻部上居然有極多相合處，尤為令人驚訝的是，屈原《漁父》篇的“舉世皆濁吾獨清，眾人皆醉吾獨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語，居然極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寫：“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淡兮其若海，飂兮其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妳能說屈原作品沒不曾受《老子》影響、沒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兩人的生活年代，幾乎是同時代而略有先後——莊子約在戰國中期，與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見《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所載），屈原則在戰國中晚期，與楚懷王、楚頃襄王同時（見《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所載）。具體來說，莊子生卒年大約在公元前370年前後至公元前280年前後，而屈原的生活年代壹般認為大約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說，屈原大約比莊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這應該是他能看到莊子作品的可能條件——時間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處於南方楚地），當然，這裏還有個作品傳播的可能性問題，從當時來說，人們的文字傳播工具是竹簡或帛書，地域相近，能夠傳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較大。
其五，正是由於上述幾點，壹定程度上決定了屈原能夠具備濡染莊子思想或受莊子作品影響的可能條件。如若我們有興趣對照壹下《莊子》和屈原詩歌，會發現它們兩者之間不光藝術表現風格相似，且還有不少句式或語詞上的相同或類似，而這又是判斷兩者之間可能發生關系的依據之壹。試看：《九歌》有“乘清氣兮禦陰陽”，《莊子》有“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涉江》有“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莊子》有“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悲回風》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莊子》有“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莊子》有“昔者十日升出，萬物皆照。”《遠遊》有“道可受兮，不可傳。”《莊子》有“道可傳而不可受。”類似的例子還可找出不少。
其六，《莊子
漁父》中漁父的形象，是在與孔子及其弟子對話中顯現的（以與孔子對話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於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謂批判孔子）——說孔子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說他提倡仁義、禮樂、忠信、倫理思想，乃是“苦心勞形，以危其真”，主張應該提倡道家的“法天貴真”、返歸自然。孔子弟子對漁父所言並不十分理解，但孔子聞其言後非常明白，他幸運地感到自己遇上了聖人，聽到了聖人壹番讓人茅塞頓開的說教——這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漁父那已被人們（尤其包括孔子）所認可甚至崇拜的對社會與人生的認識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將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這位漁父在《莊子
漁父》中所說的內容本身，而是由其這番說教在《莊子
漁父》中所鑄就的與孔子鮮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來反襯屈原自己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高大偉岸的品質和形象。有人以為，屈原在流放過程中真有遇見漁父並發生對話的經歷，此篇《漁父》乃此次真實經歷的實錄，筆者以為這不僅與屈原詩歌的整體浪漫想象創作風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說屈原的《漁父》篇乃虛實相結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觀實際——其表現形式是借鑒虛擬，其思想內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兩篇《漁父》作品的整個構思及其過程描寫，雖說不盡相同，卻在框架結構上顯然可辨異中之同——都由漁父和主人公的偶遇開場，又都由對話結束漁夫離去告終，中間正文都是漁父與主人公的對話（皆為作品的核心主體），體現了作者的創作主旨。先看兩個漁父的出場。《莊子
漁父》中的漁父是在船上聽聞岸上“緇帷之林”畔（杏壇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於“奏曲未半”之際下船，“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於曲終之時招讀書之人（孔子弟子）發問：“彼何為者也？”於是引出了孔子，並進而由漁父對孔子的直言評論，引發了孔子的敬意和興味，而後有了孔子與漁父的主體對話。《楚辭
漁父》中的漁父出場，相對簡單些，沒有引渡人物，單刀直入，兩位主人公直接出場——屈原“遊於江潭，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於是引出了兩人的主體對話。也就是說，從兩個漁父的出場來說，兩篇《漁父》似異實同：都在水邊澤畔——前者是漁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澤岸也），後者則在江潭之澤畔漁父直接遇見屈原；都是作簡單背景交待後，開始漁父與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體對話。再看兩個漁父的退場。《莊子
漁父》近結尾，孔子壹再表示自己對漁父壹番說教的感激與欽佩，漁父則希望孔子自勉，而後“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漁父離去後，孔子“待水波定，不聞挐音而後敢乘。”隨後對自己的弟子又發表了壹通欽敬漁父的感慨，並斥責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辭
漁父》則是漁父與屈原對話畢，漁父發現自己說服不了屈原，便“莞爾而笑，鼓枻而去。”唱著“滄浪歌”，“遂去，不復與言。”兩個結尾都極有意味，卻又是鮮明的對照，其表現形式可謂異中有同——都在對話結束後漁夫駕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猶未盡的余味。可以說，兩篇作品***同顯示了過程的有始有終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兩個漁父的人物設計，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對話的主人公，並能就他們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見解。《莊子》漁父聞曲而招呼，詢問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後發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為何人（故詢問孔子弟子），實際上卻在孔子面前故意擺出超乎世人的聖人姿態，指責、教訓、開導孔子；《楚辭》漁父在澤畔巧遇屈原，雖然其時的屈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卻能立即辨認出來，謂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可見他不僅認識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與地位，在驚訝屈原的現實境遇後，很自然地發表了壹通自己的人生處世哲學，以勸導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兩篇作品的主體部分，即漁父與兩位主人公的分別對話：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場，而後過渡到正文——漁父與孔子的對話，且以漁父為主；後者直接是漁父與屈原相遇後的對話，兩人各述己見。兩個對話，雖篇幅有長短之別，卻分別表現了兩個漁父同中有異的人生觀與處世哲學觀，由此凸現了兩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處世哲學與人生哲理，給讀者留下了深長的意味。具體地看，《莊子
漁父》中漁父闡發的內容，既針對孔子而言，實際也是道家學說的展示，莊子的學說本歸於老子，《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答話，孔子聽後對弟子感慨，說自己見到老子猶如見到了乘風雲而上天的龍，這與《莊子
漁父》所載內容幾乎是異曲同工——孔子弟子聞聽漁父之言，轉告孔子，孔子對弟子發感慨，說這是遇上了聖人，隨即追問於漁父，聆聽了漁父壹番宏論教誨。從漁父對待孔子的倨傲之態和頗帶鄙夷的言辭說教，我們可以看到，莊子這篇《漁父》不只借漁父之口表達了道家“法天貴真”的思想，且對儒家的仁義忠孝觀念和禮樂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漁夫的這壹形象，某種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這是莊子有意設計的人物。與此相對應，《楚辭
漁父》中的漁父，是個避世隱身者，他信奉並宣揚“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決其泥而揚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後，提出了應該識時務、明世理、“與世推移”的主張，認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這個主張，這個形象，與《莊子》的漁父實在有著相類之處，《莊子》漁父對孔子說“人有畏影惡疾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兩位漁父的勸戒，是否有點異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筆者以為，大約正是因為如此，屈原才會將《莊子》的漁父用來作為自身形象的陪襯，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從而顯示壹位潔身自好、高風亮節者的偉岸形象。朱熹說得不錯：“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楚辭集註》）其實這個漁父乃是壹個君子有道行其誌、無道全己身、道異則不相與謀的人物，他在勸導屈原不成功後離去時所唱的“滄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說，滄浪之水清的時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遷之時——應該在此時抓緊時機修飾冠纓而赴仕，滄浪之水濁的時候，乃亂世昏暗之時，士人應該適時地隱遁而去，不應猶豫滯留，強作姿態而自討苦吃。漁父其實是說了壹個在他本人和當時壹般人看來清楚不過的道理，但可惜屈原並不聽從。屈原寫這篇《漁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進壹步突出自己為理想抱負的實現而矢誌不渝的堅定意誌，如果他信從了漁父的哲學，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這篇《漁父》作品了。這裏，順便應該提及，唐人成玄英《莊子疏》認為，《莊子》中的漁父是越國人範蠡：“漁父，越相範蠡也，輔佐越王勾踐，平吳事迄，乃乘扁舟，遊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這絕對是臆測之見，範蠡的生活年代在吳越之爭時代，吳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吳王敗亡後，範蠡還生活了多年，那也無論如何不會超過100年，須知，莊子的生年約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約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說，範蠡和莊子、屈原決不可能生活於同壹時期，怎麼可能莊子時代的漁父是範蠡，且他又與屈原相逢呢？這不成了生造的歷史笑話？！不過，成玄英的這壹誤斷，倒是讓我們由《莊子
漁父》想到了《楚辭 漁父》，因為他由註釋《莊子》的“漁父”而提及了屈原。
綜合上述分析和闡述，我們應該可以初步得出判斷：屈原的《漁父》很可能是壹篇受《莊子 漁父》啟發而有意創作的作品，他借用了《莊子
漁父》中漁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結構和漁父與主人公的對話形式，變換了其主要內容，改變了主題內涵，藉此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達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務，從而完成了壹篇與《莊子
漁父》同題卻內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國詩歌史和文學史上為屈原詩歌創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豐滿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