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規定是社會道德規範的最低底線。
法官在做判決的時候肯定會加入個人的主觀因素，只要他是個人就會講求人情味，很多法律只規定了壹個判決的範圍，需要運用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做出最終的判決。
“許霆案”就是壹個很好的例子，他利用銀行ATM機出錯取了十幾萬，壹審判了他無期徒刑，二審只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這個就是根據實際情節量刑過重，法律講求人情味的典型案例。
擴展資料：
法院改判，許霆由無期徒刑減到五年徒刑，減刑幅度很大，但大多數人仍不認可這個結果。
面對這樣的反饋，如果說“司法和民意、輿論都沒勝利”，是有壹定道理的。尤其在司法方面，做出來的判決而不被主流民意承認，總會有點不尷不尬的意味，昭示著司法與社會存在著某種嚴重的分歧或“撕裂”狀態。
而從另壹個角度看，這個案件似乎已經產生了“多贏”的實效。許霆個人和家庭不再面臨隨“酷刑”而來的悲愴境遇；司法面對輿論的洶湧沖擊大步“後撤”，也贏得了“正視民意”、“表現出人性化”和“靈活性”等正面肯定之辭；
還有另外的類似案件，已被重判的服刑人可能因此案的“類推”而獲益；因“技術故障”而涉案的後來者，將從此案後免遭滅頂之災。如果以“無罪訴求”不被法庭接受論，民意的確沒獲大勝，但承認面對司法民意有所小勝，這壹點還是客觀的。
所謂的“勝敗”都是相對的，討論“誰勝誰敗”的意義並不大。民意、媒體和司法、法律在“博弈”，這個博弈過程的產生和發展才具有重要價值。
曾有壹種聲音這樣教訓媒體和民眾：輿論不得“幹預司法”；“司法不應屈從民意”….而如今，許霆案的議論者告訴全體國民：國民就該“教訓”司法，司法與法律最值得大家來教訓。
這是壹個重要的啟迪。不被國民教訓的司法和立法，即不屬於國民所有；罔顧民意民智的法律，害怕輿論的法庭，那算什麽東西。如果國民只有被司法整治、教訓的份兒，它只是強加於國民之身的破爛而已。
今後，“事外人”必得更積極地通過媒體和各種輿論渠道去“幹預司法”，這種幹預將逐步使司法擺脫和避免“私法”的性質而成為屬於國民的“公法”。
許霆是網絡時代的幸運兒。此案放在前些年，被這樣多的人關註、研究、議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也算是壹種另類的“司法獨立”，即無所顧忌地草菅人命、濫施酷刑而不被大眾了解和批評。
技術進步的確在改良我們的社會生活，改變了許多人的厄運---如果國家有意識地發揮現有技術運用於民主與法治，我們將聆聽更多更強的福音。
更有壹種不曾挖掘的深層含義：國民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並空前活潑靈動。當年壹個“國家利益”大詞就能令社會全體噤若寒蟬的情況，壹去不復返了。
現在的人們，當聽到“國家”、“國家機構”、“國家法律”、“國家財產”等強勢話語時，不再立馬就像遭了霜的茄子，他們立刻就聯想到可以和強勢話語“分庭抗禮”的理由，將重要概念涉及的事物放倒新標的天平上度量壹番。
在和“國家”、“財產”相對的那壹端，他們擺上的是生命、自由、和社會正義。從悄然無息到民意洶湧，到重新度量，壹種稱得起“革命”的狀況發生了。
不僅如此，中國公眾還在“議案”中還表現出了理性與精致。道德提醒與道德譴責---民事糾紛與民事責任---刑法應用與刑法面前平等，“主流民意”竟然對此認定的層次分明、井然有序。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