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儀是黃埔軍校壹期的所謂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壹，曾是蔣介石的紅人。早在30年代蔣在江西“剿***”時期，鄧即任蔣的主任侍從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蔣見面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之大，炙手可熱。蔣介石的侍衛張毓中也說：“當時的鄧文儀先生，寵信之專，權勢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機場、車站和重要場合中，看到黨政軍要員見到他，無不畢恭畢敬，行禮問候。”
據特務處幹部李邦勛回憶說：“原鄧文儀掌握的南昌行營調查課，也是蔣介石的特務組織之壹，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總部(中統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務處是鼎足而立，分道揚鑣進行反***反人民罪惡活動的，其分支機構亦遍布全國各都市。因為l934年7月南昌飛機場飛機被火焚毀，蔣介石以鄧文儀不能徹查據實報告，認為對他不忠，即於同年8月撤掉他的調查課課長職務，交由戴笠接替。”
張毓中則說：“據我們所知，領袖在秘密地準備對日抵抗，正設法增強軍力，尤其是空軍軍力，故命曾在德國留學深造、受德國統帥興登堡將軍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長，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對我不利，都采偽裝或掩護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這次起火，事出蹊蹺，領袖懷疑是日本間諜收買漢奸，縱火燒毀，以致損失慘重，嚴重的影響了我空軍戰力。誰知調查課調查的結果是意外失火，並無人為因素。領袖不信，命再認真徹查，結果仍如前查，領袖始終懷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復查。戴先生果真不愧為特種工作奇才，竟於短期內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證物證，證明是人為縱火，拘捕了有關人犯。領袖極為震怒，扣押了徐署長和鄧課長議處，並發表戴先生兼調查課長。”失掉南昌行營調查科並被監禁，對於鄧文儀來講，並不是災難。不久被放出來，派任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館，1936年回國，並被選為復興社書記。 然而，1936年西安事變後，蔣對鄧則視若仇敵，不但不願見他，就是有人提鄧之名，蔣也會大發脾氣。
因為，在西安事變中，壹些蔣的親信怕被扣於西安的蔣投降，使政局發生變化，便主張炸平西安，犧牲蔣介石，另推何應欽為領袖，而鄧文儀即是其主謀者之壹，待蔣被釋放回南京後，宋美齡向蔣言明此內幕；平時恨鄧之人，也對鄧落井下石。至此，蔣就把鄧當成眼中釘了。
鄧失去蔣的信任後如喪家之犬，東奔西竄，毫無辦法。他的心腹朋友賀衷寒、袁守謙、蕭贊育等也愛莫能助，不敢在蔣面前為他說情。 盧溝橋事變後，政訓處成立了抗敵宣傳委員會，聘請100多名委員，其中也有如郭沫若、葉淺予等民主進步人士。此會是社會組織，不是由蔣官方任命委員，而是由政訓處處長聘請，所以賀衷寒得以指定鄧為主任委員。
1937年冬，抗敵宣傳委員會遷至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後，很快便在無形中解散了。此時，國民黨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壹個訓練團，招收壹批青年和幹部受訓，故須任命壹上校政治總教官。對這壹清苦的職務，多人不願赴任，惟鄧毛遂自薦，到處奔走托人找關系，壹心想當總教官。壹天，我問他，妳去擔任訓練團的總教官，恐怕不太適宜吧？鄧說，只有這種起碼的工作，我在老頭子（即蔣介石）方面也許才能通得過。我如今和別人不同，只要有事做，總不愁將來沒辦法。後來，蔣知道了鄧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們替他說情，說他願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蔣也就沒說什麽。
鄧在訓練團任上校總教官，只穿軍服，見了將軍們就得行禮。團政治部主任孫伯騫原是鄧的部下，如今鄧要向孫“立正”、“報告”。同事們見後，在背後都笑話他。由於鄧的忍氣吞聲，守規矩，既勤快又無架子，再加上有賀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對鄧的印象逐漸好起來。
1938年，經賀等人的舉薦，鄧任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蔣未加反對。鄧上任後，招攬了不少名流學者；編輯出版了《黃埔周刊》、《黃埔季刊》、《黃埔叢刊》，自以為又可以為所欲為了。豈不知蔣對他余恨未了，在壹次活動中故意讓他當眾出醜：同年秋，中央軍校十五期第壹總隊在成都舉行畢業典禮後，蔣親自主持，蔣在大操場邊走邊巡視，鄧也跟在後邊。蔣驟然回頭對鄧說：“妳處處跟著我走，是否覺得漂亮些？我不願意看到妳這副嘴臉，妳給我滾下去！”當時鄧在全校師生和眾多來賓面前受到如此奇恥大辱，真是無地自容，待典禮壹完便立即氣沖沖地跑回家去了。
鄧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條巷，妻子李白堅正因難產住院（幾天後就去世了），鄧因要陪蔣參加典禮而未與妻子見面，卻未料到蔣給他當頭壹棒。鄧意外受辱，惱羞成怒，回家後痛哭流涕，決心用“軍人魂”劍自殺。恰巧當晚軍校教官袁覲賢邀我去看他，見此情形，百般勸說：校長不是別人，他對妳愛極恨深，總有壹天會回心轉意的。鄧氣憤地高聲說，我連王八都不如，還做什麽人！他呻吟了很久，氣也逐漸消了。次日，鄧照常到校辦公，壹點牢騷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