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崛起，單單依賴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是不夠的，希特勒還非常好地利用了基於宗教情節的歷史仇恨。我們很多人把屠殺猶太人歸為希特勒個人的原因，這其實是變相地在搞歷史英雄主義。記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嗎？在當時的西方世界，種族主義是很盛行的，屠殺猶太人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各方勢力都曾有助紂為虐的不良記錄，只是這些故事已經湮滅在歷史中。
對於猶太人的打擊，還有壹個原因，猶太人有著很強的金融力量，猶太人是歐洲的高利貸者，是德國現代央行體制的阻礙力量，是當時德國金融體系的控制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殘殺猶太人的行為，其實是歐洲歷史上壹貫迫害猶太人這壹傳統的繼續。
中世紀的歐洲教會認為放高利貸是罪惡，但是，即使是教會統治下的世界，也需要借貸這類金融活動，於是，教會就把這種“罪惡”的活動交給猶太人做。因為，反正猶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讓他們從事這種罪惡的金融活動，教會既保持了自己的高尚，又維持了社會的需要。莎士比亞劇作《威尼斯商人》中反角夏洛克，就是壹個猶太人，壹個放債者，壹個放高利貸者，刻毒而貪婪。時代的小說經常最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心態。
對於猶太人的掠奪，在歐洲歷史上層出不窮，猶太人的錢財隨時都會被剝奪。比如十字軍東征時，教會為招募更多的十字軍戰士，頒布了壹條命令：參加十字軍的人，如果欠猶太人的錢，壹律免除，不用還了。西班牙國王1492年下令驅逐猶太人，同時下令，出境的猶太人不得攜帶黃金，只能攜帶壹頭毛驢和壹定量的糧食。於是，被驅逐的猶太人不得不將黃金兌換成毛驢和糧食，造成毛驢和糧食價格大漲。猶太人的財產就這樣被整體性地剝奪，不需要任何理由！有些猶太人試圖將黃金吃進肚子帶出西班牙，結果吞金喪命。
歐洲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裏，猶太人不允許擁有不動產和實質財產，也就是說，法律規定猶太人不可以買房子，不可以擁有土地。因為不可以買房子，致使猶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區域集中居住，居住條件由政府決定。而因為不能買土地，決定了猶太人不能當地主，也不能當農民。同時，“其他實質財產”的內容還包含很多。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後，教會的統治力量下降，君主專制占據歐洲政治舞臺，歐洲各國對於“其他實質財產”內容的規定也開始有所不同。但是，有壹條是很明確的：猶太人不可以擁有房產。
19世紀歐洲最強大的金融家族——羅思柴爾德家族，他們也是猶太人，當然也不能例外。當時這個家族銀行的總部在維也納，負責人是羅思柴爾德家族第二代五兄弟中的老二——所羅門·羅思柴爾德，他還是奧地利政府的財務顧問。用今天的話說，屬於有權有勢的人物，還有大量的高層關系。即使是這樣，在《貨幣戰爭》中描繪的如日中天、縱橫馳騁歐洲的所羅門·羅思柴爾德也不能擁有房產，只能常年住在賓館裏！賓館既是他的生活住處，也是辦公地點。
由於猶太人受到各方的盤剝，導致猶太人的經營必須攫取足夠的暴利，必須足夠的貪婪，而這樣的結果又繼續導致社會民眾對於猶太人更大的憤恨，猶太人因此成為了教會和執政者轉移社會矛盾的最佳目標。
在支持德國的“道威斯計劃”中，最重要的壹條是改組德意誌銀行和改革貨幣，該計劃直接與原來的金融既得利益者發生激烈的沖突，而德國的金融既得利益者正是猶太人金融家。還需要註意的是，改組德意誌銀行是國際新興金融資本對德國舊金融勢力的進攻，也是美聯儲對抗英格蘭銀行的全球布局的開始，德國的債券是華爾街籌劃發行的，改組德意誌銀行和“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都是美國人提出的，在壹戰以後美英爭奪世界金融制高點的大戰也空前激烈了。
新的銀行體制和貨幣發行機制導致世界進入了低利率時代，與猶太人的高利貸矛盾非常激烈，同時由於猶太人的高利貸吸引了大量富余資金，銀行正常儲蓄受到威脅，政府的債券發行工作更受到了限制，要使改組後的德意誌銀行真正成為德國的中央銀行，必須鏟除原有的金融既得利益者！但是在所謂的西方法治國家，如何剝奪這些人的合法財產？資本家是不能給政府有侵犯私人財產的權力的，否則自己將來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所以僅僅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和貶低為賤民是不好操作的，最佳的策略就是利用宗教針對特殊人群的人身消滅。因此對猶太人的迫害，背後是有教會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這種力量是超越國家主權的，也只有在這樣的“金融＋宗教”的力量支持下，希特勒才有可能走上前臺，充當屠夫。
依靠華爾街等國際金融資本的力量，德國債券的信譽得到保證，從而也就保證了以這些債券為抵押發行的馬克的信譽，在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中世界產能過剩，德國發行的這些貨幣從全世界換取了大量的物資，這些物資使德國富強崛起，同時也不會有通貨膨脹。這與當今美國的手法很像。而在當時，德國的金融平衡是脆弱的，如果出現投機，確實有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空間，所以必須打擊以貪婪逐利為第壹目的的原有金融勢力。
另外壹點被忽略的史實是，由於德國在戰爭中喪失了總人口的10％和將近七分之壹的土地，並背上了每年1320億金馬克的賠款，相當於1921年德國商品出口總值的四分之壹，因此德國戰後經濟非常脆弱，這讓無孔不入又無比貪婪的金融猶太投機家敏銳地嗅到了暴利的味道。在猶太人的金融投機下，1921年1月31日，德國出現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惡性通貨膨脹。美元與馬克的比率從1921年1月的1：64，暴貶到1923年11月接近崩潰的1：4200000000000。1923年《每日快報》上刊登過壹則軼事：壹對老夫婦金婚之禧，市政府發來賀信，通知他們將按照普魯士風俗得到壹筆禮金。第二天，市長帶著壹眾隨從隆重而來，莊嚴地以國家名義贈給他們1000000000000馬克或者半個便士。如此嚴重的貨幣貶值會引發怎樣的仇恨情緒，不難想見。
想壹下如果現在告訴大多數買不起房子的人，說把可惡的開發商給殺了，給大家分房子，老百姓肯定是歡呼雀躍的，而當時希特勒就是把猶太人給屠殺了以後給德國民眾增加就業和建立了當時最好的社會保險、醫療體系——反思這樣的事件，可以看到，利誘出來的民意有時候也是非常可怕的。而為什麽希特勒可以這樣幹，就因為猶太人是異教徒，耶穌基督的仇人，屠殺猶太人不用下地獄！而換作屠殺基督徒，上帝要懲罰的。
四 滅猶背後的金融經濟博弈
德國為什麽從壹戰後的經濟接近崩潰快速轉變為低失業、高增長又沒有通貨膨脹的大好局面？通行的教科書壹般回避了這個問題！其實這與德國希特勒的軍國化政策和屠殺猶太人是有密切關系的。
首先軍國化政策，讓大量人口當兵進入軍隊，失業當然會大大減少；德國的農業生產自給壹直是非常緊張的，而在希特勒的屠殺中，600萬猶太人喪命，更多的猶太人逃往他國，結果就是把這部分人口的糧食給節省了，也讓出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失業也少了。
在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金融並不特別重要，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產業壟斷階段後，金融已經成為了壹個國家經濟的制高點。這個掌握國家前途命脈的產業，被猶太人異教徒所控制，是西方基督教勢力範圍內各個階層都極力反對的，打擊猶太人金融力量的內在意義不亞於十字軍東征。而在以國債為抵押發行貨幣的基礎上建立的新銀行體制，比之前的金銀貨幣發行成本極大地降低了，由於貨幣也是壹種商品，也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實際上就是對應著利率，所以新的銀行體制可以讓利率降低，提供更多的貨幣，促進經濟發展。同時要註意的是大多數老百姓對於高利貸有著切膚的痛恨，就如當年中國的窮人對於當鋪的痛恨壹樣。
僅僅如此就讓德國崛起還是不夠的，同時還要有壹系列的經濟政策支持，這些經濟政策也是各方博弈的結果，我們都說希特勒靠猶太人的財富使德國整軍備戰，但是剝奪猶太人只造成財富在社會中的轉移，不產生新的財富。真正使德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摧毀了猶太人陳舊的高利貸模式的金融體系，建立了現代的央行金融體系，希特勒發行的大量債券，按照中央銀行間接發行貨幣的方式，是銀行發行貨幣的抵押物，貨幣投放量就可以極大地提高，比依靠金銀進行抵押貨幣發行的方式有了巨大的進步，有了貨幣投放，經濟就活躍了，這才是德國崛起的經濟基礎。
1933年8月，美國銀行協會同希特勒德國就貸款問題進行談判。美國銀行同意德國延期償還以前的貸款，並且為了德國外匯平衡有多余的外匯還債，美國的銀行甚至保證今後美國在德國的全部資本和產業收入只在德國使用，並用來興建新的軍事企業或者改建原來的軍工企業。壹個不可思議的詭異循環出現了，華爾街借出去的錢，被希特勒拿過來，從華爾街金融資本控制下的工業托拉斯那裏購買軍火和技術，得到的利潤又用於向德國的軍工行業繼續擴大投資。金錢的血液周而復始不分晝夜地流動著，結果是壹端生長出了武裝到牙齒的德國軍備，另壹端美國的諸多龐大工業帝國，在艱難時世中維持甚至擴大了生產和市場，羅斯福新政能夠奏效，也未嘗不是多多依賴借助於此。這是壹個血腥的凱恩斯政策，最後這樣的軍備發展只能以戰爭來收場。
希特勒的上臺時間，是在當時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的末期，希特勒采取了國家凱恩斯主義，以國家積極財政政策發展軍工，帶動債券和貨幣發行，造成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希特勒上臺4年，德國失業率從高於30%下降到幾乎為0，GDP總值增長超過100%，同時完成了德國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還裝備了壹支現代化軍隊。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樣的凱恩斯主義是血腥的，因為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必須由足夠的消費來帶動，但是消費沒有起來，就只有依靠戰爭來消費了。希特勒的國家財政政策不僅僅是發展軍工，也有其他的投資，比如進行社會保障的改革，比如大力資助科學研究。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建設就是在壹戰以後的德國，建設的目的是讓德國兩線作戰時可以壹天之內把軍隊從西線調往東線。但是平時，這個高速公路網也是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建設，在汽車工業剛剛興起的20世紀30年代，這也是帶動汽車產業發展和消費的根本保證。
有了這些政策的保駕護航，德國經濟才得以快速地發展，但是普通德國人的收入提高沒有資源供給保障，大量的投資沒有社會消費能力來承接，不能形成良性循環，為了投資和經濟發展的持續，新的投資就只能越來越向軍工領域傾斜，因此德國進而發展到以軍工為帶動的國家積極財政政策，大量軍工投資只有通過戰爭來消費，資源供給也只能通過戰爭解決，國家的軍國化和再壹次的戰爭將不可避免，在這個過程中，金融資本的利益訴求促進了戰爭的到來。
同時，德國在短短的時間裏再度發動戰爭，也得到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德國極端種族主義的興起是問題的關鍵——壹旦妳利用極端的種族主義打擊了猶太人，這樣的意識形態壹旦建立就如邪教產生了壹樣，不讓妳頭破血流是回不了頭的，更進壹步講法西斯就是某種邪教。看壹下第壹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間間隔，前後就20年左右，也就是爸爸在壹戰戰死，兒子又要再上戰場，如果沒有民間的戰爭狂熱，再度發動這麽大規模的戰爭是不可想象的，這種狂熱與精神洗腦是分不開的。而英法等國之所以在戰爭初期實行綏靖政策，壹個重要原因也是本國人民的壹戰創傷還沒有完全愈合，人民的反戰情緒很高，民選的政府不得不考慮選民的厭戰意願。所以反對邪教的侵蝕是壹個艱巨的任務，能夠獨立思考、在思想上抵禦邪教的人在社會中是不多的，也是邪教政府首要的迫害和清除對象，當這些人被迫害光了以後，這樣的國家就是非常可怕的邪惡國家了。
在希特勒打擊猶太人的過程中，美國獲利是最大的，大批的猶太人從德國和歐洲各地逃往美國，給美國帶去了大量的財富和人才。不僅僅是德國猶太人的財富流向美國，其他歐洲國家猶太人的財富、歐洲避難富人的財富、要對於戰爭破壞避險的私人的財富均轉移到了美國。而逃跑到美國的猶太人金融家，人身都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再爭奪金融話語權了，比如被某些國人神化的羅思柴爾德家族，在這些變故中也是損失慘重，從此以後，這個家族在世界金融舞臺上的地位，與其顯赫時代也就天壤之別了。所以美國在二戰中和二戰後宣傳人權的背後目的，是要吸引全球的富人和財富轉移到美國，總有很多短視的國家不保護本國富人的財富，使本國的高端精英對於美國無比向往，這樣美國就總是有借著推廣人權吸納他國人才和財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