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是哪裏人？

（壹）關於籍貫的論訂壹、唐代遺碑記述楊貴妃事跡最早的是唐天寶四年四門助教許子真所寫的《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據《元壹統誌》載：“楊妃容縣碑記，在普寧縣東壹百二十步。”後為《永樂大典》所援引。碑文不長，現抄錄如下：“楊妃，容州楊沖人也。離城壹十裏。小名玉娘，父維，母葉氏。維嘗謂先人雲：“葬其祖去此十裏許，逢壹術土，忘其姓名，雲：‘此墳若高數尺，必出貴子；惜太低，生女亦貴’。妃母懷娠十二月始生，初誕時，滿室馨香。胎衣如蓮花，三日目不開。夜夢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絕倫。後軍都督楊康見之，以財帛啖其父，求為女。妃家素窶，不得已與之。康有二子讀書，妃三歲，日夜同坐，聽其誦讀。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惜如珠玉。時楊長史琰攝行帥事，聞之，左右令其母皆來。壹見大奇，私謂厥妻曰：‘此女姿質異常，貌有貴相，吾二女遠弗逮也。’遂給以金帛與康，求為女。康不從，乃脅取之。舉家號泣送去。居無幾何，長史秩滿，攜歸長安，與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諳音律，明經史。後進入壽王宮。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入內，號太真，大被寵遇。天寶間，冊為貴妃。”（1）然而，有許多說法卻與此不同。《舊唐書·楊貴妃傳》說：“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2） 沒有明確提出籍貫。《新唐書·楊貴妃傳》說得較清楚：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徒籍蒲州 （即永濟，今山西蒲阪），遂為永樂人。”（3） 《楊太真外傳》則說是“弘農華陰人，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這裏說到村，算是較具體的了。後來又說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4） 因此後來又有楊妃是四川人之說。而《舊唐書》和《新唐書》的《楊元（玄）琰傳》則說楊元（玄）琰是虢州閿鄉人，即現在的河南陜縣人。此外，還有說楊貴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眾說紛紜，莫衷壹是。這種種的說法，究竟應以哪壹種較為可靠呢？筆者認為應以許子真的碑記為最可靠。理由有四：壹、碑文內容有根有據，來龍去脈，十分清楚。而且細節翔實。文中雖有某些傳奇色彩，這正同史傳上的許多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的事跡，多少附帶有某些傳奇甚至是迷信色彩壹樣，不足為怪。二、碑記是楊貴妃同時代的人所撰，是此歷史的權威見證。其它壹切楊妃籍貫的歧說，均遠後於許子真的人所作，許子真是楊貴妃生活時代最有資格的發言人。三、這是壹塊確確鑿鑿的碑文，它有著壹般書本文字所沒有的特殊的文獻價值。這總是先有其人其事並有其緣才能有其碑，唐當代的人對於壹位貴妃，是不能隨便以偽說勒石銘碑的。這是人們常識以內的事。四、許子真當時任四門助教，是有地位的學門教長。四門學唐代前原為大學，隸屬於國子監，以傳授儒家經典為職責。到了唐朝“始合於太學”，助教為三人。據柳宗元在《四門助教壁記》中說：“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為俊士者， 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證焉。”（5）因此，許子真是當時有頗高地位的人，撰這樣的碑文是要負責的，決不會憑空捏造。古例，生不立傳，所以此碑應系作於楊妃死後。碑文體例，傳後必加評贊，正文之後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獨無；其紀事至入宮封貴妃，亦無結束語，可見並非全文，其後必有缺佚。碑文說楊貴妃“進入壽王宮”，再“詔入內，號太真，大被寵遇。”是歷史的正面記載。對楊妃入壽王邸後，成了壽王的妻子，玄宗父奪子婦，先令她出家當道士，號太真，到天寶間再冊為貴妃這壹亂倫的醜行，碑文只隱約其詞，沒有挑明，這也是“為尊者諱”的緣故。至於許子真碑記之外的各種楊妃籍貫的歧說，既有北方的山西、陜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內容簡單，毫無細節。其依據，都是沿著楊玄琰的家族壹脈相承來分說，不是隨從“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著楊玄琰和楊玄璬的遷居與宦遊而定，莫衷壹是。那壹家都沒有說清楚楊貴妃的具體來歷。更應指出的是，這些都是後人的編述，五代劉昀編舊《唐書》時，距楊妃之世已壹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樂史作《楊太真外傳》時，更已在楊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後。年代久遠，材料間接，因而各自說法混亂，根本不能同當時許子真親身經歷的實錄碑文相比。就是時距楊貴妃死後五十年白居易寫的《長恨歌》，以及陳鴻寫的《長恨歌傳》，都沒有明確肯定楊貴妃的籍貫。《長恨歌》只說“楊家有女初長成”，但沒有談到這個楊家女從何而來，生父是誰，家在何方。因此，我們不能作出貴妃是楊玄琰親生女的結論。《長恨歌傳》也只說“得弘農楊玄琰女子於壽邸”（6）。實際上這個弘農（今河南靈寶縣）是唐代的壹個郡， 是楊玄琰被封為弘農郡公時的爵邑，並不是他的故裏，以此作為楊貴妃的籍貫是錯誤的。二、後世的記載說楊貴妃是容縣人的，並不單是許子真壹家。從唐代到清代，不少文人學者加以撰述，許多史章典籍為之詳加記載。自許子真碑記被作為歷史文獻載入元史乘類書《元壹統誌》與明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史乘類書《大明壹統誌》之後，在明代，還有曹學佺的《廣西名勝誌》，魏浚的《嶺南瑣記》，以及鄺露的《赤雅》等書誌，他們都有經過調查以後的發言權。曾學佺說：“楊山在縣（容縣）西雲淩裏，唐楊貴妃產於此。”（8）鄺露還從他的家鄉廣東深入到容縣去調查，在楊貴妃的出生地參觀了楊妃井，並品嘗了井水。在清代，有關記載也很多，有權威性的是康熙年間欽命編撰的大型叢書《古今圖書集成》。書中明確肯定：“貴妃姓楊，容州雲淩裏人， 小名玉環。”（9）與此同時，浙江名學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粵西叢載》裏引用了《梧州府誌》也證實楊貴妃是“容州雲淩裏人。”（10）汪森為了編寫《粵西通載》（包括粵西文載、粵西詩載、粵西叢載，又稱三載），曾經窮年累月，遍搜廣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資料，埋頭研究，終於大功告成，是公認的研究廣西問題的專家，有“廣西通”之稱。到嘉慶年間，學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收進了有影響的《全唐文》。（11）在決定收錄之前，董浩曾數度與寓居北京的容縣文士周耀昌面談，得到證實後始行收錄。對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筆》中說：“貴妃，亦婦人耳。嘉言懿行，書無著錄，而為後世關註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於廣西的地方誌如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廣西通誌》和《梧州府誌》，以及《容縣誌》等等，記述楊貴妃是容縣人的，就更多了。壹個有爭議的歷史婦女人物，得到歷代這麽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紀錄和權威學者的關註考訂，是不多見的，也絕不是偶然的。即使其中有人受到許子真碑記的影響，但如果碑記不可靠，權威的學者是絕不會盲從的。三、歷史的賦詠不僅如此，歷代還有許多騷人墨客，在他們的吟詠中確認楊貴妃系生於容縣。明代詩人徐棻在《梧州懷古》七律中寫得好：“王孫芳草自天涯，把酒憑高眺落霞。雲冷玉環妃子宅，春殘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送瑤島，斑竹扶疏渺翠華。惟有蒼梧城上月，年年清影照淒鴉。”（12）詩中的頷聯，不僅描寫了生在北流江（繡江）邊的楊貴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邊的梁綠珠。我國四大美人中的兩個都生在廣西梧州府的轄區之內。據《廣輿記》載：當時的梧州府管轄蒼梧、容縣和玉林、博白等十個縣。（13）以此，可具見此詩高度的藝術概括力和幽深的內涵。明代進士出身的浙江詩人彭清，於永樂十六年任容縣知縣時，曾寫有《容縣八景詩》，汪森的《粵西詩載》收了四首，其中的《雲淩斑竹》詠的就是楊妃故裏民間傳說的遺跡。詩雲：“雲淩竹，何斑斑？雲是玉環幼時淚，揮灑點綴成斑斕。邇來千有百余載，猶自膾灸於人寰。天上麗質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將遺跡說楊家，此事朦朧莫可考。至今楊山麓，蒼翠交林木。鳳不下兮鸞不淒，只作瑯玗耀人目。”（14）詩人悲嘆楊妃的幼年被賣：“天生麗質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楊妃灑淚成斑乃是無稽之談：“定將遺跡說楊家，此事朦朧莫可考。”詩人說的完全正確，“雲淩斑竹”無疑出於附會，但也表明了楊妃確系生於容縣。因為其地要是沒有楊家“天生佳麗”其人，沒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會有“雲淩斑竹”的傳說。凡屬於附會的傳說，必先有所附，然後始能牽合成詞。不是出於對楊妃這個本地人懷有感情，容縣人大概是不會編出這個傳說來的。主編《永樂大典》的解縉也寫詩證實過楊貴妃出生於容縣。他在《勾漏訪古》中寫道：“北流縣下古銅州，平地山巖籠玉樓。誰為丹砂赴勾漏，人傳青竹滿羅浮。楊妃井塌風煙古，葛嶺寺（應為葛令寺）荒草樹秋。卻憶故鄉山更好，錦袍歸去棹扁舟。”（15）解縉是受貶而到容州北流來的，他經容州時看到了已湮廢的貴妃井，所以有此吟詠。現在這首詩還刻在北流縣勾漏洞內。這個井是指楊貴妃故裏井，在容縣楊皮村饒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黃皮果樹，離溪邊村道不遠。後來由於風水先生說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謬說飲井水生美女會惹事生非，因而鄉人用壹大石阪把井口封蓋住。對於楊貴妃的籍貫，在詩歌中表達得最明確的，莫過於清雍正浙江詩人商盤的《楊妃井歌》了。詩曰：“範陽戰鼓邊塵起，雨濕梨花葬妃子。楊氏當年掌上珠，生長容州普寧裏。戚晚消亡歷劫沙，行人猶自訪楊家。傾域麗質歸宮禁，隔代遺蹤汲井華……此井炎雲瘴霧中，古波不動蝦蟆伏。君不見、梁家鬻女珠盈斛，墜樓不惜埋金谷。壹勺泉留雙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綠。”（16）這首古體詩同樣拿楊貴妃來與綠珠相比，說明古代詩人對我國這兩個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興趣，而且對其慘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從容縣這壹地方落墨為楊妃題詠尚多，在此就不能—壹列舉了。四、古跡佐證在楊貴妃的故鄉容縣，不但有許多詩文的記載，而且有名勝古跡可資考證。除了上述的楊妃井和雲淩斑竹之外，還有梳妝臺、楊妃山和楊妃廟等。梳妝臺在容縣城東門外唐代遺跡經略合真武閣附近，相傳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楊貴妃被楊康和楊玄琰遞相買養以後，都在那裏住過壹段時間。後人即名之曰梳妝臺。可惜年代久遠，加上天災人禍，建築物早已無蹤了，但地基尚可辨認，人們的題詠尚在。清代容縣詩人王維新唱道：“內殿春風掃十眉，名牽長史跡紛歧。繡江亭榭分明在，鏡匣芙蓉惝怳疑。汨汨溫泉無錦檻，蕭蕭斑竹有荒祠。書生吊古如親見，憂化初承恩澤時。”（17）詩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針對楊妃籍貫的歧說而發。說由於楊妃名義上為楊玄琰（長史）的女兒，遂至對她的蹤跡（指出生地）產生了紛歧的說法。繡江旁邊明明擺著她的遺跡，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跡成了疑案。詩的後半首還舉出斑竹、楊妃廟兩古跡為證，說使他這個本地人（書生）“吊古如親見”，親切之情，躍然紙上。清代江西詩人趙德湘在《容縣楊妃梳妝樓》壹詩的首聯中，也說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遊船，生長楊妃艷此邦。”（18）楊妃山在楊皮村附近的金牛嶺上，又名獅子山。這就是碑記中楊貴妃父親說過的那座墳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楊貴妃的祖先，其墳叫“王母點兵”，名堂很別致。從這裏可以看出，楊貴妃祖籍容縣，也是無可置疑的。楊妃廟在楊皮樹，保存時間最長。該廟又叫娘娘廟，規模相當可觀，除了正殿還有附屬廓屋，山前山後還有楊妃廟的園林地。廟的左右兩廂，歷代文人的題辭碑刻很多，其中壹幅中間寫著李白《清平調》的名句：“雲想衣裳花想容……”旁有壹首意境絕俗，膾灸人口的聯語：“莫道空山環珮寂，猶聞古井石泉香。”廟內還供有壹塊銀牌，上面刻著楊貴妃的生卒年月。此外，廟內還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數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剝落甚多，殊為可惜。無疑地，這些古跡都自然而然成為楊貴妃出生於容縣的佐證。1950年筆者在容縣地委工作期間，曾聽下鄉到楊皮村工作的同誌回來說過楊妃廟的情況。痛惜壹場浩劫，現在聽說已經蕩然無存了！我國歷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們的出生地相關聯的名勝古跡。如西施的故裏浙江縣有浣紗石、浣紗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興山縣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樓、妃臺山和梳妝臺；綠珠的廣西博白縣有綠珠井、綠珠祠和綠珠江；而楊貴妃的故鄉容縣也有貴妃井、楊妃山、貴妃廟、梳妝臺和雲淩斑竹等。楊貴妃同王昭君壹樣，與其相關的名勝古跡都是最多的。這都是因人而設的景物，是因人而流傳下來的古跡，是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公認的佐證。“西子院遺石，貴妃生有村。香泉紅淚在，曾照馬嵬魂。”（19）清代湖南詩人周誌勛的五絕，多少道出了這個古跡的參證價值。對此，民國初年廣西詩論家夢秋，在《桂海百壹詩話》中也有過肯定的論證。他在列舉了綠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濤各在其家鄉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跡之後，接著說：“容縣有楊山、楊妃井，蓋取美人出處為名。”（20）五、家鄉的嘉果楊貴妃酷嗜荔枝。本來，愛吃荔枝的人，不壹定就是產荔枝的嶺南的土著。蘇東坡、白居易都盛贊荔枝，他們就都不是嶺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產荔枝（質頗差），便以此證明嗜荔枝的楊妃是四川人，所以這裏也就特地說壹說。而且，從前人的詩文中，也可於此窺見楊妃生於容縣的端倪。荔枝是亞熱帶的特產，以廣東、廣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廣州附近增城壹帶出產的掛綠和黑葉等品種至為名貴，這在漢晉朝代就是朝廷欽定的貢品。五代時，南漢狀元梁嵩的《殿試荔枝詩》，就說明了楊貴妃與嶺南荔枝的關系。詩曰：“露濕胭脂拂眼明，紅袍千裹畫難成。佳人勝盡盤中味，天意偏教嶺外生。橘柚遠慚登貢籍，鹽梅應合***和羹。金門若有栽培地，須占人間第壹名。”（21）梁嵩是平南縣人，同楊貴妃故裏毗鄰。楊貴妃的家鄉容縣，也是產荔枝的所在，縣西離現在汽車站約三公裏有村名荔枝根，就是古代有名的出產荔枝的地方。楊貴妃進宮以後，唐玄宗為了取悅這位寵妃，於是下令廣東進荔枝。在每年荔枝季節，便通過驛道，日夜兼程，壹站壹換人馬，從廣東遠送荔枝到長安宮中。關於這件事，史學家司馬光的名著《資治通鑒》寫得最為確鑿：“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高力士，廣東高州人，家距容縣甚近）……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驛地致之。比至長安，味色不變。（22）但，歷來有不少人懷疑此事是否屬實。因為，荔枝壹經摘下，“壹日則色變，二日則香變，三日則色、香、味俱盡矣！”（白居易《荔枝圖譜序》）不論如何快的驛馬，不論如何日夜兼程，也決不可能在三數日內把摘下的荔枝從廣東運到長安。然而，古人自有辦法，故宮刊物《紫禁城》對此有檔案資料。那辦法很簡單：把將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斬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樣養著，然後裝運。路上還要不時往葉上灑水散熱，減少水份蒸發。用此辦法，路上當然也還會壞掉不少，但總有壹部份可以保鮮運到。當時廣東曲江人唐玄宗朝宰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章，任嶺南經略使，貢荔枝就是由他籌劃運送的。他因積功得加三品，並升遷為光祿大夫。就連認為“妃生於蜀”的宋代樂史，在《楊貴妃外傳》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廣州送去的。說楊貴妃“嘗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23）楊貴妃縊死的時候，唐玄宗還叫高力士用嶺南送來的荔枝祭奠。可見楊貴妃同嶺南荔枝的關系是多麽的深！然而蘇東坡卻說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嘆》詩中說：“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於涪。”（24）不知何據？《唐詩故事》曾說：唐代的荔枝“四川產的大多是早熟種，質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當於福建下等品種。”（25）既然楊貴妃愛吃“美味水果荔枝”，嶺南荔枝又是歷來的貢品，決沒有從涪州送去“質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早在唐代，就有名詩人號稱鄭鷓鴣的江西人鄭谷作過明白的解說。他在《荔枝》詩中寫道：“平昔誰相愛，驪山遇貴妃。枉教生遠處，愁見摘來稀。晚奪紅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戀，為爾即忘歸。”（26）詩中說的“生遠處”，“瘴日威”和“南荒”、“忘歸”等等，無疑地都是貴妃與荔枝同生於嶺南的寫照。南宋四大詩人之壹，曾任廣西經略安撫使的範成大，在《桂海虞衡誌》中說：“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27）這說明惟兩廣的荔枝才能“晴欺瘴日威”。清代道光年間的兩廣總督阮元，是江蘇有名的學術權威，曾對蘇東坡作過不太傷雅的嘲笑，他在《嶺南荔枝詞八首》的二首中寫道：“嶺外書傳唐伯遊，風枝露葉漢宮秋。如何天寶年間事，欲把涪州換廣州？”（28）如果蘇東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復。阮元接著寫道：“新歌初譜荔枝香，豈獨楊妃帶笑嘗。應是殿前高力士，最將風味念家鄉。”這裏不但明確地肯定了嶺南荔枝為貢品，而且清楚地說明了楊貴妃和高力士這兩個兩廣人，在貢荔問題上的密切關系。好壹個“最將風味念家鄉”！何止是高力士，楊貴妃更是思念著品嘗家鄉的風味——兩廣的荔枝。蘇東坡後半生的最大不幸，是遠貶廣東的惠州和海南島儋縣以及廣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卻嘗到了名聞天下的嶺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頤之余，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既然涪州的荔枝堪為貢品，他何不“歸作涪州人”呢？“最將風味念家鄉”，楊貴妃之為容縣人，是前人所確認的。六、阿蠻何所指楊貴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時叫玉娘；成長後，取名為玉環；到了入宮修道，號曰太真。但在宮中，她卻被呼喚為玉奴和阿蠻。唐詩人鄭隅在《津陽門》長詩中說：“三郎紫笛弄煙月，怨如別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女撥，倚歌促淚聲嬌悲。”（29）這個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楊貴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稱，但在當時的宮廷內，卻含有愛稱的意思。這個玉奴，就是玉娘的變稱。至於稱呼叫阿蠻，就更說明楊貴妃是廣西人的問題了。兩廣，古稱蠻夷之地。西漢南越王趙佗，據有兩廣，他寫信給漢文帝，就自稱“蠻夷大長”。唐代光化中尚書左丞狄歸昌在《題馬嵬驛》壹詩中說：“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30）就是明確地把楊貴妃稱為阿蠻的。當時唐明皇宮中除了楊貴妃之外，還有壹個宮女叫謝阿蠻。因為她是廣東新豐縣人，所以也叫阿蠻。唐明皇帝為了討好這兩個阿蠻，還在宮禁戲稱自己為阿瞞，以表示諧音名字的親昵。我國晚清大詞人臨桂的況周頤，在他的《蕙風簃二筆》壹書中，對這個問題也作過了明確的論證。他在援引《鶴林玉露》所載上述狄歸昌的詩以後，肯定地說：“玉環壹名阿蠻，可謂粵產佐證。北人概稱南省曰蠻也。”（31）接著況周頤又援引了《永樂大典》所載的許子真碑記，最後他下結論說：“許子真與妃同時所記，得諸咫聞，必無舛誤，而妃為粵產無疑矣！”（32）人們稱楊貴妃為阿蠻，顯然是因為她來自南方。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便是。東晉範曄的《南蠻誌》有過說明。在唐代也有好幾個詩人寫過廣西是南蠻的詩，如宋之問的《過蠻洞》，劉禹錫的《蠻子歌》，以及項斯的《蠻家》等等。當然，這是大漢族主義對少數民族和僻遠邊民的辱稱，但人們之稱楊貴妃為阿蠻則與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寵遇，阿蠻之名又是首先從宮裏叫開去的，所以辱稱也就變成了愛稱。七、辯疑駁議從上面所列諸多資料來看，說楊貴妃出生廣西容縣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可是光緒二十三年本《容縣誌》以易紹惠、王永貞等人為首的編纂者，在記載許子真碑記的同時，又在附錄後對楊妃生於容縣說加按語道：“其荒誕似不足深辨。”並說“題詠流傳、漸成故實；作廟立祠，其惑滋甚”，（33）這是唐許子真碑記、於元代見諸典籍，楊妃生於容縣的事實為人所公認後，歷時五百五十余年，又第壹次被人斥為荒誕。但是斥之者舉不出任何荒誕之處，只含糊其詞說“似不足深辨。”他們不敢碰到許子真的《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也不敢涉及歷代史章典籍的記載。只死抱住《楊貴妃外傳》不放，說“妃生於蜀”，並振振有詞認為《楊貴妃外傳》的作者樂史是“唐史官”應該沒有錯。對此，容縣清舉人劉荊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經有過評論：“其人（指上述作按語者）除帖括（應考科舉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學問，於彭（清）、王（維新）詩乃不知所雲！”（34）意謂寫上述按語的人學識譾陋，連彭清的《雲淩斑竹》和王維新的《梳妝臺》兩詩也沒有讀懂，以為彭、王也認為楊貴妃生於容縣之說無稽、可疑，所以就發出了“其荒誕似不足深辨”、“為惑滋甚”等論調。劉荊山與編纂《容縣誌》諸人同代而較年輕，熟知其人及編寫情況，他的話是足夠說明上述按語的來由的。彭清的詩有“定將遺跡說楊家，以事朦朧莫可考”兩句，縣誌撰人以為是說楊妃生於容縣是無稽之談，他們沒有理會詩題是“雲淩斑竹”，句中的“遺跡”即指此。句中的“此事”乃指楊妃灑淚於竹成斑這壹傳說，昧乎此，於是對詩作出了南轅北轍的理解。其實彭詩前面“天生麗質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兩句，就是據許子真碑所載楊妃幼年被賣事，認定了楊妃系生於當地楊家了。對此他們也沒有理會。王維新詩有“鏡匣芙蓉惝怳疑”之句，他們以為是王維新也懷疑說楊妃生於容縣，在此梳妝是否有其事。其實恰恰相反，王詩正是指斥那些楊妃生於容縣以外的歧說。詞的第二句“名牽長史跡分歧”即明確指出這些歧說是由於楊妃掛上了楊玄琰這個養父而產生的。接著“繡江亭榭分明在，鏡匣芙蓉惝怳疑”兩句對歧說作了駁斥：“楊妃的遺跡就分明擺在繡江旁邊，竟也要懷疑她是否在此居住梳妝過。”彭、王兩詩並不難懂，如果真如劉荊山所說“不知所雲”，則其人的學問也就可想而知。最笑話的是《容縣誌》的撰人竟把《楊太真外傳》的作者樂史說成“唐史官”！稍通文史的人也不至於鬧這樣的笑話。樂史，字子正，江西宜黃人，是宋太宗朝的著作佐郎，後知淩州，召為三館編修。他是壹個著作家，寫過四百余卷書。名氣很大。《容縣誌》撰人對之懵然。劉荊山說他們“除帖括外即不知有學問”，並不過份。還要指出的是，《楊太真外傳》並不是史書，它是壹部小說，是《顧氏文房小說》的壹部份，不能作為正史，要說是史，也只能是野史。試問：有虛構成分的小說怎能拿來作為歷史重要人物籍貫的依據呢？據此而作出的推論，也就當然站不住腳。作為壹個縣誌的編者，怎能夠張冠李戴，輕率地去否定唐代見證人的碑記，再把宋人牽扯作唐人，奉之為權威證人呢？這些編者還把蘇東坡《贈川妓楊姐》的詩：“須信楊家佳麗種，洛川自有落妃池”（35）用為“妃生於蜀”的依據。這個洛川就是導江，即現在的灌縣。那裏是傳聞有“落妃池”。即使傳聞屬實，那是楊妃跌落過的地，也只能說明楊妃曾隨楊元琰在四川住過，並不能證明楊妃生於四川。蘇東坡的詩，只是即興贈川妓楊姐的酬酢之作，可見其中的戲謔程度。以此作為掌故，似欠嚴謹，也難篤信。除了蘇東坡，就再也役有多少人吟詠過這件事了。就算是壹個依據吧！也是僅此壹端，別無佐證。比起楊貴妃出生地容縣歷代琳瑯滿目的詩文和眾多的遺址古跡來，那是差得太遠了！翻閱現在流行的各種辭類書，如《中國歷史名人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辭海》、《辭源》和《中文大辭典》等等，也沒有哪裏是記載“妃生於蜀”的。這些辭類書寧可沿用各有說法的新舊唐書的觀點也沒有取宋樂史“妃生於蜀”的說法。因為那是出於《楊太真外傳》這本小說的東西，而小說和野史都不能作為正史看待的。楊貴妃並不是楊玄琰的親生女，僅是壹個養女。養女隸籍於養父，則是另壹個問題。但是，楊玄琰為什麽諱言養女呢？很明顯，是因為楊貴妃生得聰明伶俐，美麗標致，既“通語孟”，又“性昭慧，諳音律，明經史”，是壹宗可居的奇貨，是可以換取高官厚祿的無價之寶。因為養女壹旦為皇家所看中，就可以女榮父貴，全族享福無窮了。歷史的發展，充分證實這壹點。因此，楊玄琰壹把養女楊貴妃帶回了長安，就成了楊家的千金，與楊玄琰的兩個親生女等同壹體，這不僅瞞過了皇家貴族，而且欺騙了唐代以後的壹些史官和歷史小說作者，以及壹些地方誌的編纂者了。但這事瞞過了別人，卻是瞞不過楊貴妃的，因為她被賣時已有三歲多，賣後又在容州官署住過壹段時間，長到好幾歲才帶去長安。入宮以後，更得到玄宗的寵愛，可以想象，她總是要說出這些心裏話的。玄宗在宮中叫她為“阿蠻”，也表示他知道楊妃的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