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能夠像血壓或鞋碼壹樣被定量測試，這種做法直到我參加測試的時候才只有區區100年的歷史，而測試結果會決定我在世界中的位置。然而，智商可以決定壹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這種觀念卻要久遠得多。它就像壹根紅線，貫穿了整個西方思想史，從柏拉圖的哲學到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的政策。說壹個人聰明或不聰明，決不僅僅是在評判他/她的心智能力，而是在論斷他/她有資格做什麽事情。換句話說，智商就是政治。
有時候，對智商高低的重視是有道理的：我們都希望醫生、工程師和官員不是傻瓜。但過於重視智商的作用卻是有負面後果的。壹旦通過智商判定壹個人能做什麽，其他人就會利用這個人的智商水平——或假定這個人智商很低——來對待他/她。貫穿整個西方歷史，那些被認為智商較低的人，成了智商論斷的犧牲品：被智商更高的人殖民、奴役、絕育和殺害（事實上，如果算上非人類的動物，低智商動物常常成為人類的盤中餐）。
事實上，這是壹個老故事，壹個年代久遠的故事。但隨著人工智能（AI）的崛起，這個問題在21世紀以有趣的面目重新出現。近年來，AI研究獲得了顯著進展，很多專家相信，這些技術突破很快會給人類帶來更多的麻煩。專家們在恐懼和興奮之間來回搖擺，有些甚至在Twitter上把AI視為是人類的“終結者”。為了理解為什麽我們會擔心AI的威脅，以及我們真正害怕的是什麽，我們必須要把智商理解成是壹個政治概念——尤其是，在關於智商的漫長歷史中，它壹直被當作是（高智者）統治（低智者）的理由。
“智商”這個術語本身從未在英語哲學家中流行過。它在德語和古希臘語言中都沒有直接的對應詞匯，而這兩種語言都是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偉大語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英語哲學家們對智商沒有興趣。實際上，他們非常沈迷於對“智商”的研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沈迷於“智商”的某壹部分：狹義的理性或者合理性。隨著當今心理學學科的崛起，“智商”這壹術語失去了在流行話語和政治話語中的傳統涵義，而被當成壹種專門的知識被人們所研究。盡管今天很多學者呼籲人們要更加寬泛地理解智商的概念，但理性仍是智商的核心部分。因此，當我談論智商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時，我肯定會涉及到前人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智商的。
智商的故事始於柏拉圖。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賦予了思考以極高的價值，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斷言，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柏拉圖從壹個深陷神話和神秘主義的世界中跳出來，講出了壹些新的思想：人們可以通過理性或者通過運用今天所謂的智商，獲得關於現實世界的真理。這讓他在《理想國》中得出結論，最理想的統治者就是“哲學王”，因為只有哲學家才能正確理解事物的真相和秩序。所以，他推論說，最聰明的人應該統治其余的人——這就是壹個理性的精英社會。
這個觀點在那個時代是革命性的。雅典人已經在運作民主制度了——由人民統治。但是，要成為人民，妳必須是壹個男性公民，而不必非得是壹個聰明的人。而在其他地方，統治階層由世襲的精英（貴族政體）組成，或者，統治者是那些相信自己獲得了神聖天啟（神權政體）的人，或者，是那些最信奉強權暴力的人（獨裁政體）。
柏拉圖的新奇思想被他之後的知識分子所接受，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壹直是壹個重視哲學實踐和知識分類的思想家。他接受了理性至上的思想，然後把它用於建構壹種他所信奉的自然社會等級。在《政治學》這本書中，他解釋道：“有些人應該成為統治者，而其他人應該成為被統治者，這壹觀念不僅很有必要，而且很有實踐意義。從人們出生之時起，有些人註定成為順從者，而有些人註定成為統治者。”統治者的特征是，他們擁有“理性能力”。受過教育的男人最有理性能力，因此，他們應該很自然地成為女人的統治者，成為“那些使用自己的身體做苦工的人”的統治者，成為“天生就是奴隸的人”的統治者。順著等級的梯子，更低壹等的自然是非人類的動物。它們完全沒有智商，因而，“被人類統治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因此，在西方哲學的早期，人們將高智商的人等同於受過教育的歐洲男性。這成為男人統治女人、低等階層、未受開化人群以及非人類動物的理由。盡管最初是柏拉圖提出了理性至上原則，並將它置於壹種相當拙劣的烏托邦之中，但僅僅壹代人之後，亞裏士多德就將勞心者統治勞力者當成了壹條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則。
可以說，過了兩千多年，這些哲學家所設定的思想火車仍然還沒有脫離軌道。當代澳大利亞哲學家和保守主義者Val Plumwood認為，古希臘哲學巨匠所提出的壹系列相關的二元論持續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某些二元對立的類別，比如，聰明/愚蠢、理性/感性、心靈/身體，或清晰或隱晦地與其他二元對立的類別，比如，男人/女人、文明/原始、人類/動物，有著密切關聯。這些二元論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位於更大範疇的二元論之內，亞裏士多德很清楚地表達了這壹點：那就是統治/順從、主人/奴隸的二元論。總之，這些思想構建起了統治關系，比如，父權社會或者奴隸社會，而這種關系成為了自然秩序的壹部分。
近現代西方哲學通常被認為是從二元論者勒內·笛卡爾開始的。與亞裏士多德不同，笛卡爾甚至不認為非人類的其他動物的智商具有從高到低的連續譜系。他聲稱，認知能力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他的思想反映了超過壹千年的基督教神學思想，後者認為智商是靈魂的屬性，是至高者的靈光壹現，只有那些信奉上帝的人才可能擁有這種能力。笛卡爾推論說，自然世界毫無心智可言，因此，也缺乏內在價值——這種想法將問心無愧地虐待其他動物合理化了。
智商定義了人類，這種思想壹直持續到啟蒙運動時代。伊曼努爾·康德，這壹自古希臘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道德哲學家熱情地擁抱這種思想。對康德而言，只有理性創造物才有道德地位。理性存在被稱為“人”，並且以“人自身作為目的”。另壹方面，非理性的存在“只有相對的作為工具的價值，因此，被稱為事物”。我們可以對事物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情。
根據康德的思想，理性存在——今天，我們會說是智能存在——有著無限的價值或尊嚴，而非理性或非智能存在則沒有價值或尊嚴。他的論證更加精妙，但最終他還是得出了跟亞裏士多德壹樣的結論：現實社會存在著自然的主人和自然的奴隸，而是否具有智商是區分兩者的關鍵。
這種想法後來被擴展開來，成為殖民邏輯的核心。該邏輯論證如下：非白人沒有白人聰明，因此，他們沒有資格統治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因而，摧毀他們的文化，奪下他們的土地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壹種義務，壹種“白種男人的負擔”。此外，由於智商定義了人類，而殖民地的人智商更低，他們就更少有人類的價值和尊嚴。因此，他們就不可能完全享有人類的道德地位——所以，殺害他們或者奴役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同樣的邏輯也被用到了女人身上。女人被認為過於輕浮和感性，不具有“理性男性”所享有的特權和能力。正如歷史學家Joanna Bourke在倫敦伯克貝克大學所說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婦女的法律地位甚至不如被馴養的動物。也許這種情況毫不奇怪，因為自從智商測試被發明以來，幾十年間，這種測試不但沒有顛覆男性對女性的壓制，反而誇大了男女之間的智商差異。
Francis Galton先生通常被認為是心理測驗學——測量心智的“科學”——的開創者。他受到表親查爾斯·達爾文寫的《物種起源》（1859）的影響，相信智商是遺傳性的，可以通過選擇性繁育得到提升。他決心找到壹種方法，用以科學地辨別社會中最聰明的壹群人，鼓勵他們相互交配繁衍。出於種群質量的考慮，智商低下的人不應該被鼓勵生育，甚至應該被阻止生育。於是，優生學和智商測試同時誕生了。接下來的幾十年，歐洲和美國有相當多的婦女因為智商測試得分不高而被迫絕育——僅在美國加州就有2萬個案例。
歷史上，有些最殘暴的罪惡行徑正是打著人種（智商）優劣的旗號進行的。然而，（狹義的）理性統治壹直不乏批評者。從大衛·休謨到弗裏德裏希·尼采，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再到後現代主義，很多現代哲學思想挑戰了那種傳統的思想：我們就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聰明，並且，智商是人類的最高美德。
盡管高智商的精英們的確是很有影響力的壹個群體，但他們只是社會價值的壹部分。進入某所學校或某個專業領域，比如，英國公務員機構（UK Civil Service），需要智商測試，但其他領域則強調人所具有的不同品格，比如，創造力或企業家精神。盡管我們希望我們的官員們都很聰明，但我們沒有必要總是選擇那些智商測試得分最高、最聰明的政治家（然而，即便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民粹政治家也仍然覺得有必要宣稱，他的內閣成員們的“IQ得分是目前為止歷史上最高的”）。
很多評論家根本沒有發現隱藏在智商概念背後的權力體系，而是把註意力放在攻擊政治體制上，這種體制讓白種男性精英攀上了政治山峰的最高點。我所參加的“11+”測試就是這樣壹種有趣但卻相當可疑的權力體系，它試圖從所有階層和宗教信徒中把聰明的年輕人發掘出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通過智商選拔出來的年輕人大多來自條件優渥的家庭，也即，白人中產階級。通過選拔，這些家庭的每壹個成員的社會地位和優勢就再次得到了確認。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智商的概念經常被用於為某類人群的特權和統治地位作辯護。當我們回顧這壹現象時，毫不奇怪，我們會對即將充斥於這個世界的超級聰明的機器人感到恐懼。
在《2001太空漫遊》這部電影中，作者設想了機器人反抗人類的場景。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麽機器人會起義了。如果我們習慣於相信，最聰明的事物應該占據社會的最高位置，當然，我們就應該想到，更聰明的機器人將使人類變得多余，並把人類掃到世界的最底層。如果我們習慣於相信這樣的觀點：智商更高的人可以正當地殖民並統治智商更低的人。那麽，很自然，我們就會擔心比我們更聰明的機器人會奴役我們。如果我們以智商高低作為權力地位和成功與否的唯壹標準，那很容易理解，我們壹定會將超級AI視為人類的威脅。
正如生活在紐約的學者和技術專家Kate Crawford所說的那樣，智商的特權敘事可以解釋，為什麽西方白種男人普遍對超級AI感到憂心忡忡。其他人群已經被人類自我認定的高智商人群統治了很長時間，至今，他們仍在為反抗現實生活中的壓迫者而努力。另壹方面，白種男人習慣了高居食物鏈的頂端，如果新生事物在他們最有優越感的地方超越了他們，他們將是損失最慘重的壹群人。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所有關於超級AI的擔憂都是毫無根據的。在如何使用超級AI方面，確實存在著真實的風險（當然，也存在著巨大的潛在利益）。然而，如果我們擔心的是，比如說，機器人會像歐洲殖民者鎮壓澳洲土著那樣鎮壓人類，那這決不應該成為我們對超級AI最擔心的問題。
我們最應該擔心的是，人類如何使用AI，而不是AI自己能做什麽事。我們人類更有可能利用超級AI來對付人類自己，或者過於依賴超級AI。有壹個關於AI學踢足球的笑話是這樣說的：如果機器人把我們踢傷了，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教會了機器人踢球的意圖，但還沒教會他們踢球的方法，而不是因為他們故意想要毀滅我們。人類自己的蠢笨，而非人工智能的蠢笨，仍然是智商世界最大的風險。
如果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智商，如何看待AI的崛起就是壹個很有趣、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柏拉圖相信，哲學家應該被人們擡上國王的寶座，因為他們天生就喜歡思考如何統治他人。而其他思想傳統，尤其是來自東方的傳統，則認為聰明人是視權力為虛浮之物的人，他們試圖擺脫日常事務的瑣碎和麻煩。
想象壹下如下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如果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最聰明的人不是自稱有權統治他人的人，而是偏居壹隅打坐冥想的人，將自己從世俗欲望中解脫出來；或者，如果最聰明的人是那些重回現實世界，傳播和平和啟蒙思想的人。我們還會擔心機器人比人類更聰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