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嚴嵩死後，大明的文官們壹直是鐵板壹塊，皇帝再也無法分化，控制，萬歷不上朝，正是基於此，萬歷上朝是那回事，不上朝還是那回事。這些信奉理學，心學的文官們有著類似宗教似的狂熱，鄙視壹切非科舉出身的人員，他們把持朝政，壓抑皇權，為了他們的信仰與教條不怕流血犧牲，其直接結果是皇帝也無可奈何。外加上只知空談，放炮的海瑞給他們樹立了楷模。壹旦皇權受到抑制，那麽國家制定的政策不是從全局考慮，而是從文官集團的利益考慮，也就是從資產階級的利益考慮，大明的文官集團正是明末江南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於明太祖出身寒苦，深知民情，加上明朝初年經過戰亂後，百廢待興，所以太祖與民休養生息，其直接結果就是明朝賦稅壹直很低(黃仁宇觀點)，商業稅更低，所以明朝財政壹直很困難。
明初的時候為什麽打仗，水利，賑災朝廷都有財力，但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因為明末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降低，商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增加，而稅收仍然是以農業稅為主，到了崇禎朝，打仗沒錢，賑災沒錢，而江南富商巨賈壹擲就是幾十萬兩，上百萬兩，皇上想增加賦稅立刻遭到大臣們的激烈反對，明末時期商業發達，商人從海外貿易中賺取巨額資金，由於東林黨的阻擾，商業稅卻無法提高。萬歷朝實在沒辦法，於是開征礦稅，結果大臣們唆使地方官殺稅使，由此可時見壹斑。如果皇權強勢，財政充裕，那麽可以在北方興修水利，這樣到了災年也可以應對。所以，那幫空談誤國，禍國殃民，自以為是，打擊報復，只知逃稅的東林黨絕對是大明朝的奸臣，而打擊東林黨的魏忠賢絕對是大明朝的賢臣，對的起自己的名字，魏忠賢死後，東林黨重新掌權，商業稅罷。我的觀點是，皇帝應該減少任用富庶省份的官吏，尤其是有士紳背景的官吏，這樣制定的政策才能從全局考慮，才能夠在全國的範圍內進行資源的調配。
二，明末經濟制度的超前發展。
中國古代為什麽重農抑商，因為氣候，河流，地理的因素決定了我國是個農耕國家，不像歐洲以商業為主，所以我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業人口，這就決定了糧食生產安全是中國古代的第壹要義，沒了糧食，百姓就要造反。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禁止海外貿易，正是為了限制農業人口從事非農行業，導致糧食減產。
而明末，江南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海外貿易活躍，大批的農業人口進入手工業或從事海外貿易，而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使得實物稅轉變為貨幣稅，人們不生產糧食也可以交稅。江南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的後果就是江南人口的口糧需要湖廣供給，到了明末戰亂時候，江南富商們有錢買宅子，買地，卻買不來糧食，清兵南下後，南方四鎮的二十萬精兵因為沒有軍糧，全部投降清兵，政府無糧，征兵也困難。南方糧食姑且緊張，那麽北方遇到了那麽大的災情，可以說天下已無糧賑濟，設想，如果江南加大糧食生產，提前數年調運糧食儲備於北方各省，到了災年，開倉賑濟，情況是不是要好很多。
三、再來談談張居正的賦稅改革。
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使得明朝往商品經濟邁了壹大步，但正是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使得明末商品經濟過渡發展，從而導致明朝的滅亡。在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以前，農民收割完了糧食就可以交稅，但賦稅改革後就不行了，還要拿市場上去賣，換了錢再交稅。而收割糧食和賣糧食的季節都壹樣，大家都賣糧食，糧商就會趁機壓價，等於農民又被盤剝壹次，變相的加重了賦稅。江南這些地方還好壹些，因為這些地方銀子多，經濟外向型大，還可以種植利潤大的經濟作物換錢，西北這些缺銀，經濟內向型的地方就更嚴重，農民為了換錢受的盤剝更大，所以除了災荒外，農民起義為什麽在西北爆發，這也是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前面說的，張居正的賦稅改革等於是鼓勵種植經濟作物而不種植糧食，所以導致大明王朝滅亡的不是李成梁，不是萬歷，天啟，崇禎，魏忠賢，而是張居正，這位大明王朝的第壹能臣，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麽詭異。
壹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由於商業的過渡擴張，耗盡了帝國的資源，最終搞垮了這個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