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中， 劉震雲是觸電最多的。不僅作品被改編得多，還親自上陣出演角色。雖然鏡頭不多，劉震雲最大的收獲是發現電影對話的趣味，還接觸到了不同的人，導演、演員、攝影師、搬道具的小夥子……
劉震雲笑言，身邊的每個人其實都是哲學家，他們思考世界的角度對自己有很多啟發。
劉震雲和新書《壹日三秋》
有人評價他的新作《壹日三秋》：劉震雲首先是個哲學家，這是他的文學與眾不同的根本原因。
傾聽的力量
有壹次，劉震雲在荷蘭壹家圖書館交流，有位讀者站起來說，讀《我不是潘金蓮》她從頭到尾都在笑，唯有壹個地方哭了，就是主人公李雪蓮對世界上所有人說話都不被相信的時候，她開始對壹頭牛說。所有人都在取笑她，她只有說給牛聽：妳相不相信我不是壹個壞女人，這個狀到底告還是不告？劉震雲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補了壹句：她身邊有第二頭牛也在聽，他叫劉震雲。
我相信這是劉震雲的常態，以牛的姿態和忠誠傾聽。當李雪蓮們的心事無處訴說時，他在傾聽；當他把聽到的肺腑之言通過文學告訴讀者的時候，贏得更多的傾聽。這是文學的力量，也是傾聽的力量。
劉震雲的朋友很多，與職業無關。他和賣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幫忙挪水果箱，也會邀請他去水果攤後的大帳篷裏嘗嘗剛出鍋的餃子；他和釘鞋的湖北師傅成了朋友，師傅習慣戴著手套釘鞋，縫完拉鏈會反復用肥皂打磨，特別認真，讓那份工作看上去有壹種尊嚴感；裝修房子，他又和賣石材的老趙成為朋友，老趙只跟他說心裏話：“像我壹個賣石頭的，能有什麽呀，就剩下心裏話了。”
這讓劉震雲無比感動，那壹刻，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像新作《壹日三秋》，六叔給“我”絮絮叨叨講那些畫作的故事。六叔死後，所有的畫被六嬸壹把火燒了。為了紀念和六叔的過往，“我”以記憶中六叔的畫為母本，用故事描述出畫裏的延津。
為晚報讀者寄語
過去寫作，是覺得自己有話要說才寫；現在，劉震雲逐漸發現，作品中的人物要說什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每天的寫作其實是在傾聽，傾聽使寫作獲得了極大的自由。
荒誕比真實更真實
早期的小說就已暗示了劉震雲後來的創作宗旨：白描現實人生，以寫實的筆墨關註小人物的生活境遇。這在劉震雲大概是必然。比如坐高鐵，他特別喜歡坐二等座，很多人覺得太嘈雜，有些乘客會把手機聲音放得很大，孩子跑來跑去，但劉震雲感覺溫暖，他也喜歡享受滿車廂方便面的芳香。
但是後期，劉震雲的作品被貼上“現實魔幻主義”的標簽。其實作品裏的人物就生活在真實而“魔幻”的世界裏。 《壹日三秋》中明亮對花二娘說：“人在夢中常哭濕枕頭，您說這哭是不是真的？人在夢中常笑出聲來，您說這笑是不是真的？有時候這真，比生活中的哭笑還真呢。” 在《故鄉面和花朵》裏，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說：“世界的變化日新月異，關系的花樣層出不窮，但妳往透裏壹想，壹切都是壹場戲，剛剛還是主角，轉眼之間，就是別人帶妳玩不玩的問題了……”《壹日三秋》幹脆就讓演員直接上場了。豫劇《白蛇傳》裏扮演許仙、白娘子、法海的三個人在現實中糾葛，仙女花二娘的傳說在畫裏、在傳說裏、在夢裏穿梭，這使“壹日三秋”有了“三生三世”的意味。這是壹部罕見的荒誕劇；然而，最大的荒誕可能是最大的真實。有時候荒誕比真實更真實。
壹輩子活成了笑話
“說得上話”，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就像劉震雲在《壹句頂壹萬句》裏說的：“ 壹個人的孤獨不孤獨，壹個人找另壹個人，壹句話找另壹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劉震雲曾拿結伴去汴梁打比方，倆人在壹個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裏？”原來都是去汴梁。吸煙，說話，又投脾氣，於是結伴而行。走著走著，更熟了，開始說些各自的煩惱和壓在心底的話。到了汴梁，壹個往東，壹個往西，揖手而別。過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興許磕著煙袋想，“老劉也不知怎麽樣了？”
《壹句頂壹萬句》分為兩部。上部“出延津記”講農民吳摩西為了尋找與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壹能夠“說得上話”的養女，為找養女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記”講吳摩西養女巧玲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尋找與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壹九四二》裏，範偉扮演的廚子擅長延津做法的鯉魚焙面；電影《壹句頂壹萬句》裏，範偉扮演的老宋還是延津的廚子。 新作《壹日三秋》中也記錄了陳明亮父子走出延津、回到延津的故事。
青年時的劉震雲
故鄉是他的文學聖地。從上世紀80年代的《塔鋪》《新兵連》開始，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劉震雲沿著故鄉壹路走來，《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等作品中，均可見遙遠的故鄉，《手機》《我叫劉躍進》也是將故事背景設置在延津。這底色在《壹日三秋》裏愈發清晰。陳明亮重金尋賞棗樹心的門匾，也是延津的情結，是明亮、也是作家內心割舍不斷的思鄉情結。三千年前冷幽族的仙女花二娘流落河南延津，每夜入人夢中討笑話，會說笑話的人，她獎勵紅柿子；笑話無趣之人就要背二娘去喝胡辣湯。殊不知花二娘已化為壹座山，背山人壹夢嗚呼。花二娘並不知道，丈夫早就在聽笑話時被魚刺卡住喉嚨，又被扔進黃河淹死；陳明亮的母親櫻桃死後從長江飄下去到了九江，突然回到了宋朝，到宋朝找到的笑話救了她的命，因為閻王爺也喜歡聽笑話——所有人最後突然覺悟，自己好像壹輩子活了壹個笑話。
劉震雲用笑話講述了最樸素的人生：活成壹個笑話，也沒什麽不好。而笑話與笑話之間，人的笑話和尋找笑話之間，都是結構的藝術。在劉震雲的作品中，結構的著力勝過故事，故事怎麽講，比故事本身更重要。《壹日三秋》把生活的壁壘給打破了。戲裏戲外、人間鬼神、上天入地、畫裏畫外、夢裏夢外、逆向順向，結構嚴謹且極富張力。故事情節與對話語言之外，《壹日三秋》裏隱密又嚴謹的結構顯示出作家舉重若輕的功力。否定之否寫，他的寫作是連環套，是螺絲轉，是擰巴之擰巴。
“擰巴”是劉震雲的說法。他試圖通過寫作，把骨頭縫裏散發出的“擰巴”校正壹下。所以很多時候，他的語言是纏繞的，卻是質樸的、平易的，是什麽就是什麽，沒有炫技，沒有誇大，用樸素的語言搭建奇妙的藝術結構，反而映照出故事背後深刻的道理。
見識是考驗作者的標尺
劉震雲喜歡讀《論語》，反復研讀幾十遍，他總結出孔子有三大特點：第壹，孔子是刻薄的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因為孔子和身邊的人沒有話說。刻薄的人有見識，刻薄的背後，藏著對所有人的悲憫。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兒往深刻裏說，是把深刻的東西往家常裏說，這種境界也了不得。第三，孔子說話繞，繞半天就不知繞到哪兒去了。
劉震雲講話、寫小說都很繞。他簡潔詼諧的敘述中，簡單的故事變得沒完沒了，讓人欲罷不能。他將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歸結為是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響是外祖母。《壹日三秋》裏明亮的奶奶，或許就寄托了作家的思念，而先前的《故鄉天下黃花》索性直書“獻給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身高只有壹米五五，年輕的時候在當地是特別大牌的“明星”。在劉震雲的眼裏，外祖母的名氣相當於朱麗婭·羅伯茨，朱麗婭成為明星不奇怪，因為她是演員。外祖母成為明星不容易，她是長工。那時她在地裏割麥子，三裏路長的麥子割到頭不直腰。她的“轉會費”非常高，像羅納爾多。外祖母說：“我為什麽比別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壹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幹什麽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別人快’。”劉震雲說，他的寫作從外祖母的哲學中領悟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