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畫院講課，有安徽二學員問“題畫是否壹定要從右至左”。筆者問何以會有這個問題，學員說有時畫好後，發現預留在右上方的題字空間已被畫面占去，想題左上方又不知應在何處下筆合適，於是拿掐落款字數算來算去，十分費事；索性由最左往右寫過來，又恐無先例，鬧出笑話，故問有否規定。
回答：有習慣，但沒有規定。最常見的是“先右後左（又稱由右往左）”，即先寫最右邊壹行，字行向左行；落款鈐名章的處理俱在最左行。“先左後右（又稱由左往右）”，與“先右後左”恰反，亦自古有之，雖然少見，但不等於沒有。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人提出“先右後左是封建反動”，硬要“先左後右”，搞得不倫不類，結果大家難以接受，折騰來去，最後仍然以“先右後左”為主。說“為主”，並非虛言；因為話不能說得太絕對，“先左後右”確實存在，反對也沒用。
傳統題畫中確實有部分畫是按“先左後右”來處理的，並非筆者想之當然，有古今畫例佐證。
壹九九八年在壹次進京某畫家的國畫作品研討會上，筆者發言說到題畫有“先右後左”和“先左後右”兩種形式，有人當即在會上以“沒聽說過還有題寫先左後右的”提出質疑。筆者只好停住發言，問大家“記得唐寅的名畫《秋風紈扇圖》否？記得畫上題詩題在左側上方否？題行是‘先右後左’還是‘先左後右’？”
因唐寅《秋風紈扇圖》是名畫，書畫圈內人大都合目即見，答案應該非常清楚，足以證明確實存在著兩種形式。
唐寅題詩是首七絕，詩書皆妙：“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托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落款“晉昌唐寅”，兩行題寫由左往右，諸印俱鈐於右側壹行。畫面右上方全部空白，倘若唐寅當時選擇在右上方題畫，未嘗不可；既然選擇了左側題畫，先左後右，倒也無礙；整幅觀之，很自然，誰也不覺得異怪。
宋代牧溪的《五祖像》（日本前山久吉藏）也是“先左後右”的力證。
畫中唯壹人物是束荊荷鋤的五祖，衣衫線條極為簡潔，動態栩栩如生，畫的上方通欄題長短句，“白發垂垂，弊衣襤褸。投胎不擇人，錯入江頭路。鈍钁無鋒，青松有子，破頭山下多風雨”，連款書***八行，由左往右，行書，千真萬確。
世上的事，大都由無到有，無非緣於上蒼和天才的造化。從另壹個角度觀之，沒有牧溪、唐寅等，今人就不能開創嗎？況且規律總有例外，只能從右至左，就不可以從左至右嗎？世間很多事，都可以奇，不可以怪。“先例”並非天生，那也是膽大有為者首創出來的。只要開創得好，有人認可；無，可以成有。
當然，首創的不壹定都好，都能下傳。史浪淘沙，淘沙存金，還要看最後的勝出。這是藝術的生存規律。既然歷史上有過，我們就應該知道。不知，作為後人，不以為遺憾就已經有失顏面，又何須瞎話稱無呢？畢竟歷史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和途徑，後生有幸；至於繼承通變如何，那就是傳承者自家的造化了。
姓名文字禍福
前數日議論笪重光事，似有未盡。今日跟學院研究生班學生閑聊，拈出“笪”姓言及禍福又旁涉其它，愈覺漢語言文字含義尤足深味。
先說“笪”字。此字音同“韃”，在清壹代，容易解讀出有譏笑“韃子”的隱意，弄不好會觸犯大清皇族的大忌諱。順治朝，笪重光應鄉試時發生過差點被迫改姓的窩心事，問題就出在這裏。
應試前，笪重光忽然夢見其父。其父預先警戒他說：“汝科名在朝天宮羽士某筆頭也，盍（何不）訂交焉。”醒後，百思不解父親所言。逾日，又做了同樣的夢，愈加奇怪，乃往謁朝天宮投刺（即名刺，類同今之名片）。與羽士見面後，二人洽談甚歡，若平生之交，棋酒琴詩，往還無虛日。及九月寫榜，執筆者正好是朝天宮這位羽士。唱名至笪重光，“笪”的字音明顯犯忌諱，羽士應聲即速落筆。督監（試場監察）耳朵不聾，聞聲蹙額（皺眉頭），責怪其姓之音與“韃”字相同，觸犯本朝大忌，須讓笪重光易姓，使者亦以為然。幸好羽士機警，為之解圍道：“其名已繕榜（榜已寫好）矣。”督監大聲叱責曰：“汝知笪字作何寫？”羽士回答十分巧妙，應聲曰：“竹旦耳(不過是竹字頭加個旦罷了)”。”眾人也附和曰：“命也！”便不再追究。闖過“有驚無險”關，笪重光愈加謹慎小心，逾年，中得進士，後官侍禦。
應試前，笪重光是否真地夢見其父，當然無從查實，更何況古書常常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時候以夢了結。在文章學家那裏，寓夢，筆法上名之曰以虛代實，已成紀事萬全疏通之法。所以，先結交羽士，關系搞定，待督監逼其易姓時，羽士以“竹旦耳”三字，四兩撥了千斤，險中救得笪重光，也等於險中救得天下“笪”姓。其父托夢，任妳信也不信，反正事情僥幸已成，可以歸功夢顯神靈。不過，有此點綴，營造壹些神秘氣氛，讓人記住了“笪”姓，自然也成全了才藝兼擅的笪重光。
文化人的第壹臉面即是姓名，通報上來，音義犯忌，如果自己笨嘴拙舌又不能善解圓場，福兮禍至，或可受害終生。開場鑼鼓敲打得好的，順水推舟，急智取巧，過得仕途第壹險灘，也是幸運。
清代文學家吳元相，名字至貴極頂，必然會令達官權臣不快。因為“元相”本“丞相”美稱，意指百官之首，《資治通鑒》有“元相之重，儲傅之尊”句，文化人無不知曉。壹介書生，大膽自詡如此，還沒入場就先占了“百官之首”，就是冒犯，定壹個“駁卷不錄”，仕途從此沒戲，喊冤恐也無門。唱名之後，主考果然怒而問名。吳元相從容不迫，應聲笑答“元者，原也。元相（原相），吾本楚人。吳頭楚尾耳（本書生的名字不過是‘吳頭楚尾’罷了）”，幽默到位，善解圓場，考官滿堂大噱，遂化險為夷。
說“元者，原也”，小見學問，因為此語出自《春秋繁露·重政》的“元猶原也”，又唐代詩人李中名句有“貧戶懶開元愛靜，病身才起便思吟”，這對名字中有“元”的吳元相來說，應該過眼難忘，不會搞錯。加之，明初人不譽前朝，忌諱稱“元”，將“元來、元本、元籍”統統改作了“原來、原本、原籍”，所以吳元相知道“元者，原也”，並不奇怪。只是將“吳姓冠頭，楚人隨後”，靈機壹動地化成“吳頭楚尾”，聊作自嘲，善解即是善救，那就非獨膽魄的問題了。
無巧真不成書。
吳元相著有《松麈燕談》壹書，其中錄得進士王綡（字孝齋，蒲城人）因名字失察而當眾出醜的事，與著者吳元相善解己名，恰好正反相對。
當時王綡正逢著難得的機會被候補為知縣，吏部唱名時連喚數聲“王綡（音梁）”，王綡不應。唱至再三，王趨身道：“本知縣名綡，讀如‘京’字，唱名呼作‘梁’，故不敢應耳。”吏部官員笑曰：“君登進士居然不識己名耶？‘綡’為系冠之繩，古謂之幘梁，故字書止有‘梁’音。君乃以偏旁讀之，誤矣。” 王綡大赧而退，落下笑柄。
此字，關系字學知識，學人必須細心。綡，隸屬多音異義字，類同“絙”（音桓，即綬帶；音庚，即繩索）、“綴”（音墜，縫合連接；音輟，停止滯頓）、“絯”（音該，即約束；音亥，即驚駭）等。既然“倞婛鯨猄”可以從京聲，又“涼晾鍄辌”可以從梁聲，吏部官員唱名“王綡（音梁）” 未必就是鐵板釘釘。如果王進士抓住這壹點，也學那吳元相從容答出“敬賢禮士，小生豈敢束冠？區區不棄，願聞‘京’矣”，如此謙恭得體，化解壹番，事有轉機，也不至於灰溜溜而去，弄得尚未赴任先乏了底氣。
機智應答猶如禪門機鋒應對（又稱掉機鋒），跟伶牙俐齒不盡攸關，倘若壹無學問醞釀，又無創造性思維的有效活動，摳死文字，認可巧言詭辯，強詞奪理，也不見得能起死回生。
教訓王進士“居然不識己名”，壹針見血，不能說吏部官員霸道欺人，畢竟王沒有搞清自家名字多音異義的問題，事前無預，臨場口拙，還能怨誰？
平心而論，吳元相的應答雖然精采，料他平素已有準備，而王進士遭遇突然，難度大些。瞬時間的智力碰撞，有點像邊緣熱敏效應產生高能粒子，需要借助“加速蛻變”，而幽默無疑是圓場最快最好的文化手段。呱呱落地，姓名既成，就是壹個很現實的文化存在。中國人的小名字有文化的大內涵，如果僅僅將它的番番釋解看作“文字遊戲”，未免對漢語言文字文化的所知太過膚淺了。
林語堂先生說“幽默，是智者的遊戲”，有道理；倘若改寫為“幽默，是智者的文化遊戲”，是不是更好壹些呢？
戴熙冤案
明清以來內監敲詐陷害書畫家，手腕狠毒且多，謂之“刀不見血”。
譬如初以誤訛本授之，命書畫唐人某詩。待作畢書畫後，茍無賄金賄畫“滋潤”，內監則將其書畫與正刊本壹並呈皇上，又在壹旁指出謬誤，添油加醋壹番，讓皇上見忤不快，或即令處置，問罪撤職；或賜下小鞋，令其余生受用不盡。
又如清內府命書畫家題唐代李商隱七律，詩中有“桂樹壹枝高白日，蕓香三代繼清風”句，內監故意以“桂樹壹枝高白日，蕓香三代繼湖風” 授之，布下黑套。若恰逢書畫家對李商隱此詩詳熟於心，又知道能與“白日”工對者非“清風”不可（即以“清”的同音字“青”與“白”字相對，此謂借對；“清風”亦有頌揚大清之意），遂辨出“湖”字乃壹陷阱，於是急索原本鑒核，筆下小心，可避其誤訛，或者能暫時免罹文禍。否則，刪去原本的“清”字誤書作“湖”（與“胡人”之“胡”同音），斷妳壹個“好大膽子”，僅憑借詩反清的罪名，那就死定了。
若書畫家平素腹無醞釀，唯練手技，壹旦召入內府，通常須得“仙人指路”，管妳願不願意，必然先賄金賄畫，破財免災，方可預售平安。
有鬼攔道，護前難以顧後，縱名重當時的書畫大家也防不勝防。清代“虞山畫派”的傳人、大書畫家戴熙（1801－1860）就曾為內監所構陷，落了個撤職丟官，畫名從此難以大振的下場，即是壹例。
戴熙，字鹿床，號醇士，錢塘（今杭州）人。道光進士，授編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戴在南書房時，從不奉迎內監，內監不滿，欲伺機陷害之。壹日，偶見其題畫誤書壹字，便上呈宣宗（道光帝）。幸虧宣宗很賞識戴熙書畫，只是“令內監持令（持聖旨，讓戴熙）改之”。這事眼看就能僥幸避禍了，然而，內監陰險，故意不告訴戴熙題畫所誤之處，命戴熙用另紙又書壹過。戴熙遵命不疑，隨即“別寫壹紙，而誤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為有意怫忤”，將戴熙撤職，逐出閑置。後來，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下杭州，戴熙以為國禍無救，賦絕命詞，投池自盡，謚文節。
對戴熙書畫，清蔣寶齡《墨林今話》有評，曰：“（戴）醇士詩書畫並臻絕詣，著有《（習苦齋）畫絮》，其《粵雅集》尤巉削雄健。”評價不低。不過，龍顏大怒壹如天過雷霆，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戴熙有為官從藝兩重身份，欲葆官藝兩全，當然洵非易事。與前朝的大書畫家戴進（1388－1463，錢塘人，明代書畫家）相比，戴熙的烏紗帽是換不到戴進那種朝野來去的自由的。寄身皇宮檐下，作再大的官也是聽差的奴才，受調遣，看眼色，小心伺候著不說，還得由皇上的奴才內監說了算；即使當好了官，能搞好藝術嗎？
其實，逐出閑置，對戴熙來說，並不是壞事，事情本有可為可不為者，後來他主講書院，或許正是天意成全其詩書畫，可惜好景不長，最後剛剛花甲的戴熙以“殉清”退場，用畢生所愛的詩書畫陪葬了宦情，太不應該也太不值得。
內監下套，只是壹時傷害，戴熙昂然出京，依舊壹條好漢，如果專騖詩書畫，大有可能成為“虞山畫派”的新壹代師祖。然而，戴熙忽地全部放棄，“忠是報恩情是網”，壹頭砸進，以自殺了結，嗚呼——
下課、下海、下野，都可以，千萬不能給自己下套。給自己下套，是自斃。 （1996年12月12日）
戴熙殉清緣由戴熙以書畫受遇清宣宗事，朝野俱知。
當時戴熙在南書房，常以書畫供奉，被內監下套之前壹向頗得宣宗厚重。然而，宣宗認為戴熙書畫缺乏生氣，想給他壹個飽覽湖山勝概的機會。於是在道光戊戌（1838）年，敕命戴熙視察廣東。
辭行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只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睹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壹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余遊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見《清稗類鈔》）這番話講得入情在理，又頗有見地，難得帝胄之尊有此法眼。至此，知戴熙者莫如宣宗也。
南下路上，戴熙奉旨遊山逛水，好不愜意。“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壹壑壹邱鹹為寫照。”到廣東壹年後，即將畫稿裝池成卷，“進呈禦覽，上奇賞之”。這時諸家評論戴熙作品，皆“謂粵遊後（其）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神助當然未必，得帝王之助，又得江山之助，寵遇和機遇使原本勤奮的戴熙畫藝日進，確是事實。
如果單從書畫藝術上觀之，宣宗非帝，戴熙非臣，本屬壹對藝術知己。然而，宣宗畢竟是帝，戴熙畢竟是臣，戴熙永遠讀不懂的是“帝”之為“帝”，所以假令沒有小人離間構害，戴熙會不會繼續受知宣宗，孰可預料？寵重罹憂，千秋昭然；如此長期厚遇，對戴熙的書藝畫藝是福是禍，孰可預料？
道光進士戴熙，為人壹向謹慎，後來官至兵部右侍郎，在南書房時倒也平安，因為不諳紫苑黑徑，從不奉迎內監，最後招致內監陷害。壹日奉命題畫誤書壹字，內監在宣宗（道光帝）那裏告了刁狀。宣宗只是“令內監持令（持聖旨，讓戴熙）改之”。內監陰險，故意不告訴戴熙題畫所誤之處，命戴熙用另紙又書壹過。戴熙遵命隨即“別寫壹紙，而誤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為有意怫忤”，將戴熙撤職，逐出閑置。
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陷杭州時，宣宗已經駕崩十年，歲值花甲的戴熙賦絕命詞朝北拜後投池自盡，明是恩報大清，其實還是遙報宣宗的知遇之情。戴熙以此等竭誠盡忠死而後已，不知耿耿於“誤書壹字”就認定是“有意怫忤”的宣宗在那邊解否然否？
君臣之間，不壹定都各懷鬼胎地互相利用，亦有知遇情誼，千秋各代皆不乏名例。或許戴熙太在意宣宗的知遇器重，故奸小構害，逐出閑置，也念念不忘報恩，而絲毫無怨皇上。在宣宗那裏，或許太看重“敕命戴熙視察廣東”和平素的恩戴了，所以稍有怠慢，便橫豎以為戴熙不夠意思，龍顏大怒，將戴熙逼入仄徑。戴熙始終不忘昔日恩遇，以為太平軍攻下杭州，大清畢矣，顯然錯誤估計了形勢，但能以死相報，真格地實踐了壹次死而後已，也不簡單。
就戴熙事言，“士為知己者死”，或許冒點傻氣，但不管怎麽看，尚可歸屬忠義勇愛之為。其動人感人之處，正在於戴熙以生命和藝術的同歸於盡還報了那段未了之情。（1996年12月13日）
吳祖光說“蛇爬字”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先生壹生歷經坎坷，與妻新鳳霞（著名評劇藝術家）相濡相呴，家庭和睦。吳先生經常說笑逗樂，縱陰霾深重之際，其家亦時有笑聲。吳先生待人友善，結交無數，惟誠惟義而已。至交來訪，本是來寬慰他們的，誰知坐下壹談，雲開霧散，卻大有“高談轉清，何申雅懷”之興。
吳先生說他自己“喜好書法，卻不擅書”。雖然從小就在親友中以“文、字出色”，卻是“浪博虛名”，三十年代在長沙當國文教師時，忽然對書法有了興趣，不過喜歡寫寫畫畫而已，始終沒有下過“筆冢如山”的功夫。
丙子（1996）年元月25日晚在北京飯店壹次文家聚會上，他跟我們講了兩件往事，很苦澀，重重地撞擊著聞者的心扉，他卻如同講述他人他事壹樣談笑風生。
吳先生說，“文化大革命”時，他不像有的文人那般會寫檢查，能特別深刻地狠挖靈魂深處。壹寫檢查，他就詞窮筆拙，所有的文學才華全部凍結，怎麽也發揮不出來。有次限時寫檢查，塗改比較多，到最後期限也沒拿出個像點樣的來，只好硬著頭皮交了草稿。革命小將不太領教他的書法，又不認得文中的繁體字，便故意說他寫的字“像狗刨的”，他不同意這種帶有侮辱性的說法，大聲反問道“寫字就是寫字，跟狗有什麽關系？狗會刨字嗎？”小將大怒，說“不像狗刨的，那妳說，像什麽？”吳先生毫不猶豫地回答“像蛇爬的”。小將們哄堂大笑：“蛇爬的，更難看。那可是妳牛鬼蛇神自個兒說的！” 吳先生暗喜，因為他生於丁巳（1917）年，正是屬蛇的。於是，小將大笑，吳先生也哈哈大笑，最後倒把小將笑跑了。
另壹件事發生在吳先生四十歲時。他說，“現在思量起來，我這頂‘右派帽子’也跟‘蛇’有關系。1957年幫助黨‘整風’，我聽從號召，認真學習，認真思考，提了壹些意見，結果正好成了‘引蛇出洞’的‘蛇’，給定了‘右派’，成了五十萬右派大軍中的壹分子。現在‘帽子’沒了，我還屬蛇，是蛇神，哈哈，升級了……”
文人無論古今，自有其人格和尊嚴，即便是在最忽視人格和尊嚴的時候。寧可忍同“蛇爬”，也不屈受“狗刨”的侮辱，是文人吳先生不同尋常的倔強，也是文人吳先生不同尋常的幽默。
後來，在釣魚臺國賓館的壹次聚會上，有人持冊頁求吳先生墨寶，他援筆書寫了“人生劇場”四字。我正在沈思這四個字的深意時，他回過頭來，開玩笑地問過我：“林岫，妳看看，我這‘蛇爬書法’，能加入書協嗎…… ”
吳先生走了，隨鳳霞大姐去了，去到那個可以身心安寧的世界。很奇怪，我的耳邊有時會突然響起吳先生的說話聲，像以前聽他說話時壹樣，我依然會笑，但心裏卻著實地感到沈痛和哀傷。“妳看看，我這‘蛇爬書法’，能加入書協嗎”——這句話，永遠令人難忘，連同吳先生那歡快的笑聲。
吳祖光（1917－2003），原籍江蘇武進，著名劇作家、導演，曾任中國劇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2003年4月9日逝世。（2003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