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國家的人來到上海，他們的第壹印象往往是中國人太操蛋。
等待上車的旅客壹坨坨紮堆在地鐵門口，路上的汽車加速沖過人行道的紅燈；還有公***場合隨地小便，反正這裏不是自己家，周圍也沒自己人。
對於這些粗魯的行為，他們有各種理由。當西方人指責這種“中國文化”時，上海當地人就歸咎於農村遷移來的農民，雖然臺灣和香港的中國人更有禮貌。
但這應該還有個更深層次的心理學上的原因，就是中國對於族群內或者族群外的區別效應尤為明顯。
如果妳是我的朋友，我可以為妳傾家蕩產；如果妳是個陌生人，妳瞅我壹眼，我都可能把妳剁成京醬肉絲。對朋友的愛之深和對陌生人的恨之切形成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極端。
當然，我以上所說的完全不能代表14億中國人。我的結論是來自我在上海、廣州和波斯頓見到的幾個朋友。
但無論他們是否典型代表，我都從中學到了很多。那麽西方人尤其像我這樣，壹個來自美國東北的人能從中國人那裏學到什麽呢？
壹慷慨與盛情
在中國，慷慨就像說“請”或者“謝謝妳”，像是壹種條件反射。
顯而易見的是，比如在餐館付賬單。但它也包含了很細微的東西，比如壹看到妳鄰居家的老人弄臟了自己，妳立即遞張紙巾過去。或者當她的眼睛放在飲水機上還沒開口就立即為她接了杯水。如同每個人都在搜尋他人最小最不便之處然後立即予以回應或解決。
當我的父親飛往福州做演講時，主辦大學派了壹位叫莉莉的研究生隨同。壹次，她提出要幫我父親拿筆記本，我父親說，不用了，我很好。這時，莉莉看起來沮喪極了，於是，我父親改變主意，把它交給了她。此時，她才變得很歡快。
真是這麽回事，面對盛情，我的父親最終難卻了。而對於莉莉，仿佛只有當能提供的遠比需求的多得多時，才能表明自己，“瞧！我對妳多好”的感覺。
有壹次，我去離上海大概兩個小時的宜興呆了壹周，同行的有我的同事丹丹，我們的老板安吉拉，和安吉拉的兒子本。由於丹丹的媽媽來自宜興，而安吉拉是丹丹的老板，於是，丹丹的媽媽極其有禮貌的為我們的旅程安排了壹輛黑色的奧迪A6及壹名司機。
在車即將離開上海時，丹丹、安吉拉和司機直接拿出零食，但每個人都帶了足夠整車人吃的零食。壹場禮貌之爭開始了：
當丹丹拿出樂事薯片時，安吉拉拒絕了並拿出花生醬混沌，然後司機又都拒絕了並拿出好幾瓶烏龍茶給所有人。
整個車廂裏充滿了歡樂還有三個字：吃我的！吃我的！
最後當然是老板安吉拉贏了，然後我們全部安靜地享用著花生醬混沌行駛在G2告訴公路上。
其實我想說，我能只喝點烏龍茶嗎？
壹個小時後，丹丹給她媽媽打電話並告訴她我們都已經吃了東西不用再準備晚餐了。然後她媽媽說，好的，那就只準備壹些小點心吧。
當我們到達時，丹丹媽媽竟然什麽都沒準備，而是直接將我們請到了宜興最好的飯店。
原來她準備的“小點心”是宜興八大美食像太湖鱉、百合花瓣湯、山栗雞丁、野生竹筍等等，她甚至還特意點了壹份澆了美乃滋（壹種西方甜醬）的田園沙拉，說是給外國客人特別準備的。
酒足飯飽之後，她又給我們上了至少五道“小點心”。
有意思的是，在上海的西方人和上海人有著小氣的名聲。
二行動而不是語言
在我開始跟“簡”談戀愛時我感到不安，因為她不會說些我所期望的從壹個女朋友身上聽到的甜言蜜語或調情的東西。
曾經有壹次，我在印尼呆了壹周回到上海，她沒有說壹句“我想妳”或者“很開心見到妳”之類的話，而只是雲淡風輕地像平常我們在公司自助餐廳碰到壹樣。當我跟她說“我愛妳”時，她回復我的只是點個頭，我開始擔心，她是否真的愛我？
但同時，完全不需要特意提醒的她又為我做了無數個貼心的事情。她在OLD NAVY給我買了衣服，她用老式寶麗來相機給我們照了張傻乎乎的照片，並且買了有兔耳朵的相框表好送給我。
當我舉行生日聚會時，她吹了好多氣球並且到處都掛起來，去壹個墨西哥餐館買了薯片和新鮮salsa醬，她甚至還安排了個輪椅以便於我壹個扭傷腳踝的朋友能來。
似乎還遠遠不夠，她還為我煮了壹道非常美味的晚餐，配上美味的紅葡萄酒和芳香的蠟燭，還為我畫了壹幅油畫並引用了我壹個月前曾經發給她的而我自己都要忘記了的短信裏的話，她做了這麽多我卻在擔心，因為她說的太少了！
我的中文老師，蘇偉，是壹個完全的行動派。有壹次聖誕節，我從紐約坐火車上來看他。
盡管我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他還是開了40分鐘到火車站再開40分鐘回去只是為了給我看他的新房子，給我壹本書，壹盒帶給我母親的茉莉花茶和壹大包帶回中國的開心果。
從大學畢業後，蘇偉就對他最喜歡的學生開放房子，說“這是妳的家”！每次我去拜訪，他的妻子劉夢君總是會做壹頓豐盛的飯，並且客房裏總會留著壹張床以便我想在那呆壹晚。
壹次我隨意的問起有沒橘汁，自那起每次去冰箱裏總備有壹瓶橘子汁。
蘇偉在我的大學教授中獨樹壹幟，對學生的生活非常關心，並且畢業後繼續擔任朋友和導師支持著他們。作為壹個小說家，老師和詩人，他比簡更精於表述，但他的行動仍然處於領先。
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用於描述簡和蘇偉再適合不過。
三內向和誠意
我們的中國同事更喜歡在不熟悉的社交場合保持安靜。他們認為，“我不想出頭”或者“我不想說錯話”，這讓團隊午餐變得非常無聊。
我們美國辦事處經理梅麗莎試圖使員工在公司舉行的周五快樂時光更合群，但大部分員工只是拿瓶啤酒和爆米花就回到他們的辦公桌去而不是進行社交活動。
好像這是在浪費時間，搞得梅麗莎經常浪費錢似的。
這幾乎跟美國人誇誇其談的外向性格完全相反。美國人似乎對這些情況會有這樣的劇本：“嗨，妳最近怎樣”“那妳在做什麽呢”“周末幹嘛去了”。
當然，通常他們不關心回答是什麽，而且心裏可能也在想，”噢抱歉，馬克！沒人願意聽妳說起妳的自行車旅行”，但這種場景會使得人們在壹塊並促進新的聯系。
這兩種態度，內向與外向，謹慎誠意與隨意談天，就帶來不同的結果。
第壹種態度帶來較少的親密友誼，這壹撥、那壹撥，時間壹長就是各種小團體。而第二種就會帶來很多熟人。孔子不是說過“無友不如己者”嗎？他們怎麽還能這樣？
另壹方面，小的交談可以打開友誼之門，雖然這些“友誼”通常都局限在虛情假意裏。壹般來說，美國人可能更加外向，可能這樣會使他們少些寂寞。
當然，中國也有自己的不誠實社交禮儀，圍繞著各種宴會、敬酒、送禮，妳能看到各種假意奉迎，逢場作戲。但即使不是真誠的友誼，那麽至少存在著相互依賴的強大紐帶。
四這裏不是波斯頓
我們來自哪裏，決定了我們應該如何與人相處。
我成長在壹個朋友各自付賬單，各自仔細管理自己的時間，除了遇到真正的危機才會流露出自己最強烈的感情，不然會很丟人的環境下。
通過網絡那無聲的代碼，我們可以舒適的彼此分享，小小的談話，或諷刺地說句“很高興看到妳”使得我們不需要太親近就可以進行社交。這裏的人們也可以慷慨的令人驚訝，但是首先需要妳說出妳的需要。
我在中國交的這些朋友，曾經讓我疑惑這是否是最好的或者唯壹與人相處的方式。他們傾向於做的比說的多，通過體貼的行動而不是語言來表達他們的關心。
太多的自我可能是孤獨的。中國文化在它最好的方面是促進親密關系，人們條件反射般慷慨的行為，用行動而非語言表達自己的關心，選擇誠懇的語言，把全部主意力給他們朋友的人。人們互相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們無需討價還價的這麽做。如果妳只有給予的更多才會感到更快樂妳會怎麽做呢？
陌生人之間的壁壘也許很高，但是妳壹旦跨越了那道墻，所有的壹切都是可分享的。
當我和中國人跨過了“朋友”的屏障後，他通常就會如同我認識多年的西方人那樣變得親近。
隨同我們壹起宜興旅程的安吉拉是壹名高級人力資源部經理，但是她對待她的雇員和對待她的孩子壹樣。她邀請我和丹丹跟她十幾歲的兒子壹起爬山遠足，還不定期的在她家舉行晚宴招待我們。
我的中文老師蘇偉比我父母更了解我的愛情生活。
我的同事林肯，我們壹起脫光光去遊泳，接著我們會去蘭州拉面要兩份面條，談談政治和歷史。
作為特殊層次的友誼，在中國不會像兩個個體之間的“關系”，更多的倒像是兩個生活的融合。
理想的上海男朋友會為他的女朋友洗衣做飯，當然還有付所有賬單。就像我的美國室友John為了他當地的女朋友Sabrina學會做這壹切。
持續不斷的微信聯系是必須的，相配的“情侶服裝”也並不少見。就是“約會”本身的也暗含著朝著婚姻穩定前進的步伐。西方的釣妹文化擴展開來仍然局限於像中心城市的上海的那些年輕專業人士。
當然，最深的紐帶還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有壹天，簡問她的媽媽如果她死了她會做什麽。她媽媽說，“噢，我會殺了我自己的”。
PS：在中國，我們信仰不要跟陌生人說話，而在美國恰恰相反，路上遇到陌生人那壹定是要打聲招呼的，不打招呼反而讓人覺得這人鬼鬼祟祟沒有安全感。
於是，初次來美國的中國人，很容易就被迷惑了，他們認為美國人真的很熱情好客。
其實，在美國人說“How are you？”的時候，他們心裏多半不關心妳真的好不好，那真的只是壹個招呼，就像妳在中國見到壹個認識但不熟悉的人，問了句吃了沒？誰都知道這並不表示妳要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