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錢理群的研究興趣與關註點主要有二，首先是"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他於1985年與黃子平、陳平原***同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強調新概念的提出，"並不單是為了把目前存在著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樣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領域的擴大，而是要把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壹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因此"'20世紀中國文學'這壹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在***同撰寫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壹文裏，還從"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由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這幾個方面概括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特征。"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反響，從80年代到90年代壹直是人們關註的學術命題，在討論中提出了各種意見，但這壹概念卻被普遍接受，並且波及其他學科。
這壹概念在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術界也引起濃厚的興趣，產生了壹定影響。以後，錢理群又與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寫了文學史專著《中國現代文學30年》，並在所執筆的長篇序言裏，試圖用"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來總攬全書。這是壹部教科書式的文學史，既廣泛地吸收了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並有許多作者自己的獨特發現與見解，初版本與修訂本都顯示了80年代與90年代學科所達到的水平，提供了經過嚴格選擇的新的知識，新的信息；同時充分註意科學性與準確性，以及文學史教材應有的穩定性與可接受性。因此本書出版後，受到了大專院校師生與文學愛好者的歡迎，1997年國家教委選定為大學現代文學史課程的教材，這就更加擴大了本書的影響。
錢理群在他執筆的有關"詩歌"與"戲劇"發展的章節裏，有意識地進行了"文體史"的寫作的試驗，在描述文體發展的軌跡時，突出文體自身的特點：他試圖以"詩歌藝術思維與語言的變遷(連續、中斷、斷而復續等等)"來展現新詩發展歷程，以"廣場戲劇與劇場戲劇的彼此消長、起伏"為線索來敘述話劇史。以後，他還和他的學生壹起提出了"閑話風"、"演講體"與"獨語"三種散文類型，為散文史的寫作提供了壹個新的發展線索。他的這些探索在學術界都產生了壹定影響。《繪圖本中國文學史》"新世紀的文學"部分(與吳曉東合作)，壹方面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壹次整體描述，同時又將其納入"中國文學史"的總體結構中--這是錢理群文學史研究的又壹次新的嘗試。這樣的結構方式決定關註的重點是現代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的內在歷史聯系，同時意味著是將壹個世紀的文學置於數千年的歷史坐標中進行嚴格的篩選,相當數量的作家、作品在這大歷史的敘述中，消失於研究視野之外，而另壹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卻在長時段的歷史檢驗中被突現出來。本書經過認真的研究，提出了與傳統教科書不同的自己的文學史定位。在歷史的敘述中，也力圖擺脫歷史決定論與歷史進化論的文學史觀的影響，更重視文學發展中的中斷、反復、超前、滯後、偶然、個別，以展現歷史的豐富性與具體性。此外，將臺灣與香港地區的文學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通俗文學進入研究視野,對通俗文學中的大家金庸給予了充分評價；在描繪1949年以後的文學時，第壹次論述了"地下文學"，這也都構成了本書的特點。本書也開始了對文學史敘述方式的試驗。在關註20世紀中國文學總體的史的描述的同時，錢理群從80年代末開始，就將他的研究重心轉向40年代中國文學的考察。在錢理群看來，40年代的文學既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自然發展的結果，又孕育了後半個世紀中國當代文學(歷史)的發展(錢理群認為，這後50年形成了壹個獨立的文化形態，他稱之為"***和國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這壹中間(過渡、轉換)的環節，突入這壹點，可以起到總攬全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歷史的發展)的作用。在進入40年代文學研究的具體操作時，錢理群首先進行的是原始資料的發掘與整理。
他編選了《20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學生壹起編選了《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16卷本)，並發掘(或重新認識、評價)了壹些作家、作品，這就為正在進行的"40年代小說史"的寫作作了充分的準備。1998年出版的《1948：天地玄黃》壹書，則是錢理群40年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個人化(非教科書式)"的文學史寫作的壹個新的嘗試。這是關於文學史結構方式與敘述方式的試驗：打破了以往文學史的結構模式，本書選擇"1948"這壹最能體現40年代的歷史轉折、交接特質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過對這壹年發生的文學事件、流派、論爭、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歷程的描述，瞻前顧後，理清來龍去脈，從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學發展的主要線索與走向，這種"從壹個年代看壹個時代"的結構方式，可以將大文學史敘述所忽略(省略)的人與事納入研究視野，特別是在這個年代的普通人、壹般知識分子讀什麽書，喜歡聽什麽音樂，看什麽電影，街頭巷尾流傳什麽笑話……這樣壹些日常生活中的細節都具體入微地進入了文學史的敘述，這同時也意味著文學史觀念上的某些變化。本書在文學史的敘述方式上，將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細節置於比較重要的地位，追求報告文學那樣的豐富而具體、生動的典型現象(人物與事件)與細節的描述，以及由此產生的現場感；但又同時嚴格拒絕任何虛構，要求每壹細節都有具體的歷史根據。本書在敘述視點、敘述語調的選擇上也作了很大努力。可以看出，錢理群作為壹個文學史家，不僅致力於"現代文學史"的具體寫作，而且關註寫作背後的文學史觀念、方法、形式問題，並努力尋找自己的把握文學史的獨特方式。他曾連續著文闡釋他的導師王瑤先生(並上溯到魯迅)的文學史理論、方法，以此作為自己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理論指導，而自己的每壹次研究與寫作實踐又都有明確、自覺的實驗目的，並及時作出總結。他把自己的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任務(目標)規定為"深入到'作家、作品、讀者'的內部深層機體裏，去審視、開掘、發現特定歷史時代下的知識分子群體與個體(作家)，讀者群體與個體，以及作品所顯現的各種類型'人'的群體與個體的生存境遇、體驗與困惑及其美學形態，並從這壹切的綜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歷史時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學形態"。他因此而強調,"作為壹個文學史家，他必須與作家壹樣，對於'人'(他的生存境遇、體驗、困惑)保持社會、歷史、文化的與形而上的雙重關懷，既應關懷現實又超越於現實"。在具體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終抓住"典型文學現象"，突入"壹點"而見"全貌"，既具體細微又能體現發展的軌跡，以此作為自己的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並因此而提出文學史家的思維特點，就在於對於具體、生動的細節、歷史的現象形態保持職業的興趣與敏感；同時又必須具有發現細節、現象背後的普遍象征意義的思想穿透力。
錢理群還十分重視文學史研究中的時空距離問題。他認為，"歷史"是彼時彼地發生的，寫歷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時此地的，所謂歷史寫作就是壹個不斷往返的雙向運動過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進入歷史情境，設身處地地體察、理解彼時彼地的人(個體與群體)怎樣、何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從而產生了某種歷史命題；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視與揭示在選擇(命題)展開與實現的過程中出現的壹切嚴峻而復雜的事實，這些後果是當事人所不可能預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設身處地"與"正視後果"作為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基本原則。
錢理群還提出文學史研究中必須抓住兩個"中介"環節：壹是作為最終決定文學發展的經濟基礎與文學之間的"文化"--以後，錢理群又根據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特點，從影響文學發展的眾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學文化"與"政治文化"與文學的現代化關系最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響、制約文學發展的"文化"背景與作品的"文本結構"之間，也還有壹個中介，即是文本創造主體"作家的生存狀態與心理結構"。錢理群還強調在關註文學史觀念與方法的更新的同時，不可忽略文學史的寫作形式(結構、敘述方式等)問題，並因此而提出了"文學史敘述學"的概念。他的這些實踐經驗的總結與理論設想，在學術界也都有壹定影響。錢理群的另壹個研究重點，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作統壹的歷史考察，即進行"現代作家(現代知識分子)世紀心靈史"的研究。他的這壹方面的研究試圖打破文學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研究的嚴格界限，對20世紀血淚浸透的歷史經驗教訓進行同代人的自省、反思與理論總結。他依然采取"抓典型現象"的方法，選擇了三個具有不同典型意義的現代作家，即魯迅、周作人與曹禺，由此切人，"從壹個人看壹個世界"。《心靈的探尋》被認為是對傳統魯迅研究模式有所突破的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作之壹，也是作者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煉獄以後，對自己以及同代(人民***和國所培養的50、6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被扭曲了的心靈(以及被扭曲了的魯迅觀)的自我反省與重建，是作者從長期被奴役狀態中覺醒以後第壹部"反戈壹擊"之作。因此，本書的"引言"與"後記"與"正文"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並互為對照與補充。作者在"引言"中明確宣布，本書關註的，不是多少被神化了的、作為"民族英雄"的魯迅，而是作為"個人"的魯迅，他的獨立的生命的存在與生存困境，以及作為"人類探索真理的偉大代表"的魯迅，他對人的精神自由的永遠的追求，以及他對人(國民)精神病態的痛苦的拷問。本書所要探討的，不是魯迅外在的"英雄"行為，而是他的"內心的煉獄"，目的是要尋找"歷史偉人與平凡的'自我'之間的心靈通道"。因此，作者選擇魯迅的《野草》(這是魯迅"為自己寫"的詩化"哲學")作為研究的重心與"綱"，以"思維篇"、"心境篇"、"情感篇"、"藝術篇"結構全書，由內至外地展示"魯迅世界"。本書對魯迅種種精神現象的把握，始終環繞著"歷史中間物"這個中心概念，以展示魯迅清醒的自省意識，也即徹底的懷疑精神，對於現存世界、絕對秩序以及自我的拒絕與否定，以及在痛苦的掙紮中形成的"反抗絕望"的哲學。作者在本書的靡頁上寫明"獻給正在致力於中國人及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朋友們"，表明作者自覺地將本書的寫作看作是對現實中國的"發言"，是與自己的同道者的心靈的交流，因此，本書的寫作風格是"演講式"的(它事實上也是課堂講稿的整理)，充滿了批判的激情，自我剖析的真誠，因此在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成為80年代啟蒙主義思潮的代表作之壹。作者90年代所寫的有關魯迅的論文與隨筆匯成《走進當代的魯迅》壹書，著重於對作為思想家與文體家的魯迅的當代闡釋，其中有關魯迅思想命題及其獨特表達方式的研究，魯迅小說、散文、雜文的文體特征的研究，對作者80年代的研究有了新的發展與補充，並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錢理群的"周作人研究"打開了學術研究的壹個禁區，他的《周作人論》對大量的原始資料進行了發掘與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在與魯迅的比較中，科學地論述了周作人思想、文學發展道路和他的人生哲學的復雜性，探討了周作人與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全面地總結了周作人在文學(包括散文創作、文藝批評、翻譯、文體學理論、文學語言理論)與文化研究(包括兒童學、童話學、神話學、民俗學、性心理學)諸多方面的貢獻；並對周作人與同時代的思想家、文學家(包括章太炎、蔡元培、李大創、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等)的關系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從而為周作人研究建立了壹個基本的格局，奠定了基礎。
而他的《周作人傳》更是公認為周作人研究中的權威性著作，在國內外學術界與國內讀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人都是通過此書了解、認識周作人的。評論者認為《周作人傳》的"最大的特點在於它的思辨性"(舒蕪)，本書不但比較準確地勾勒出了周作人思想發展、生命流動的軌跡，充分而細致入微地展示了作為思想家與文學家、也作為人的周作人的精神世界的各個側面，而且以周作人作為壹個典型，寫出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的獨特價值、精神困惑與危機。對於作者自己，既是對被壓抑的內在的自由主義精神傳統的喚回，又是嚴峻的自省。因此，全書是"傳主(周作人)、作者、讀者"三者之間交叉的精神對話，又別有壹種沈思的調子，充滿了溫馨與苦澀。以後，作者又寫有《讀解周作人》，這是壹次文本的細讀，顯然是對前兩本書的必要補充。這樣，錢理群的魯迅研究與周作人研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完整體系。90年代末，在近20年的研究基礎上，錢理群終於領悟到了二者的相通，他同意這樣的說法：周氏兄弟是面對20世紀"中國人生存危機，以及向這危機挑戰的兩種不同的範式"，又補充說：他們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態(及其選擇)壹壹處於"劇變"與"穩定"，"破壞"與"凝固"，"躁動"與"安寧"，"沖突"與"和諧"，"悲慨"與"閑適"……兩極"永恒的調和和永恒的鬥爭"中，正體現了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特性，"周氏兄弟"也就成了具有人類與民族、時代精神史的典型意義的"文化(精神與人格)***生體"。在考察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兩個"強者"的特異的生命形態以後，錢理群把他的眼光轉向知識者中的大多數，尋找更為普通、也更為普遍的典型：他發現了曹禺。這是壹個天才的藝術家，但卻是壹個"弱者"：他缺乏魯迅那樣的懷疑主義精神，他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天真，人道主義的過分善良，使他不敢正視淋漓的鮮血，總是沈浸於人為制造的夢境裏；他更缺乏魯迅那樣的徹底自我否定，他太愛護自己，憐憫自己，既不能戰勝自己，又不由自主地屈從於他人與強權。他的壹生充滿了個人天才的藝術創造，與受意識形態支配的既成的社會創作規範的沖突，而以前者屈從於後者為結束。錢理群的《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所寫的正是這樣壹個精神的"殘廢"導致藝術的毀滅的悲劇，想像力被意識形態扼殺的悲劇，民族難得出現的天才被大多數人"捧殺"與"罵殺"的悲劇。
這也正是本世紀中國文學具有典型意義的悲劇。在完成了三個"點"的個案研究之後，錢理群又將研究的觸角伸向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總體精神氣質，以及與世界知識分子的內在的精神溝通，尋求民族精神史與人類精神史的有機聯系。於是，他找到了"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這兩個世界文學的不朽典型。新的論著的正題是《豐富的痛苦》，副題是"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所謂"東移"既是從西班牙、英國，經由德國、俄國，直到中國的傳播過程，同時也是處於不同時空中的各國藝術家、思想家(從塞萬提斯、莎士比亞，到海涅、屠格涅夫，以及魯迅、周作人……)對之作出各具特色的闡釋的過程，從壹個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從17世紀到20世紀人類精神發展、世界分子心靈歷程的某壹個側面。而本書的作者從這樣的歷史考察中，不但發現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堂吉訶德氣、哈姆雷特氣，而且對東移過程中所提出的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闡釋。例如，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與哈姆雷特的懷疑主義的評價(各自的價值與所存在的"陷阱"、危機)；"獨裁政治的堂吉訶德"("專制主義的浪漫主義者")的概念及其意義("啟蒙者的專橫")；"女性堂吉訶德主義"("包法利主義")的概念及其意義，堂吉訶德與桑丘的關系，理想形態的堂吉訶德和他的現實實現的"發瘋的徒弟"(革命者)的關系，堂吉河德在革命勝利以後的命運；非政治化、非英雄化的堂吉訶德，堂吉訶德的"歸來"；區分"真假堂吉訶德"的意義；武裝起來的有組織的群體堂吉訶德、哈姆雷特的命題：思想與行動的關系，思想與行動的後果的關系("思想的實現即思想自身與思想者的毀滅"，"還思想予思想者")；哈姆雷特對"未來"的疑慮，***產主義運動中的哈姆雷待(與堂吉訶德)；哈姆雷特與俄國"多余的人"、"虛無主義者"，哈姆雷特與人民的關系，等等。可以看出，錢理群是帶著本世紀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問題"去思考與展開所有這些理論命題的，這也是對自身(及同代人)的自我反省。強烈的自省性正是錢理群關於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最鮮明的特點。他努力尋找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之間，研究者自我主觀精神世界與研究對象的主觀精神世界之間的契合點，進行心靈的對話，追求"歷史與現實"、"主體與客體"的有機結合。在長期的研究中，錢理群也逐漸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與藝術世界的特殊方式，他稱為"單位意象"與"單位觀念"的研究，即是"從作家在作品中慣用的、反復出現的詞語入手，找出作家獨特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包括範疇)；然後對單位意象、單位觀念(範疇)進行深入的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其內在的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美學等豐富內涵，並挖掘出其中所積澱的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多種因子，以達到對作家與古今中外廣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獨特的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的具體把握"。於是，他發現了魯迅的"黃金世界"，"無物之陣"，"夜"，"冷"與"熱"，"愛"與"憎"，"沈默"與"開口"，"人"與"神"、"鬼"……；周作人的"愛智者"、"常識"、"東洋人(凡人)的悲哀"、"風"與"雨"、"苦茶"……等等；曹禺的"殘酷"、"掙紮"、"被捉弄"、"向天邊外飛"……等等。作為大學校園裏的學者，錢理群十分重視科研與教學的相互滲透與促進，曾連續l5年向北大17屆的學生講解魯迅傳統，產生了很大影響；他並且關心大學與中學文學教育，以相當精力從事學術的普及工作，寫有《名作重讀》與《40年代小說研讀》等專著。他還通過隨筆的寫作(出版有《人之患》、《世紀末的沈思》、《壓在心上的墳》、《六十劫語》、《學魂重鑄》等書)及其他方式自覺地與當代青年，與自己的時代，與社會底層保持精神上的聯系。錢理群的學術理想(追求)，集中到壹點，即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這也是他所理解的"北大精神(傳統)"。他努力求"真"，即使不能將心裏的話說盡，也要盡力做到"不顧及別人的願望，不看別人的眼色，自說自話：說自己想說、願意說的話"。他的所有的寫作，都是為了"將(自己、家庭、社會、民族壹個世紀的)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因此他的學術必然帶有濃重的批判(自省與反思)的色彩。他壹再表示期待"不受'趨向'、'潮流'限制的，更富有想像力的研究，將出現人們意想不到的課題、思路、角度與方法，它是不可規範，無以歸類的。人們可能因為其研究路數的'野'，以及不可避免地疏漏、缺陷，而不能接受；但這類研究往往給學術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註入新的活力，即使在某些方面是不可重復的，但也仍然顯示出創造性生命的魅力，並且真正體現了學術研究的個體性本質。---對這樣的境界，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