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5月13日，中新社發了條消息，簡單至極。
14日，《文藝報》出了壹篇報道，壹***五十個字。
16日，上海《新民晚報》也發了壹則報道——消息來源竟是香港。
巴金在家裏壹連幾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找不到老友的名字。
他很疑惑：沈從文的訃告是不是來遲了呢？人們究竟在等待什麽呢？
有人說，可能是文學史上的地位沒有排定，找不到適當的頭銜。確實，翻遍當年中國的文學史，妳很難找到沈從文三個字。
也有人說，現在需要搞活經濟，誰還會關心壹個作家的死活？區區壹支筆，就能把生產搞上去？
巴金無法回答。
所謂文學史，所謂經濟，無非都是壹個道理：時代向來是不會為個人停留的。
鳳凰，位於湘西，是沈從文壹生故事的起源。
讀過沈從文的人，多半會想象這樣壹個鳳凰：風景秀美、遺世獨立、民風淳樸。
但壹定想不到：這座小城的歷史，充滿了暴虐和血腥。
清朝為了鎮撫苗族，曾派遣壹隊戍卒屯丁駐紮。在這座孤城周圍，約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密密麻麻，像壹群巨獸監視、鎮壓著苗民。暴政，以及因這暴政而起的反抗，染紅過每壹條官路，每壹個碉堡。
到沈從文出生的1902年，碉堡大多已經毀掉了，軍隊的住所變成了民房，苗族也大半同化了。只有黃昏，站到那個巍然佇立的孤城高處，眺望那些遠近的碉堡，能夠依稀想象當年的光景。
沈從文的祖父是軍人，跟隨湘軍壹起打過太平軍，也打過回民、苗民，憑著軍功為家族掙得了壹份產業，隨後卻被沈從文的父親敗光。
沈父早年鎮守大沽炮臺，八國聯軍攻陷天津時炮臺失守，斷送了他的壹生功名和大部分產業。民國成立後，他原想競選進湖南省議會。競選失敗後，心中不平，賭氣出門來到北京，參與刺殺袁世凱的密謀。沒成想事情敗露，只能逃走，此後改名換姓，流落天涯。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像沈父這樣尋找出頭之路的人，不知凡幾。
1911年，武昌起義，此後各地響應。鳳凰也不例外，苗族群眾開始反抗。然而，僅僅壹夜的時間，起義軍就被殺敗了。
那壹天，沈從文早晨醒來，在道尹衙門口平地上看到了壹大堆血汙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無處不是人頭。
他發現了角落裏串起來的人耳，有位年長的親戚問他：“小東西，妳怕不怕？”
沈從文回答得極好：“不怕。”
對於9歲的山城孩子來說，這些僅僅只是開始。
殺戮持續了壹個月。城防軍分頭派兵下鄉抓人，每天要殺壹百人左右，有時衣也不剝，繩子也不捆縛，就像趕著牲口壹樣。殺到後來，殺人的壹方似乎有點不忍了，想了個辦法：委托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大殿前，在神前擲竹筊，生死取決於壹擲。
同時代其他作家的童年都是玩水、打架、偷東西，而沈從文的童年就是看殺人。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大地被大大小小的軍閥主宰，湘西也不例外。這時沈從文稍稍長大了些，也想走祖父的道路。混亂的時代，普通人唯有壹身勇力可托付，這是年輕人的壹條出路，或許也是年輕人唯壹的出路。
於是他見過的殺人就更多了。
軍隊的營生主要是“清鄉”“剿匪”，除了有個合法的名義之外，和土匪沒有什麽區別。
白天到街市去玩時，他常常可以看見這樣可怖的場景：前面幾個兵士，中間壹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挑了兩個人頭，這人頭便常常是這小孩子的父親。
詭異，恐怖，稀松平常。
如果魯迅看到這般場景，定要破口大罵劊子手，以及那些麻木的看客們，沈痛質問壹句：“從來如此，便對麽？”
而沈從文或許就是魯迅筆下的看客，他不會質問或者怒吼，只是平靜將其記錄下來。
他說了這麽壹段話：“從那裏以及其他壹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不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過的氣味；使我對於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的生活裏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壹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憂郁強悍不像壹個‘人’的感情了。”
見慣了如此多的殺戮之後，沈從文厭惡上了某些東西。
終其壹生都沒改變。
1922年，北京城來了壹位青年，他提著壹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門的車站，坐到壹個排車上，被拉進了西河沿壹家小客店。
他在旅客簿上登記：“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生活對於這名“北漂”而言，並不算友好。
沈從文想要做學問，便壹直在北大旁聽。他又窮，又未上過新學校，自然考不上大學。他報考過北大等國立大學，均告失敗；投考中法大學，錄取後，宿膳費二十八元，想盡辦法卻籌措不出，過期只能放棄。
彼時的北京，像是壹個漩渦，有人壹遇風雲便化龍，但更多的人被卷入河底。現實容不得他繼續做這般愚蠢的夢了。他只能拿起筆，開始寫作，另謀出路。
他玩了命似的寫，四處投稿，基本都是碰壹鼻子灰。
《晨報副刊》的著名編輯孫伏園，曾當眾拿出沈從文投稿的作品，開玩笑道：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說罷，即扭成壹團，扔進廢紙簍。
窮途末路的時候，沈從文試著向郁達夫寫信，尋求幫助。郁達夫看望了這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他摘下自己的圍巾，留給沒有過冬衣服的沈從文；又請他吃午飯，拿出五塊錢結賬，剩下三塊兩毛幾分，也留給了他。
當晚，郁達夫帶著憤慨和不平，寫了壹篇《給壹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文中沒有寫出沈從文的名字，卻可以看見壹個找不到出路的年輕人。
在文中，他給沈從文出主意，上策是找點事情做——或者革命、制造炸彈。中策是回老家。下策是應募當兵，或者做賊。倘若做賊，“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有幾本舊書，卻是可以賣幾個錢……妳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壹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妳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調侃和諷刺，郁達夫指向的是殘酷的、讓青年沒有出路的現實。但這赤裸裸的現實，滿懷理想的沈從文接受起來未免太殘酷。
來北京之前，沈從文對親戚黃鏡銘說：“我來北京尋找理想，想讀點書。”
黃鏡銘嘲諷道：“嗐，讀書，妳有什麽理想，怎樣讀書？妳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壹萬大學生，畢業後無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臉，不知何以為計。大學教授薪水十折壹，只36塊錢壹月，還是打躬作揖聯合罷教，軟硬並用爭來的。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書死，哪有妳在鄉下做老總有出息！”
沈從文反駁道：“可是我怎麽做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對被殺的人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麽都學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擡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我實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來。我想讀點書，讀好書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麽下去實在要不得！”
我們不知道沈從文熬了多久，只知道他熬了出來。從壹個衣衫襤褸的湘西小夥子，陰差陽錯變成了大家熟知的職業作家。
本該死去的做學問的夢想，依然在暗處發光。
北京並非壹無是處，至少它的街道都是“過去600年間兩個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館”，而參觀這些博物館並不用買門票。在他來京時住的會館西邊，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廠。他原本不敢進去，可是壹看見櫥窗中陳列的唐宋破瓷器和明清畫軸，他立馬就走不動道了。
這也算壹個命運的壹個小小玩笑，當他看懂這個笑話的時候，已經是多年以後了。
即便成為了職業作家，生計依舊是大問題。
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稅還常常被拖欠，加上之前出版倒閉而背著壹身債務，沈從文帶著生病的母親和年輕的妹妹在京漂泊，壓力日甚壹日，難以為繼。
最後他選擇了教書，賺取生活費用。
然後，就遇見了張兆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壹個女人，也是他的學生。
大約是1930年，老師開始給學生寫信，向她表白感情。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壹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張兆和似乎沒有驚慌，這種場面她見多了。她應對沈從文的方式就是沈默。不管沈從文寫了多少封信，全都不予理會。
多次失敗之後，沈從文心灰意冷，決定辭去教師壹職。臨走之前，他要壹個說法，便找來了張兆和的同學王華蓮。
王華蓮進門後，沈從文說：“我有壹事要問妳，可是我說不出口，請妳看這個。”
他遞給她前壹天先寫好的兩張紙，接著問她很多關於張兆和的問題。說到傷心處，竟然大哭；再說，又哭。
“我因為愛她，恐怕在此還反而使她難過，也不願使她負何等義務，故我已決定走了。不過我願意知道她的意見而走。”
從開始到現在，張兆和的態度壹直很堅定，像石頭壹樣頑固。但，沈從文同樣頑固地給她寫信，表示尊重她的頑固。或許在妳來我往之間，她平靜的內心早已泛起漣漪。
1933年的寒假，沈從文照例先寫壹封信給張兆和，信中婉轉地說，要提親。並且說，如果父母同意，求張兆和早日打電報通知他，讓他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張家給沈從文發電報，只用了壹個字“允”，即表示婚事“允”了。
張兆和卻有些不放心，萬壹沈從文看不明白呢？她壹個人悄悄坐人力車到電報局，遞上自己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那時的電文壹般不用白話，沒成想還加了“吧”字。
在洶湧的愛情面前，沈從文似乎有了新的感悟。
他愈發厭惡那些高高在上的東西——權力、思想、歷史……
1934年1月7日，他啟程回鳳凰。這是他離開湘西後第壹次返鄉。行前，向妻子張兆和許約，每天給她寫信。他寫了近五十封之多，回北平後整理，把“三三專利讀物”轉換為面向讀者的文本，這就是後來的《湘行散記》。
十多年前的沈從文，孤孤單單，身無長物，搭坐壹只船只上行，對於自己前途毫無把握。如今，再見故鄉的吊腳樓，聽見河邊的小曲，在野性的自然面前，他想問問自己：人究竟為什麽活著？
多數人庸庸碌碌地活著，該吃吃，該喝喝，少數人能夠掌握自己乃至於國族的命運，使生命放光，這是五四運動印在他心底的想法。
此刻，他承認他錯了。
“我們平時不是讀歷史嗎？壹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壹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麽？但真的歷史卻是壹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裏，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幹年代若幹人類的哀樂！”
“我先前壹時不還提到過這些人可憐的生、無所為的生嗎？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
“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三三，倘若我們這時正是兩人同在壹處，妳瞧我眼睛濕到什麽樣子！”
回鄉沒多久，《邊城》問世了。很多年以後，這篇小說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壹百強，排名第二位，僅次於魯迅的《吶喊》。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沈從文跟隨西南聯大來到了昆明。
昆明的第壹次轟炸，天空剛剛被點亮，爆炸聲便在四周響起，窗子的玻璃碎了，壹片片落下來，塵土飛揚，人群奔散……
沈從文卻神色不變，望著不遠的濃煙，喃喃著；“炸了哪壹邊？學校才遷來，不能再受損失了！”這是堅強的沈從文。
而脆弱的沈先生會因為喝了點酒，低落地說道：“國家成了這個樣子，人人只顧逃命，不能讀書，不能工作……”忽然把酒杯壹放，哭了起來，像個手足無措的孩子。
童年的記憶，湘江的歷史，還有昆明的巨雷，交織在他心裏。在這種環境下，他寫下了《長河》——壹部本該是中國版《戰爭與和平》的小說。
“我想起數千年前人住在洞穴裏，睡在洞中壹隅聽雷聲轟響所引起的情緒。同時也想起現代人在另外壹種人為的巨雷響聲中所引起的情緒。我覺得很感動。唉，人生。這洪大聲音，令人對歷史感到悲哀，因為它正在重造歷史。”
他又想起了人們相互殘殺的歷史，以及被歷史淹沒的人群。
抗戰以來，文人們想要獻身報國，無奈只有壹支筆可堪大用，於是想要以文章投身政治，為民族盡力。
沈從文瞥見背後的隱憂，害怕政治讓文學墮落，專門發文反對作家從政。
左翼文壇反應激烈，壹群人撰文反駁。誤解越深，敵意越重，沈從文的原意越被簡化，乃至被標簽化。在外界看來，救亡已經如此迫切，沈從文卻活像壹個絮絮叨叨的老太婆，念著些不合時宜的老話。
直到1946年，針對沈從文的圍攻開始了：“產生了壹種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脫離現實在清高的地位上說風涼話，這種人的代表是沈從文。”
更多的人，斥責他的文章只有抽象，沒有階級。“幫兇”“幫閑”“誣蔑”“犯罪”，猛然間已成口誅筆伐之來勢。
最為嚴厲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他將沈從文描述成“桃紅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
形勢如此，孤單的沈從文幾乎等同於被封殺。
時代往前走，他有些跟不上了。
1949年開春，沈從文自殺。
被救之後，他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寧靜，他想到了翠翠——他在《邊城》中塑造出來的少女。
“夜靜得離奇。端午快來了，家鄉中壹定是還有龍船下河。翠翠，翠翠，妳是在壹零四小房間中酣睡，還是在杜鵑聲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後還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難道又瘋狂了？我覺得嚇怕，因為壹切十分沈默，這不是平常情形。難道我應當休息了？”
但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我寫什麽？還能夠寫什麽？筆已凍住，生命也凍住。”
他希望家人把他的作品燒掉，免得誤人子弟。
他常常躺在床上聽貝多芬，感覺人生悲憫。
此後，他給好友丁玲寫了壹封信。
“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來用史部雜知識和對於工藝美術的熱忱與理解，使之好好結合，來研究古代工藝美術史。”
放棄多年來從事的文學，重拾起初到北京時的夢想，這是沈從文的選擇與自我救贖。這個命運的玩笑，早就潛伏在他的生命裏，像埋進土裏的種子，時機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他的文物研究與眾不同，最關心那些當時不被當作文物的扇子、馬鞍、鏡子、衣物、杯子等日用品。他知道，這些物件背後，有勞動者的創造和故事。
後來，他耗盡心血寫成了著名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這是新的沈從文。
1982年5月8日，老邁的沈從文踏上了回鄉的路。
南華山、觀景山、喜鵲坡、八角樓……南華山腳下是文昌閣小學，他念過書的母校，裏面傳來孩子們的晨歌。
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轉兩轉到了壹座房子，房屋已經破舊，裏面住著五戶人家。沈從文扶著中堂的破門壁，說：“這裏是我家，我就出生在這裏……房屋早已賣給了別人。”
他想聽儺堂戲，聽聽童年的聲音。
藝人們在鑼鼓伴奏聲中，唱著：“正月元宵煙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當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時，沈從文也手舞足蹈地跟著唱了起來。
結束的時候，他站起來送行，他那黃框鏡片後的眼睛紅紅的，已經滿是淚水。
時代壹直在往前走，幸好還可以看見隱於歷史背後的人類的哀樂。
不管將來會是什麽樣子，人們的面貌、恐懼和希望，都應該記錄下來。
從壹個熱衷於看殺人的鄉下少年，到如今處處傷情、常常流淚的老先生，他的心中早已長滿了慈悲與哀憫。
20世紀50年代，沈從文曾滿懷感傷地寫下這樣壹句話：“我和我的讀者，都***同將近老去了。”
但當荒誕的時代遠去，他的作品卻迎來了新生。
80年代以後，壹些現代作家從以前被遮蔽的狀態下重新出現在文學史中：張愛玲，錢鐘書，以及沈從文。他們無壹不堅持壹種“日常敘事”來對抗“宏大敘事”，以涓涓細流對抗漫漫長河。
這算是壹場遲來的證明：他從來都是中國壹流的小說家。
他的學生汪曾祺曾說，沈從文的作品貫穿著壹個主題——民族品德的發現與重造。
沈從文去世後數年，瑞典學者馬悅然揭露了壹個秘密，1988年，沈從文進入當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終審名單。“我個人確信，1988年如果他不離世，他將在10月獲得這項獎。”
從來就沒有完美的結局，這倒是“很沈從文”。
1988年5月18日，沈從文去世八天後，八寶山舉行了壹個告別儀式，只有寥寥數人。
沒有花圈、挽幛、黑紗，沒有悼詞，不放哀樂，現場響起他生前最愛的古典音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
這或許是沈從文希望的吧：不需要新聞的熱鬧，不需要時代的緬懷，不需要誰來給他定個“地位”，就這樣靜悄悄離開人世。
四年後，1992年，沈從文“回”到家鄉鳳凰。他的骨灰壹半灑入繞城而過的沱江，壹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墓碑是壹塊大石頭，上面是沈從文的手跡，分行鐫刻著四句話：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
在湘西靜靜的河流裏，很多東西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直到如今，我們依然閱讀沈從文，依然想念他，依然為了翠翠、三三們流淚。
不為崇高的思想，不為宏大的歷史，就只是因為，他帶著悲憫的目光看著所有渺小的人們。
這世界有無數個湘西，卻只有壹個沈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