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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與李時珍

1683年,哈雷、胡克(胡克定律的發現者)和雷恩(天文學家)在倫敦吃飯,突然間談話內容轉向天體運動,討論起行星運動軌跡的話題。哈雷對這個問題深深地著了迷。

1684年,哈雷自行前往劍橋大學,拜訪已成名的數學教授艾薩克?牛頓。哈雷請教道:“要是太陽的引力與行星離太陽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行星運行的曲線會是什麽樣的?牛頓不假思索地答道:“橢圓。"瞠目結舌的哈雷問道:“您是怎麽知道的呢?"牛頓說:“計算出來的。

哈雷提出要看壹看計算材料。但牛頓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在哈雷敦促之下,牛頓答應再算壹遍,接下來的兩年時間,牛頓閉門不出,精心思考,塗塗畫畫,擴大了對天體學的研究。

1687年,44歲的牛頓發表了宏篇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他用幾個簡明的公式破解了宇宙中萬物運行的規律,把歐幾裏得通過邏輯推理建立起的方法論擴展到自然科學領域,把托勒密用機械運動模型描述天體的規律,擴展到世界任何規律的描述。這是人類掌握的第壹個完整的科學的宇宙論和科學理論體系。

1727年,牛頓去世,當時的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普博,給他寫了壹段很有名的墓誌銘:“自然和自然的規律隱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說:讓牛頓降生吧!於是壹片光明。”

為什麽牛頓這麽牛?在牛頓之前,人類對自己能否認識自然缺乏信心,比如蘋果為什麽會落地,日月星辰為什麽升起又落下,在當時是無法被人認識。中國人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趨狗;西方人講,上帝有憤怒之鞭。人類對自然充滿了恐懼和迷信。

牛頓的發現,給人類帶來了從未有過的自信,原來我們生活在壹個可以用數學來推算的精密系統中,壹切都是有規律可循的。牛頓是第壹個叩開規律大門的人,他讓後來者看到,對規律的追索可以幫助人類控制自然,可以不斷獲得進步,這是壹件可能的事。

後來人將牛頓的方法論概括為機械思維,其核心思想是①世界變化的規律是確定的;②規律不僅是可以被認識的,而且可以用簡單的規律或語言描述清楚;③規律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可以應用到各種未知的領域指導實踐。

機械思維更廣泛的影響力是指導人們行為的壹種準則,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因果性和可預測性。有其因必有其果,要想讓結果被人們接受,就必須知道原因。利用這個方法論,西方社會可謂無往不利,搞出了很多新發明新創造。

牛頓《原理》巨著出版前109年,東方也有壹本被李約瑟稱之為“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的著作完成,它就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此時李時珍已經61歲,為了這壹刻,他足足準備了27年。

李時珍生於醫學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醫生。他14歲考取秀才,但17歲、20歲、23歲,三次參加鄉試,都沒考中舉人,從此便決心放棄科舉仕途,專心研究醫藥學。他壹邊尋訪名家、拜師學藝,壹邊行醫實踐、積累經驗。

1559年,有人推薦李時珍到太醫院任職,使得他有機會通覽皇家所藏醫書,抄錄了海量的藥藏名錄、施藥典例和古方偏方秘方,研究鑒別全國各地的藥材,獲得了大量民間的本草信息,看到了很多平時難以見到的藥物標本,大大豐富了他的寫作素材。

《本草綱目》全書約190萬字,***52卷,分為16部60類,***收藥物1892種,插圖1165幅,藥方11096則,集我國16世紀之前醫藥學研究之大成,被譽為東方醫藥巨典。

1603年以後,《本草綱目》在國內翻刻幾十次,有50多個版本,在國外翻譯成拉丁、法、日、德、英、俄、朝鮮等文字,僅日本就先後出現了11種翻刻本,40多種改寫教材和研究本,影響力撒遍全世界。

與牛頓的機械思維不同,李時珍寫作《本草綱目》,依靠的是大量的前人積累、歷史經驗和自己的方法總結,只有是什麽,沒有為什麽;只有不求甚解的相關性,沒有因為所以的因果性。知道藥物有效,但背後的原理規律是什麽,不是很清楚,也沒有深入研究。

沒有可靠的因果性作支撐,有些壹本正經的相關性就會經不起檢驗,甚至看起來像是笑話。李時珍收集了很多奇怪的偏方,例如,婦人血崩,用老母豬糞燒灰,酒服三錢治之;人尿床,用以熱飯壹盞,傾尿床處,拌與食治之,勿令病者知。這些看著莫名其妙又很是搞笑的方子,當時卻走進了壹本煌煌巨著。

事實上,我國很多歷史科技成就都是這樣創造出來的。我國古代科技輝煌燦爛,在天文歷法、農業等幾乎各個方面都領先世界,我們發明了很多技術,但這幾乎都是憑借經驗和偶然得到的成果,很多技術都處於科學實驗和經驗現象記錄階段,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理論和體系。

鴉片戰爭,兩種文明的方法論相遇,首先較量的是軍事領域,大清朝壹觸即潰,壹敗再敗。當時,清朝與英國的火藥處於同壹發展階段,皆為黑色有煙火藥,其主要成分是硝、硫、炭。然而,1825年歇夫列裏提出黑色火藥的最佳反應方程式:2KNO3+3C+S=K2S+N2+3CO2,並形成最佳火藥配方。英國按照這壹方程式,配制了槍用發射火藥(硝75%、硫10%、炭15%)和炮用發射火藥(硝78%、硫8%、炭14%),這兩種配方確定為標準的火藥配方,威力很大。

清朝的火藥發展,主要憑借經驗的層積,鮮有理論上的層層揭示,清軍制造的火藥仍是數百年不變的配方(硝80%、硫10%、炭10%),含硝量過高,容易吸潮,不便存貯,爆炸效力低,與英軍交戰遠不能敵。這是典型的中西技術對比。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列強的先進軍事力量、科學技術、政治制度、思想觀念不斷沖刷著古老的中華文化,我們開始懷疑、繼而反思,並大聲疾呼、發動改革、奮力圖強,妳方唱罷我登場,改制度翻來覆去終定壹統,改思想兜兜轉轉還未完成。

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楚漁的《中國人的思維批判》,都是批評我們的傳統思維觀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思維、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的求是精神,智者還在大聲疾呼,人們還在孜孜以求。隨著時代發展、技術進步,基於因果關系的機械思維,已成為社會主流,這是值得慶祝的進步。

那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利用相關性研究問題的方法,早已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為什麽中醫始終存在巨大的爭議,就是因為中醫原理無法納入機械思維,無法用因果性來解釋,我很喜歡的羅胖和萬維剛都以此反對中醫,感覺他們對此很是痛心疾首。中醫強調整體性相關性,反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機械思維認為就應該是這樣呀,因為頭疼,所以就要醫頭;因為腳疼,所以就要醫腳。

不過,這個世界不絕對,凡事都有例外。這個世界,也有因果性解決不了的問題。進入到信息時代,機械思維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了。

簡單的系統、壹般的問題,因果性好找,機械思維的方法論好用,可以用簡單的規律和語言描述清楚,但是,壹旦涉及到比宇宙系統更復雜的人體系統、社會系統和微觀粒子領域,我們會發現,原來這個世界原來是有不確定性和不可知性,有因果關系解釋不了的東西,上帝原來也在偷偷擲骰子。

真實的世界,是壹張互相關聯、相互影響的關系之網,許多因素互為因果,多個原因***同作用形成壹個結果,壹個原因形成分叉造就多個結果,妳影響我,我也影響妳,牽壹發而動全身。在社會領域、生態系統,我們幾乎不可能像在數學、物理領域那樣,找到壹個簡潔的規則,可以從壹個原因推導出壹個結論來。

有些因果可知,但中間的變量實在太多,我們人類的計算能力達不到,比如計算骰子落地時的朝面問題;有些問題,對我們人類來說本身就不可知,比如觀測電子運動速度和位置的問題。總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難以用明確的公式或者規則來表示的。

近年來人工智能飛速發展,大數據建設如火如荼,人們忽然發現,即使不知道原因,也可以從大量數據中直接找到答案。比如說,大數據的統計結果顯示,在咖啡評論和銷售網站上放信用卡和房貸的廣告,搭配的效果非常好,為什麽會這樣?完全讓人摸不著頭腦。

我們願不願意接受這種找不出原因的答案呢,從那種單純追求因果關系的機械思維跳出來呢?

前段時間《我不是藥神》熱播,引起議論紛紛,為什麽有效的新藥價格會這麽昂貴呢?原因就在於現在的藥品研制機制,通常需要分析疾病產生的原因,尋找能夠消除這種原因的物質,然後合成新藥,這是壹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而且費用非常高。七八年前研制壹種處方藥,已經需要花費十年以上的時間,投入10億美元的科研經費,如今時間和費用成本都進壹步提高。如果不能在專利有效期內賺回數十億美元的成本,就不會有公司願意投錢研制新藥了。

但是利用大數據,就可以改變這種新藥研制的機制。比如,美國壹***只有5000多種處方藥,人類會得的疾病大約有1萬種,如果將每壹種藥和每壹種疾病進行配對,就會發現壹些意外的驚喜。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發現,原來用於治療心臟病的某種藥物,對治療某種胃病特別有效。雖然為了證實這壹點,需要做相應的臨床實驗,但是這樣找到治療胃病的藥,只需要花費三年時間,成本也只有1億美元。

這種方法,依靠的並非是因果關系,而是壹種強關聯關系,至於為什麽有效,接下來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反過來尋找原因,這種先有結果,再反推原因的做法,和過去通過因果關系推導結果的做法截然相反。

吳軍在《智能時代》壹書中強調,“在無法確定因果關系時,數據為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數據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消除不確定性,而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取代原來的因果關系,幫助我們得到我們想知道的答案,這便是大數據思維的核心。”“大數據思維和原有機械思維並非完全對立,它更多的是,對後者的補充。”

那麽,李時珍在五百年前的經驗積累,中國人民在五千年間的實踐檢驗,是不是也是壹種尚待開發的大數據呢?只是由於人類認知、實踐、記錄方面的能力局限,中醫那些相關性的原始數據積累,體量還不夠大,驗證還不夠準確,保存還不夠完備,所以,它不是很好用,它出現了很多謬誤。

但是,它壹定是存在那種不為人知的中醫藥和治病救人之間的強關聯性,只要我們能夠用信息時代的手段持續發展完善,並用牛頓的因果思維來解釋和升級,中醫藥壹定能夠煥發新的光彩,而絕不是某些人嘴裏的狗的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