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退休的小學教師，她在這教了二十多年書，這有她好多的學生，付食品店的女售貨員、街頭拐角處那個修表的……當然還有好多後來上了大學的。母親上街的時候總有人給她打招呼，除了她的學生叫她余老師外，其他的人都叫她余太婆，叫老師也好，叫太婆也好都表示了對母親的壹種尊敬。我在新疆工作，回家的機會不多，每四年才有壹次探親假，陪母親上街時，遇到有人不停地向她問好，她都滿面春風地回應人家，母親生活在和諧的社會氛圍中，是很愉快的，在我的面前甚至還有幾分的自豪。
母親是江蘇常州人，出生在大戶人家，母親的父親余少舫早年曾當過宋子文的秘書，曾任常州知府、杭州府煙酒局局長等職。母親的伯父余大鴻曾是清軍協統，1912年北京政府授予陸軍少將銜。其子余紀忠先後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要職，後成為臺灣報業巨子。母親的兄弟姐妹很多，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母親曾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英專系，此間認識了同學褚璆後結為伉儷，後因時局動蕩，父親去世，家道中落，攜小妹隨丈夫輾轉於當時的大後方川、滇、黔壹帶，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才回到上海，這時母親已有三個孩子了，寄居在我們父親的哥哥家中。父親的哥哥也就是我們的大伯是壹個忠厚純樸的工人，很小的時候就在上海滬東造船廠當學徒，解放前夕參加了中***地下黨，後來是這個廠的勞資科長。
原以為抗戰勝利了，能過上安生的日子，誰知時局還是那樣動蕩，為了生計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跟隨父親，四處漂泊，先後到過杭州、南京、株州，長沙、醴陵、衡陽好多地方，壹九五二年到武昌後，才算安定下來。受孩子的拖累母親沒有辦法到社會上去工作，那時，我和哥哥都在武昌鐵路第壹職工子弟學校上學，四弟和五弟也大了壹點，母親總想找機會出去工作，正好鐵路局辦的職工業余文化補習學校缺老師，雖然不是正式的，待遇也很微薄，母親還是欣然接受了這個工作，來往於武昌和漢口之間。來學習的都是成年人，他們的文化底子都很薄，程度又參差不齊，母親的脾氣特別好，為人又忠厚善良，對每壹個學員都認真負責，時間壹長，學員們都很喜歡她，有些跑車的列車員出差回來時還想著老師，總給母親帶點外地的土特產。
母親終日操勞家務，學業幾乎荒廢。記得到武昌後不久，武漢市教育局面對社會招聘教師，考試中母親還鬧了個笑話，有壹道題是翻譯《呂氏春秋·察今》中“刻舟求劍”壹段文言文，母親竟然譯成找到了楚人掉到水裏的那把劍。考試回來，母親問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劍，連我這個上四年級的小學生都知道這個故事，母親懊悔不已，開始了新的學習過程。母親的小妹妹是讀師範的，和母親壹起參加考試，成了武漢市球場路小學的正式教師。
生活上的許多事母親也在不斷地學習，那時候都燒煤球，生爐子就是壹件不容易的事，弄不好煙子薰得妳直流眼淚，爐子還是生不著，慢慢地母親找到了竅門，柴禾要架空，堆上煤球後要慢慢地捂著，快了柴禾燒完了，煤還著不了，心急是沒有用的。用體溫表測體溫，母親不知道怎麽看，先放在剛從熱水瓶倒出來的開水上試壹試，熱氣壹薰體溫表漲破了，水銀流到地下到處亂滾。母親是南方人，很少吃面食，更不要說做饅頭了，酵頭也放了，可蒸出來的饅頭又硬又酸，母親竟然不知道發好的面裏要加堿或是小蘇打，看著那冷了以後還發紅的饅頭，母親自嘲說這是“洋”饅頭。裝卸供應社工會主席的愛人姓崔是河南人，會做面食，母親請她到家裏來手把手地教，直到蒸出又白又松軟的大饅頭來，母親高興得笑了。母親不太會做針線活，看到有的婦女把新襪子剪開上襪底，這樣的襪子結實耐穿，想剪又不敢下手，最後還是沒學會，我們穿襪子又特費，只好破壹個洞補壹個疤又厚又難看。更難能可貴的是母親學會了做棉布鞋，壹針壹針的納鞋底，做出的鞋雖然不是多好看，但穿在腳上卻很暖和。“三反、五反”的時候，父親受冤被關押，停發了工資，我們失去了生活來源，我和哥哥也失學在家，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給隔壁的油條鋪捏煤球，好心的店主故意多給我們壹點錢；母親煮了好多的五香茶雞蛋，讓哥哥和我到火車站的候車室去賣；母親事帶著我們到郊區的菜農那，揀包包菜的葉子腌成鹹菜；母親還挎著竹籃裝上香煙火柴、人參米、針頭線腦等小東西到余家頭去賣……母親從壹個大家閨秀的小姐變成了壹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我也記不清楚了，什麽時候民間辦學又再度興起，母親成了民辦學校的教師，民辦學校條件差，教師待遇又低，母親毫不計較，母親覺得能走上課堂就是慶幸的事了，認認真真地備課，壹絲不茍地批改作業，壹心壹意地為著學生。母親的毛筆字、鋼筆字、粉筆字都寫得很好，母親會彈風琴，能自彈自唱，歌也唱得不錯，主動兼教音樂課，那時即使在公辦學校能用風琴教音樂課的人也不太多，母親的音樂課為她所在的民辦小學增色不少。這時我們家也從武昌搬到了漢口。也記不得是那壹年了，總之是過了好多年頭，母親所在的民辦小學終於轉成了公辦學校，母親和她的妹妹壹樣成了公辦教師。母親從內心深處感謝新社會，感謝黨，工作學習的熱情更高了。
母親以她的善良，她的厚道來對待她的學生，她的同事，她的鄰居，她周圍所有的人。壹次母親在壹個班上音樂課，剛下課，壹個調皮的男學生在課桌間奔跑，壹不小心摔倒了，額頭撞在桌子角上流出血來，母親立即把學生送到了學校旁的診所，自己出錢，治療包紮後把學生送回了家，壹開始家長還以為母親有壹定的責任，臉拉得老長，母親覺察到家長的不快，沒說什麽就走了，第二天母親又去看望這個學生，家長已從孩子的敘述中得知事情的原委，很不好意思地連連向母親道歉，感謝母親對孩子的關懷。母親當了教導主任，對老師都壹視同仁，聽課後都充分肯定老師的長處，發現問題時也能與老師真誠地交流，母親的真誠是出自內心深處的，也是感人的。有壹個老師在文革中貼過母親壹張大字報，說余主任是縣太爺的女兒，這也是文革中貼母親的唯壹的壹張大字報，母親壹直都不知道這張大字報是誰貼的，時間長了也就忘得壹幹二凈了，誰知，貼這張大字報的人自己卻耿耿於懷內疚得很，因為平時母親很關心她，教學上母親給予她很大的幫助，在評先進時充分肯定她的成績，她的孩子生病時，母親主動替她上課，她實在是憋不住了，找到母親說自己對不起人，母親很平靜，告訴她事情都過去了，不要放在心上，後來母親壹直對她很好，母親退休後，這個老師還經常來看望母親。有壹次母親上街的時候，被壹輛偏三輪摩托車掛倒，開車的是兩個解放軍，他們倆壹看摔倒的壹個拄手杖的老人，嚇得不得了，連忙把母親扶到路邊的壹個小店裏坐下，母親感覺頭有點暈心有點慌，看到站在面前的兩個手足無措的年青人，母親只是請他們趕快找點水來，喝點水定定神，兩人急急忙忙找來壹瓶礦泉水，喝完水母親好了些反過來安慰兩個解放軍說：“妳們別著急，再過壹會我就好了。”其中壹個發現母親的臉上有點擦傷，要送母親到醫院去檢查壹下，母親覺得沒什麽大礙不想去醫院，兩個解放軍又說送母親回家，母親不想為這點小事驚動左鄰右舍，也婉言謝絕了。在母親的壹再堅持下，兩個解放軍很不好意思地走了。身為醫生的大哥知道這事以後，立即給母親作了檢查，還好只是臉上和小腿有輕微的挫傷，大哥嗔怪母親沒有記下摩托車的車號，沒有讓兩個解放軍留下單位地址或電話，說應該通知他們所在的部隊，如果發生意外好找他們。母親覺得既然自己沒什麽大問題就不應該興師動眾的，人家在外當兵，也不容易，部隊上知道了，這倆人還能不挨批評，弄不好還要受處分，人家的父母知道了在家也不得安生，母親替他人想的比自己要多得多。母親的小腿上有壹塊發紫的地方，痛了好幾天才好，她也不敢作聲，生怕大哥說她。
母親上大學時，學的是英語專業，可是早已荒廢了，退休後時間也多了，就想再學英語，我的二女兒送給她壹本《英語九百句》，她每天讀啊寫啊，學的很起勁也還蠻有效果，四弟精通英語，曾多次出國訪問，每次從北京回家母親都要和四弟用英語聊天，讓四弟糾正她的發音。有壹次母親到中國銀行去取錢，滿腦子的還是英語，“ Miss, please give me a withdrawal sheet.”(小姐，請給我壹張取款單。)出口就是壹句英語。櫃臺裏的年青女孩壹下了楞住了，連忙說：“對不起，您是要存款嗎？”母親笑了，改用中文說：“要說對不起的是我，妳看我這老太婆怎麽說起英語來了，我取款。”周圍的人都露出詫異的眼光，這其貌不揚的老人竟然會說英語，母親取完錢轉過身自言自語地說：“活到老，學到老嘛。才能不得癡呆癥。”大家都笑了。
改革開放以後，政策越來越寬松，壹九八五年，在各地統戰部門的幫助下，母親由父親陪同，和母親的四哥、五哥、三妹、小妹等壹行十多人在香港和臺灣的大姐、大姐夫等親人會面。離散四十年後的團聚，令人激動不已，臺灣的大姐撫摸著母親略顯粗糙的手，禁不住淚水撲簌撲簌直流，“這麽多年，妳們是怎麽過來的？”母親不願意把自己受過的苦告訴分別多年的親姐姐，只是平靜地回答說：“我們過得很好，有退休工資，有醫療保險，什麽都不愁。” 自此以後，臺灣的大姐在經濟上常常幫助母親，母親的生活質量有了很大的改善，後來母親大姐的丈夫病逝，大姐移居美國，至今與母親保持密切的聯系。壹九九三年我們的父親不幸因病去逝，雖有四個兒子，母親卻喜歡壹人獨居在武漢市匯通路的老屋裏，母親的大姐曾想接母親去美國，母親還是那句話“我過得很好。”謝絕了大姐的好意，母親喜歡平靜的生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