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應該註意到，奧巴馬是以“變革”為號召而當選的。在國際領域，奧巴馬也抱有和布什非常不同的意識形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美關系不太可能是奧巴馬式“變革”的例外，恐怕會根據白宮的新意識形態而調整。
奧巴馬在對華政策上是個生手，如今他腦子裏出現的十幾個最迫切的問題，也許沒有壹個是中國問題。所以，中美關系大概目前還在他的助手和顧問們的把握之中，他個人在這方面沒有花太多時間就具體的政策進行細致研究。即使他現在說了壹些話，大概也是根據顧問的意見照本宣科，日後自己壹旦認真對待具體問題而進行決策，現在說的話恐怕也未必兌現。這幾乎已經是美國總統政治的常識，從前兩位總統克林頓與布什上任前後在對華政策上的轉變就能看出來。
不過，我們雖然不能預測奧巴馬面臨針對中國的具體問題時會作出什麽決策，卻可以知道他用什麽樣的視角去把握這些問題。在這方面，他和麥凱恩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大選過程中的壹次圍繞宗教問題的對話中，主持人問兩人面對邪惡應該是什麽態度。麥凱恩堅決地回答：“擊敗它！”奧巴馬則說：“我們當然要和邪惡作鬥爭。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歷史上的許多錯誤甚至罪惡，正是在我們自以為在與邪惡作鬥爭時犯下的。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覺悟。”在壹次電視辯論中雙方就伊朗問題交火。麥凱恩繼續高舉“戰勝邪惡”的旗幟，稱要和美國的盟友們建立壹個“民主聯盟”，***同對付伊朗。奧巴馬則馬上指出這等於排斥了俄羅斯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權，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與在外交上持“新保守主義”的麥凱恩不同，奧巴馬註意不單純以意識形態左右美國利益，具體問題具體處理，所以在外交上大概會更強調技術性和操作性。
應該說，戰後美國的外交壹直被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所主宰。冷戰結束後，蘇聯這個意識形態的對手已經消失，但美國外交的意識形態框架並沒有解構。從1992年到2000年，每到大選，中國就成為熱門話題。“9·11”後，恐怖主義成為美國的頭號大敵，中國倒是成了合作夥伴，兩國關系相對而言比較融洽。但是，這種關系無法被布什的“新保守主義”的框架所合理化，對美國而言，中美合作只能在“新保守主義”外交框架中作為暫時的例外而存在，具有極強的不穩定性。
奧巴馬總統則將可能用多極世界秩序的理念，把中美關系作壹番理性定位。雙方的關系，可能進入“後意識形態”時代。他將加強與中國在貿易等問題上就事論事式的討價還價。比如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知識產權的保護、環境和勞動條件、中國市場的開放性等等，都可能被推到談判桌上。畢竟，貿易保護主義是支持他的壹股巨大力量，他對這壹派必須有所交待。
但總體來看，奧巴馬上臺對中美關系是個好事。中國正逐漸崛起為壹個真正的大國，需要確認自己在國際秩序中正當的地位，也需要在貿易等問題上承擔大國的責任。從積極方面講，美國在產品質量、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壓力，正好可以幫助中國建立健康的國內市場秩序。畢竟，中國的消費者和美國的消費者壹樣需要安全的產品。對知識產權的充分保護，也是中國成為創新社會的基礎。在這方面，中國與其被動地對付壓力，不如主動尋求合作，從美國積極學習相關的管理技術。同時，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也不妨從強調雙方不同的價值觀念，改為強調雙方有壹些價值觀念實際非常接近、只是對這些價值觀念的表達有所不同而已。這樣才能幫助中美成為穩定世界秩序的重要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