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北宋“積貧”現象，王安石提出變法應以理財為中心，其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在封建社會裏“重農抑商”觀念根深蒂固，而對於出生於南方的王安石來說，卻十分重視商賈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朦朧地認識到富國強兵應先從經濟領域抓起，從理財開始。但這壹措施嚴重損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如青苗法限制了私人高利貸的發展，它以“國貸”取代了“私貸”，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也抑制了土地兼並；募役法向不服役的官僚、地主收取免役錢；方田均稅法按每戶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賦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擴大了稅收標準和範圍；均輸法通過國營商業機構，對全國商品實行強制性收購、運銷，限制了商人操作；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因此，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有些地方官拒絕執行新法，守舊派代表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說的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宋神宗死後，保守派司馬光當政，廢除了王安石的全部新法，變法派成員相繼被排擠出朝廷。
二、變法靠山（宋神宗）的動搖和去逝
王安石變法是在變法派和保守派的激烈鬥爭中進行的，變法派代表著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為了促進生產的發展，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勢必要改革現行的法度，勢必要限制或損害大地主、大官僚的某些局部利益。實際上，保守派只顧眼前利益，安於現狀，茍且偷安而且對改革派還有壓倒的優勢。因此，要變法就必須沖破保守派的阻撓，要抵制保宗派的強大的進攻，保證新法得以貫徹，必須應有皇帝的強有力的支持才行，故此，宋神宗成為變法的靠山。
新法推行後，保守派進攻變法破壞了社會安定局勢，造成了天下紛擾，“上自朝野，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紛紛擾亂，莫安其居”。變法派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全仰仗宋神宗的支持，禦史丞呂誨彈劾王安石十大罪狀，宋神宗遂罷呂誨。禦史劉述、劉琦、錢凱***同上書攻擊王安石，皆遭貶，伺候蘇氏兄弟亦發表了長篇大論反對變法，神宗也毫不動搖。
但人無完人，在宋神宗身上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氣魄不夠宏大，性格不夠剛毅果斷，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容易產生動搖。如在各地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出現時（京東、河北突然刮起大風，陜西華山崩裂，壹時間人心惶惶）。那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這些抨擊變法，說這些是上天對人間的警告。熙寧七年（1074），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為此憂心忡忡，他也開始相信這是上天的某種預警，並對自己繼位以來所實行的壹系列新法進行反思。正在此時，壹個叫鄭俠的官員向神宗上了壹幅流民圖，圖中所描繪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動，無數的百姓流離失所，賣兒鬻女，慘不忍睹。神宗本想通過變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他萬萬沒想到竟然會是這樣的結局。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暫罷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項法令。盡管這些法令不久在呂惠卿、鄧綰等人的要求下恢復，但也充分說明神宗對新法的信心不足，搖擺不定，之後又兩次罷免王安石。
這些局限性造成的壹些失誤，使新法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如果說王安石變法失敗有深刻的社會原因，那宋神宗的局限性就是變法失敗的主觀因素。
三、用人不當，出現危害百姓現象
主流的觀點認為是因為變法觸及了大地主、大財閥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以兩宮太後為首的利益集團的反撲，導致變法失敗。但是很少有人願意註意到另外壹個事實，那就是王安石的變法也沒有得到廣大窮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民間就流傳這樣的段子，村婦餵雞時，嘴裏念叨的就是，安石，進食！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主要是用人不當。
毛主席曾有壹句名言：“正確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王安石變法在用人上有很大的失誤，起用了壹大批雖順從己見卻陰險狡詐之徒，最終導致“小人亂政”，“奸人壞法”。
何謂小人？以司馬光之見，就是德行不立，無論其多有才華。小人通常有兩個突出特征：為求功名可以不擇手段，為泄私欲可以不計後果。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盡是後世聲名狼藉之輩，絕大部分都被列進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冊中。這些人初入官場時，大多做事盡心盡意，盡顯才幹；但時間久了用人唯親，排除異己，並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為達目的可以做出種種人所不齒的事情來。
例如，呂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堅定的親信，也是壹位很有才幹的官員。但他後來為求自身的升遷，竟設計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敦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後來在迫害“元佑黨人”(反對急進變法之人)時，可謂窮兇極惡，空前絕後，壹點君子風度都沒有。王安石的另壹得力助手鄧綰更是做事不擇手段，厚顏無恥他曾說：“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這句話成為後世指斥官場厚顏無恥行為的專用語。至於蔡京，那更是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氣熏天。
四、王安石性格偏執，樹敵過多
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個性特征非常突出，品質優良。如淡泊名利、酷愛讀書、清廉樸素等等。即使他的對手，司馬光也承認他的個人品質高尚。但有些個性在官場上就有礙於執政。不與人交談，有所領悟則自己大笑，旁若無人。他下圍棋，但與人對局，若覺得要輸了就不下了。平時也不拘小節，有壹次上朝，衣領中爬出壹個虱子，宋神宗看到笑了出來，他自己卻不知道。這些瑣事若在壹般人也無所厚非，但居高官，行變法事，則易形成孤軍作戰的局面。
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也是壹貫我行我素，導致朝中大臣多與他決裂。這當中有人原來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韓琦等人；也有人原來是他的朋友，如範縝、司馬光等人。雖然他們都是壹時俊傑，朝廷重臣，卻因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壹趕出朝廷。特別是司馬光，念在與王安石***事數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勸他調整自己的治國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執迷不悟，看壹條駁壹條，導致司馬光最後與他分道揚鑣，終身不再往來。
又如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就此事問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麽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神宗皇帝聽了頗為不悅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聽了仍是不以為然，因為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況是什麽民言！王安石如此極端看問題，使其更加孤立，連極其信任他的宋神宗也經不住左右惑言，兩次罷免王安石。這種偏執的性格使其樹敵過多，不能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來完成“熙寧變法”的大業，卻為他變法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總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主要是其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變法過程中用人不當，出現了危害百姓的現象。其深刻的歷史教訓是：改革不僅僅要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還要註意變法的策略，協調各種關系，在變法中“以民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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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裏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壹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壹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壹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壹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壹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