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為可以形成新氣象，建立新規範。面對突發事件，由於事先沒有準備，沒有規範可循，集體行動可以形成壹種新的規範——無論是9.11，還是前段時間發生在紐約的大停電，人們主動聚集在街頭，積極創造壹種無組織無領導中心的救援體系，這是陌生人自願合作的新模式。如果這些在緊急情況下形成的新規範被證明是有效的，對社會有益的，就可以被社會接受，取代舊規範，或者彌補原有的不足。從某種角度來說，暴徒的這種新行為，把人從網絡的虛擬空間拉回了現實世界，無疑滿足了人類相互交流、維護社會性的本能。如果這種行為能夠通過生活的考驗和輿論的倡導，被人們所接受，就可以形成壹種新的行為模式和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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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腐敗和黑暗的義憤所引發的集體行為，有可能成為革命的火花，點燃與反動勢力鬥爭的熊熊火焰。對此，霍華德·萊茵戈爾德在2002年7月出版的《聰明的暴民——下壹次社會革命》壹書中指出:“...除了好玩，(暴民行為)還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革命。”他舉的例子是，2001年，菲律賓人通過短信聚集百萬人抗議前總統埃斯特拉達，最終導致他下臺。此外，西雅圖世貿組織會場外的集會和尼日利亞抗議世界小姐選舉也有相似之處。
從負面影響來看，超越社會規範的集體行為必然會沖擊現有的社會價值觀和規範體系，使其失去原有的制約作用或放松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聚眾鬥毆行為的影響將上升到整個社會價值觀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