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切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公安部在答記者問時提到，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要把“嚴”字當頭，依法嚴懲故意傳播新冠肺炎病原體、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等犯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健康。新冠肺炎具有高度傳染性，這使得及時報告自身信息成為防控疫情的關鍵措施。但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隱瞞旅行史，導致很多人被隔離，甚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對醫務人員實施暴力行為；有人毆打甚至殺害防疫人員...嚴厲打擊涉疫犯罪更有利於保護公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
疫情爆發以來，“口罩防護服”等壹系列醫療防護用品被大家搶購壹空，不少不法分子嗅到了其中的商機，生產銷售假冒醫療器械(如假口罩)；囤積居奇，哄擡物價；利用人們對口罩的渴望，在網絡上實施詐騙。上述違法犯罪行為極大地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
第二，“從重從嚴”要依法進行。
涉疫犯罪極大地幹擾了我國防疫工作的開展，對公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面對涉疫犯罪，重刑的刑事政策是合理的。對於壹些與疫情有關的犯罪，公眾甚至強調要嚴厲打擊，甚至呼籲判處死刑。
但是，刑法是維護社會的最後壹道防線，其適用會直接對人的自由和生活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其適用必須謹慎。壹方面，刑法的謙抑性要求在可以適用其他法律保護相關法益、抑制某種犯罪行為時，不得使用刑法；當適用較輕的刑罰足以保護利益和遏制犯罪時，不能使用較重的刑罰。另壹方面，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的鐵律，要求對行為人的定罪量刑必須以刑法的明文規定為依據，禁止以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嚴厲打擊涉疫犯罪自然不能脫離刑法本身的規定，必須在罪刑法定原則的指導下依法嚴懲。此外，罪刑相適應原則還要求“重罪重罰，輕罪輕罰”，所犯罪行與所判刑罰相稱，做到罪刑相稱，罪刑均衡。因此，在當前的刑事司法中，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涉疫犯罪時，必須正確貫徹嚴懲的刑事政策。既要通過嚴厲打擊來回應社會關切，又要確保嚴格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強調“依法嚴厲”而不是濫施嚴厲。
(壹)防止濫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在疫情期間廣受詬病。自青海西寧5438年6月+10月31日發生第壹起故意隱瞞或謊報從武漢回家，並多次主動與周圍群眾取得密切聯系的案件以來，公安機關已以危害公共* * *安全罪立案偵查，因隱瞞自己的行程和身體狀況而不斷前往公共* * *場所的行為人也以此罪立案偵查。如廣西玉林的薛某某、江蘇徐州的張、江西贛州的陸、安徽馬鞍山的蔣、安徽宿州的王某波等。眾所周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起點高，最高可判死刑。公安機關錯誤地認為罪名重、法定刑高的罪名壹定會震懾他人。上述不區分具體情況直接立案偵查的行為，實際上是將行為人視為阻止他人犯罪的工具，侵犯了他人的尊嚴，明顯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超出了必要限度。
根據《意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主體有兩種:(1)確診病例，此時不要求行為人的行為實際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危害結果；(2)疑似病例，此時要求行為實際造成病毒傳播的危害結果。除上述主體外，有湖北甚至武漢居住史的人不構成本罪。而且要求“確診”或“疑似”行為人拒絕隔離治療或離開治療而不全程隔離，進入公共場所或公共交通工具。是確診還是疑似，只能通過相應的醫學檢驗來確定。但上述案件中多數人並不知道自己已經確診或者是疑似病例，不具有危害公眾安全的故意，依法不應認定為本罪。因此，必須正確區分防治傳染病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到罪刑法定，依法嚴懲。
(二)謹防非法經營罪的中飽私囊
哄擡物價的行為不壹定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在“上海某工貿有限公司、謝某某非法經營”壹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決要點中指出，“雖超出相關價格管理規定，但幅度不大，違法所得不多，對疫情防控無重大影響，不應納入刑事處罰範圍，可由有關部門予以行政處罰。但違反國家有關市場運行和價格管理的規定，哄擡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等防護用品價格，不僅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而且制造或加劇恐慌需求，破壞社會秩序，嚴重影響疫情防控和恢復生產，顯然是有害的。這種行為情節嚴重的，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因此，在認定非法經營罪時，需要判斷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依法進行判斷。
(三)依法適用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
本罪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關系密切，但在適用對象和法定刑上有明顯區別。前者針對虛假恐怖信息，起點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後者針對虛假疫情、險情，起點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正確認定上述兩罪，意義重大。廣州某法院審理的壹起案件中，“被告人在明知李某某身體健康的情況下，打電話到機場阻止與其發生戀愛關系的李某某離開廣州，謊稱李某某確診後私自逃往廣州，導致相關部門啟動應急處置，對李某某及酒店相關人員采取隔離措施。經檢測，李某某等人員無疑似癥狀。”法院認為，被告人編造與突發傳染病疫情有關的恐怖信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已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依法應予嚴懲，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9月30日實施的《關於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虛假恐怖信息”是指爆炸威脅、生化威脅、輻射威脅、航空器劫持威脅、重大災害、重大疫情等嚴重威脅公眾安全，可能造成社會恐慌或者公眾* * *。也就是說，只有編造重大疫情虛假信息，才能構成本罪。但本案中，被告人編造的虛假信息明顯不符合本解釋的規定，根據《意見》的規定，不宜認定為上述犯罪。因此，本案的判決是不合理的，超出了嚴重程度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