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文學是否面臨著壹個消費時代，許多人還是持懷疑態度的，有的人甚至拿中國東西部的不平衡、整體還在建設小康社會之中來否定消費時代的到來。
法國學者讓·波德裏亞（Jean Baudriard）在馬克思提出的歷史變化的三個階段即前商品化階段、商品階段和商品化階段的基礎上提出了第四個階段，那就是消費社會階段。在消費社會中，商品不僅僅是數量的極度擴張問題，而是商品太多，反客為主去制造人們的各種需要。人們的消費行為不僅僅是壹種經濟行為，而是轉向為壹種生活方式和文化行為。綜觀世界經濟發展大勢，全球進入了消費社會已成為大多數專家認可的事實。
中國經濟正處於向市場經濟加速轉型並盡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盡管我國現在還存在著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城市和鄉村、山區發展的不平衡，但在總體上中國已進入了壹個消費社會的中級發展階段。隨著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居民在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吃”的同時，用於娛樂、旅遊、休閑等享受性消費的支出增加。2002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爾格系數已為37.7%，比1998年的57.5%下降了19.8%個百分點;2002年與1996年相比，下降了10.9個百分點。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器、影碟機、熱水器等耐用消費品已逐漸成為居民家庭生活的普通用品;家用電腦、筆記本電腦、轎車等高檔消費品也漸次進入居民家庭;住宅需求也成為城鎮居民***同追逐的消費熱點 ① 。有專家認為，當前要考慮的不是實行適度消費政策，而應該是繼續擴大內需，促使我國將巨大的消費潛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才能保持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後勁 ② 。因為近10年來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在呈不斷下降的現象。這種高儲蓄、低消費的現象對國民經濟是不利的。
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的現實還是從將來的走向來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既是發展我國經濟的政策，也將是我們不得不認可的事實。
再從文化消費角度來看，在我國，文化消費的嚴重不足更是我們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據統計，在中國居民的文化消費中，絕大部分是教育消費，就2001年說，教育支出人均428.3元，而文化娛樂支出僅122.3元，文娛耐用消費品支出139.4元，教育支出占的比重顯然過大 ③ 。僅就圖書市場言，2000年中國人均購書5.55冊，29.77元，而1999年，美國圖書銷售240.2億美元，人均約為100美元，折合800多元人民幣 ④ 。從生產與消費的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看，文化消費的嚴重不足將不僅直接影響到文學藝術的生產與發展，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還會影響到整個國民素質的提高。沒有文化消費的主體，繁榮與發展文學藝術生產亦將成為空想。
因此，對消費時代的來臨，我們確實不能采取鴕鳥政策了。波濤洶湧的消費時代的到來，已經成為我們不可躲避的事實。作為批評家、理論家、文化人，我們也應該以經濟學的眼光去看待社會問題，既不要對消費社會的到來采取躲避政策，也不要對消費社會抱有偏見，而應該是承認事實，積極應對。這才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態度。
二
在當下消費時代，文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兩個，壹個是消費時代的文學究竟是什麽，另壹個就是消費時代文學的意義問題。圍繞著第壹個問題，前幾年已展開過討論，雖然沒有什麽定論，但有些學者的觀點如彭亞非的《圖像社會與文學的未來》和費勇的《什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 ⑤ 給這個問題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徑。而在文學的意義問題上，壹些批評家、理論家們卻更多地流露出擔憂:壹是文學藝術的商品化會導致文學藝術意義的減弱，尤其是教育意義的衰減;二是在刺激消費過程中，其它領域對文學藝術的借用或利用帶來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會使文學藝術的“詩意”泛化，繼而削減文學藝術的感染力;三是文學藝術的商品化會造成文學藝術創造性與個性的喪失，從而導致文學意義的流失。 應該說，要弄清楚這三個問題確實是壹個復雜而艱難的課題，而且這也是壹個正在變化和正在實踐中加以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在法蘭克福學派那裏就早已提出並討論過，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卻存在著困惑和爭論，結論也並不壹致。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壹直在進行著。
從文化經濟學的角度看，文學藝術的商品流通過程中並不僅僅是流通著財富，它也會生產和流通著意義、快感和社會身份，所以，讀者（受眾）從作為消費品的文學藝術中仍可獲得意義和快感。他們選擇什麽樣的文學藝術，實際上也決定著他們的文化價值觀。正如約翰·費斯克所指出的那樣，消費者“在許多商品中選擇特定的壹種，對消費者來說，選擇的是意義、快感和社會身份” ⑥ 。商品流通過程中的意義和快感可以有強弱之分、多少之分，但並非文學藝術作為商品流通之後就只會減弱它的意義。意義是否減弱或者保持與增強，這主要取決於文學藝術本身所具有的社會與藝術價值。從傳播學角度看，文學藝術作為商品交換流通量越大，其意義的影響面也越大，其社會的效益也會越大，它們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會得以放大。如果從贏得更多的交換/流通機會看，作為商品的文學藝術倒還要更認真地去考慮它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因為拙劣的藝術商品只會敗壞消費者的胃口，並加速它退出市場的速度。比如粗制濫造的肥皂劇與蹩腳的言情武打小說。從營銷角度看，作為商品的藝術，同樣必須樹立自己的品牌意識，也要制造得精致優美，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正如張藝謀的電影和他的其他藝術制作壹樣，他通過多種藝術手段創造壹種唯美主義的氛圍，就是力圖想以精美制作贏得更多的市場與消費者。張藝謀是想走市場道路的，事實上，他在《紅高粱》和《秋菊打官司》制作成功後，就壹直在探索電影的市場化道路。他能將《壹個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這樣並不具備轟動效應的題材打造成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就在於他懂得了壹些市場之道。後來人們批評他的《英雄》與《十面埋伏》，認為它們並不成功，這恰恰是他太想樹品牌了，沒有把握好文學意義與市場的互動關系，反而損壞了它的市場效果。我想，他會在市場化的探索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取得更好成就的。他編導的《印象劉三姐》在民間文化的再創造與市場化運作的融合上就取得了進步。
文學藝術作為商品生產與流通之後，是否壹定會減弱或失去教化功能，甚至引起道德上的滑坡呢?這也不是絕對的。必須承認，文學藝術作為商品去生產，它所註重的當然會是市場，但在市場占有與道德滑坡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系。這正如市場經濟興起與道德的淪喪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壹樣。對於資本滲入文化生產以後帶來的“道德恐慌”，從18世紀以來就壹直存在，正如英國文化評論家特裏·洛威爾所指出:“18世紀，小說的興起引起廣泛的攻擊，小說被指責在道德上對思想薄弱的婦女和仆人產生了有害的影響，而她們是這壹新形式的熱切的消費者。從教堂到評論界，小說受到壹致抨擊。這壹現象在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和50年代的電視身上重新出現。這次的恐慌同樣集中於意誌薄弱的兒童和青少年，擔心他們會沈溺於放縱地模仿媒體上播放的暴力內容。” ⑦ 在中國，明清戲劇、小說興起之時，也曾受到官方的道德抨擊，認為它們是“誨淫誨盜”，有的地方官還頒布禁令禁演“淫戲”，如清代周際華在任地方官時就曾出令《禁夜戲淫詞示》，其中說到:“民間演戲……惟是瞧唱者多，則遊手必眾;聚賭者出，則禍事必生;且使青年婦女，塗脂抹粉，結伴觀場，竟置女紅不問，而少年輕薄子，從中混雜，送目傳眉，最足為誨淫之 漸。” ⑧ 這亦是將“道德恐慌”對象鎖定於婦女和青少年身上。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人們也壹直擔憂電視劇《還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形象會影響到青少年的道德追求發生偏向。現在，當《魔戒》小說和電影出場時，又有人擔心青少年會墜入幻想，將歷史與現實不作區分，幹出壹些荒誕不經的事情來。其實，人們看到的只是資本滲入文化生產以後帶來的“可能存在”的負面影響，或者是有極個別的個案出現就以個案推及全部，造成“道德恐慌”的聲勢，但對它所產生的道德方面的積極影響，甚至在文學想象領域的拓展作用卻估計不足，同時對當代青少年所具有的知識面和接受力也缺乏正確估價。比如青少年喜愛的《魔戒》、《哈利·波特》中同樣滲透著有關正義、善惡等倫理觀念的教育，通俗歌曲中同樣也可承擔主流意識形態中的道德教化功能，像李春波演唱的《壹封家書》、《工作》、陳紅演唱的《常回家看看》等，其中也貫穿了孝敬父母、增強家庭責任感以及忠於職守、幹好本職工作等樸素的道德教育。從影響與收效上說，這些歌曲的歌詞遠強過那些空洞枯燥的道德教育報告和報紙上充滿陳詞濫調的高頭講章。
在當今消費社會中，文學藝術常常被其他的文化現象如廣告傳媒、時裝表演、商品包裝、各種節慶等所借用，並覆蓋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借用造成了許多亞文學藝術現象，或稱之為文學邊界的擴大，從而形成審美的泛化或稱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態勢。對此文化現象我們究竟如何應對?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文學藝術的這種被借用不是什麽壞事，對文學藝術的發展來說，反而會起到壹種形式上的拓展與推進。歷史上文學藝術常常被宗教所借用，產生諸如西方的教堂音樂、教堂壁畫以及中國敦煌的變文等等。宗教看重的正是文學藝術的感染力。當今的廣告借用文學增強它的影響力和感染力，若有獨創性，亦可能產生廣告文學這壹新的文學體裁;主題公園中不乏大型歌舞，這種大型歌舞亦可獨立為壹種形式，區別於晚會歌舞形式，將來誕生出的精品亦可能成為大眾文化中的藝術經典;通訊借用文學創造具有文學性很強的短信，短信文學的產生也呼之欲出（實際上這種形式我們在《世說新語》中不是也見過嗎?）。網絡文學更是借助網絡的普遍使用而正逐漸形成它獨有的文學體裁、語言等形式特征，並且改變著讀者的閱讀習慣，甚至改變了受眾與生產者的相互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當物質生產條件包括技術發生壹定變化之後，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等上層建築在內都會產生或快或慢的變化。壹個時代有壹個時代的文學藝術，在當今信息時代與消費時代，文學藝術發生擴容、變異並產生變種，應該是可以理解、容忍並逐漸接受的。
其次，文學藝術被其他領域所借用帶來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也並非壞事，而是好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追求進程中，大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欲望只能是越來越強烈。大眾要求他們的衣食住行越來越趨向於審美化，而生產者為了適應消費者的需求而將審美“灌註”於產品中，會成為消費社會的正常態勢。美理應屬於大眾。大眾在美的產品與全社會制造美的氛圍中得到美的熏染進而提升自身的素質又有什麽不好呢?在送人的禮品包裝盒上印上唐詩不是既富人情味又富藝術性嗎?在逛商場時順便觀賞它布置得美侖美奐的陳列櫥窗，不也是賞心悅目嗎?寬敞舒適又富藝術趣味的購物環境我們會排斥嗎?刺激消費當然是銷售商的目的，但對“灌註”其中的藝術性難道我們就只有反感、排斥嗎?日常生活成為審美文化的壹部分，藝術也成為美好生活的壹部分，藝術生產又成為文化制作的壹部分，亞文學藝術現象亦 能給大眾帶來美的享受，詩意泛化壹下又有什麽不妥呢?
再次，對什麽是消費社會中的“詩意”問題，也應有壹個新的理解。拿中國畫來說，昔日描寫幽壑高林、漁樵寺廟謂之有詩意，到“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以及現代國畫大師齊白石等人，描寫平民百姓以及百姓日常生活器物也不能說它就缺乏詩意。徐悲鴻畫馬固然符合傳統的詩意，但寫實寫史的題材如《田橫五百壯士》等也有詩意。當今的壹些文入畫，將候車的白領、閑居弄貓的婦人畫進畫中，也不能說就無詩意了。茅盾文學獎得主、長篇小說《白門柳》作者、廣東畫院院長劉斯奮，他的畫擷取日常生活現象入畫，不僅入時，而且也揭示了日常生活的詩意。當今油畫界描寫日常生活成為畫家們的***同傾向。2004年第10屆全國美展，廣東作者孫洪敏所作的《女孩·女孩》，畫的是兩個入時但又精神疲憊的女孩，其意義也是較豐富的。此畫曾獲得銀獎提名 ⑨ 。細想壹下，西方的壹些優秀畫家，過去描寫的也多是貴族的日常生活，如洗浴、梳妝、宴會等，它既是時尚，同時也充滿詩意。如今的畫家本著“筆墨當隨時代”的精神，把筆觸放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思想深刻，也同樣會獲得詩意的。在科學技術發達的時代，通過壹定的技術詩意還可能被放大與加強。如燈箱廣告中的巨幅照片，電視中富有詩意與視覺沖擊力的廣告片等。在這壹點上，我倒很贊賞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壹的本雅明，他認為在機械復制時代，以電影等為代表的現代機械復制藝術的誕生，雖然使得傳統藝術的“光韻”（相當於“詩意”、“韻味”）消失，但因為它把藝術品從“對禮儀的寄生中解放了出來” ⑩ ，使藝術成為大眾的東西，從而使得藝術的功能、價值以及接受都發生了根本改變。既然現代藝術的功能、價值以及接受都發生了轉變，為什麽“詩意”就不會發生轉變呢?在當代社會，我寧可將“詩意”理解得更廣泛些，正如海德格爾所說過的人應該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裏的“詩意”不僅指人類應具備精神家園，亦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當代文藝具備豐富而深刻的思想，給陷入物質迷茫當中的人以啟蒙與警醒，讓人在現實中重建對合理生活的希望與信心，不也是當代社會的“詩意”嗎?
至於文學藝術的商品化是否會造成文學藝術創造性和個性的喪失，這也是壹個尚存爭議的問題。本雅明和詹姆遜都認為藝術的商品化會損害藝術的創造性，尤其是詹姆遜認為在後現代文化時代，藝術的獨壹無二性消失，成為模仿的“類像”。喪失創造性和藝術個性的現象在當今的文藝生產或文化生產中固然存在，因為文學藝術作為商品流通自然會造就壹批制造“通貨”的生產者。但購買藝術的大眾口味也是變化的，到壹定的時候他就不滿足於“通貨”而要求接受“精品”了。其實，在商業競爭激烈的消費社會，文學藝術要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並贏得市場的占有量，如果沒有強烈個性與創造性，消費者也是不買賬的。優秀的藝術生產者既要考慮市場需求，又要在適應市場中堅持其藝術理想和藝術個性。巴爾紮克曾經為了市場而寫作，但他在大量創作中也留下部分具有創造性的“精品”。莎士比亞的劇作也曾迎合過大眾的口味，但他創作的優秀作品仍然是所有劇作家中最多的壹個。在消費社會，連物質產品的生產也要打個性的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如手表、手機、微型洗衣機等，其工藝設計師在能保證其功能實現的前提下，也越來越追求外型的個性化和獨特性。最近，德國的皮勒（Piller）教授首次提出了“個性化批量生產”的概念，即客戶（購買者）可以借助互聯網等工具參與到生產過程當中，自行設計所需 要的個性化產品，再由廠家組裝、生產和配送。戴爾公司的電腦已開始實施按用戶要求組裝各種個性化電腦。瑞士的壹些手表廠可以由客戶對手表的設計進行參與。皮勒教授的研究小組正夥同阿迪達斯公司，在網站上請消費者自行設計運動鞋，並由其他用戶參與修改，最後再由用戶投票選出最受歡迎的款式進行批量生產。作為精神生產的文學藝術作品，更要面臨大眾的評頭論足，如像戲劇、電影、電視連續劇等，如果缺乏獨創性和個性，就會被大眾無情地拋棄。因此，在市場經濟與消費時代，藝術的商品化同樣也向藝術的獨創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關鍵在於藝術家和理論家是否能應對這種要求與挑戰，拿出更具獨創性的作品來。
三
以上是我為消費時代文學的意義問題所作的辯護，目的是想從積極或正面的方面去理解文學存在的價值以及發展的前途問題。我總覺得我們當前的理論界、批評界對文學存在的價值、文學的意義、文學的發展路向太過於悲觀。壹些理論家、批評家總是認為當前的文學由於受到價值多元與市場經濟的沖擊，意義趨於貧困化、平面化、低俗化，有的甚至持壹種“新左派”的立場，認為當前文學已完全喪失了批判性，淪為了金錢與肉欲的奴隸，是與消費社會、市場經濟合謀而扼殺了文學。我以為這些看法有失辯證法。我不否認當前文學確實存在壹些弊端，但這些弊端的解決只能靠發展。發展也是文學得以生存與發展的硬道理。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大大發展起來了，這應該是事實。比如90年代始作家和批評家都開始重視敘事，實現了從“寫什麽”到“怎麽寫”的重大轉變;文體大大發展，單散文壹項就出現了許多突破;小說創作中也有像阿來的《塵埃落定》、陳忠實的《白鹿原》、張平的《抉擇》等重磅作品，其價值並不遜色於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還有文學與電影電視的聯姻，既形成了電影電視的繁榮期，反過來電影電視又擴大了文學的影響力，吸引了大量觀眾等等。這些都極大豐富了人民群眾文化娛樂與精神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說，當前文學並沒有衰退和走下坡路的跡象，更沒有要“終結”的預兆。如果當前的文學正在變得無意義、無價值，正在當著金錢的奴隸，那文學還有什麽前途呢?發展又有什麽意義呢?消費社會的到來真的就成了文學的克星了嗎?技術時代的到來真的就會使文學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嗎?我看未必。想中國宋元明時期，文學亦曾面對過市場，經歷過消費與肉欲泛濫時期，宋元話本中不也是有佳作留存嗎?“三言二拍”不也成為中國文學的經典，其中也不乏追求精神至上的優秀之作嗎?就是頗存爭議的《金瓶梅》，不也風風雨雨撞入到21世紀來了嗎?想當年這些東西都曾是迎合過市場和大眾的，它們倒也構成了中國文學中“有意義”的部分與環節。當今文學在迎接市場經濟和消費社會的挑戰中，依然在尋找和探索新的定位、新的意義、新的價值，出現了許多新的轉變和轉機。我對消費時代文學的前途是充滿希望的。
文學是人學，是關註人、研究人、研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精神生產。古往今來，文學充滿對人類和社會的愛，歌頌也罷，批判也罷，都是為了追求人類與社會更美好的前程。自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以來，文學似乎表現對人類、社會絕望的成分多，但正如阿多諾所言，人們正是從卡夫卡式的絕望之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拯 救。從批判中得到拯救，從絕望中獲得希望，這正是文學的人文關懷。用佛家語說這是大慈悲。文學與文化研究之所以相通，是因為它們在本質上都滲透著批判精神，充滿著對人類社會的拯救關懷。這種人文關懷精神在21世紀不會過時，往後恐怕也不會過時，除非文學不再是由人來創作。人文關懷在各個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21世紀文學及其文學研究只要堅持批判、拯救，並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大方向就不會錯。這可能是文學還之所以為人們熱愛而未能被終結拋棄的原因。
註釋
①②參見陳新年:《消費經濟轉型與消費政策——關於如何進壹步擴大消費的思考》、《經濟研究參考》2003年第83期。
③見李康化:《文化消費: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載《文化藍皮書/200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江藍聲、謝繩武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參見賀劍鋒、劉煉:《我國圖書買方市場的特征及對策研究》，《出版科學》2001年第4期。
⑤彭亞非文、費勇文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5期。
⑥［英］約翰·費斯克:《大眾經濟》，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4頁。
⑦［英］特裏·洛威爾《文化生產》，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同⑥，第128頁。⑧周際華《家蔭堂匯存從政錄》。
⑨參見《南方日報》2004年9月12日第7版。
⑩［德］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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