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的言論引起了轟動，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對他進行了批評。後來弗格森公開道歉:“我說了壹些關於凱恩斯的蠢話。首先，顯而易見，沒有孩子的人也很在乎自己的孩子。其次，我忘了凱恩斯的妻子莉迪亞流產了。”
但在公開聲明中，弗格森很快開始為自己辯護:“我從未說過凱恩斯的經濟學作為壹套思想只是凱恩斯性取向的簡單函數，但也不能說他的性取向與他的歷史地理無關。我的第壹本書講的是1923年德國的極端通貨膨脹，凱恩斯在這場災難中扮演了壹個小而重要的角色。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性取向確實發揮了歷史作用。他被德國銀行家卡爾·梅爾基奧爾強烈吸引，這無疑影響了凱恩斯對凡爾賽條約及其後果的看法。
“任何讀過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傳》的人都會發現，凱恩斯的同性戀被視為壹個審慎的、知性的、與他的作品相關的問題。凱恩斯在布魯姆斯-伯裏圈的夥伴們如果還活著的話，壹定會同意斯基德爾斯基的觀點，因為他們相信性取向的意義不僅僅在臥室，而且智力生活和情感生活是相互關聯的。凱恩斯絕不是我寫過的唯壹壹個同性戀或雙性戀者。比如在《戰爭的遺憾》中，我討論了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他被土耳其人俘虜的真實或想象的經歷影響了他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在《羅斯柴爾德家族》壹書中，我發現那個金融王朝至少有三名成員是同性戀。在《帝國》中，我概述了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大英帝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戀者的生活。”
弗格森也打了壹記耳光:“凱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確的時候。比如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中，他說除非波蘭的鄰國繁榮有序，否則沒有工業，只知道迫害猶太人的波蘭不可能有大的經濟發展。凱恩斯更反對美國人，而不是波蘭人。1941，他對壹個朋友說，‘我壹直認為，去美國就像得了壹場大病，然後妳需要壹個恢復期。’在他看來，華盛頓被壹群律師控制著，他們都說壹些難以理解的法律術語，用他的話說，就是切羅基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