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就在劉國軒準備攻取角美榴山寨(流傳)時，清軍的楊捷和賚塔趁機合擊，逼其退守獅子山，由此 打開了通往角美泗洲洋西側的通道 。隔年的二月十六日，楊捷趁熱打鐵協同姚啟聖由鳳山統領馬步兵向西開進，先是在龍嶼界外的嶺後駐紮觀望，目標是拿下泗洲洋東側的沿江、沿海口岸，從而打通與同安陸路、海路相連的龍池和海滄，形成對廈門和海澄的包圍之勢。 十七日，清軍兵分三路，從錦宅、文圃山間道向盤踞在烏嶼、充龍、金山等地的七座大營、十余鎮、四五千人殺去 ，僅用了壹天，便徹底拿下龍池地區。接下來，海滄的災難便來了。
二月十八日，拿下烏嶼的清軍，探得海滄至嵩嶼壹帶，仍有鄭軍立寨設點，人數達數千人，於是清軍又繼續向東進軍。此役在《平閩記》中留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復據探兵報稱，又有逆賊約有二千五百余人，在海滄寨屯劄，離營盤有三十裏等情 。貴部院同本將軍於十八日復親帶各營官兵，前往撲剿。賊眾見我兵勢大，不敢出戰，閉寨堅守，放炮擊打官兵。我師初到，銳氣正盛，遂鼓勇攻擊，扒上寨城，炮矢刀槍，壹齊擊殺。當斬逆賊壹千二百余名，賊眾披靡奔船。其船上各賊，不敢救應，爭先開船逃走，又復落水淹死無數。生擒偽官二員、活賊三十二名，俱即就該地方梟首，外打沈賊大趕繒船壹只、雙篷船四只，得獲威遠大炮壹位、發煩炮二位、高招旗六桿、大旗十八面、戰被二十領並盔甲、大刀、長槍、藤牌、火箭等項甚多，將寨壇著令兵丁立刻拆毀”。
烏嶼、海滄之戰，對於清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戰略轉折，該區域與海澄縣腹地同為廈門基地的左膀右臂，占有它相當於掌握了對廈門鄭軍的攻擊主動權，故而當清軍在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七、十八日攻下該線時，便做好了萬壹失敗的後路：就地殺光、燒光。而他們的實際做法，在其留世的宣諭中，我們也得以窺見壹二。
此諭公布之日，即為海滄攻下之時，從文中言語看， 大有殺雞儆猴之意 ：以海滄之民的慘烈下場，向金、廈各島警示，誠為攻心震懾之法。只是，對於海滄之民來說，真是末日遭遇， “民賊難辨，概遭誅戮”，“居室焚毀” ，最後竟然落了個“孽由己作”的結果。由此可知，海滄，乃至龍池地區，在 這兩日之內未遷之民或外附鄭軍之人，當是成了刀下鬼 ，而其所依賴的營寨房屋則化為灰燼，這也難怪海滄人對於遷界記憶和硬件留存的丟失，海滄廢墟論便是源於此處。
此外，在同月二十六日清軍攻下海澄縣時，清朝又出了壹份告示，文中提到，“海澄壹邑，處邊海之沖，自 康熙十三年變亂，至今兩遭寇害 ”，既道出海澄縣遭受的災害，又同時告誡清軍不得再無故生事，“誠恐兵廝騷擾，除差員役巡查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各標營官兵廝役人等知悉：圭邑既歸版圖，哀鴻仍吾赤子，各宜仰體皇仁，***相憐惜，不得縱容兵廝，肆行騷擾”，可見，在澄邑攻下之前，清軍在海滄的屠戮當有多糟糕。
廈門丟失後，鄭經即於當年度撤回臺灣，很快地，便在第二年匆匆離世，而其繼任者鄭克爽，在隨後的康熙二十二年即奉表投降。自此，海滄的遷界令才算最終撤銷，那些不諳世事的百姓得以陸續遷回，在他們有限的記憶裏， 似乎還停留在順治十八年前後鄭成功的印象，而對於鄭經、鄭克爽則全然不知 。
縱觀海滄各清代以來的遺存，唯有壹處尚勉強可還原這段 歷史 ，那便是立於鐘山社馬青路北側的水陸北宮碑記。該碑在解放後被村民挪作豬舍建材，約莫在2000年前後被蔡永忠發現，得以恢復重立於廟前。從斑駁的碑文中，我們可以知道，水陸北宮之毀源於“海濱紛亂， 遭遷移”，其第壹次重修，竟早至“ 康熙甲寅年(康熙十三年)”，蓋“遷者復故…本社鳩眾重興後殿” ，而前殿則遲至“康熙戊寅年，甲必丹 樂輸舍銀三百兩完竣前殿，余置緣田”。也就是說，在順治十七、十八年的遷界中，位於海滄中部的水陸北宮便被摧毀，百姓也是在那時被迫遷徙或四處流串，待至康熙十三年，鄭經重返閩南時，鐘山的百姓竟然能夠“遷者復故”，並有能力修復後殿，可見在那時已有不少當地人回到原鄉重新生活，他們在鄭氏統治下“ 房屋依然，人皆長發 ”，宛如回到了明朝。但是，在康熙十九年的海滄之戰中，這些人和房屋卻慘遭殺戮和破壞，只是不幸中的萬幸，水陸北宮竟然被保留了下來，可能是因為它位於蔡尖尾山之下，與沿海海滄、嵩嶼的鄭氏營寨稍有區隔，而更難得的是，有相當壹部分鐘山人躲過殺戮，這才有重修立碑時(康熙三十七年)的這些記憶。
總之，海滄在順治十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間斷性的遷界過程中， 至少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損害，“知者無壹幸存，存者無壹所知” ，那些按規定遷到內地或冒險下南洋的百姓，在復界後盡管陸續返鄉，但卻再也找不到這之前的任何記憶了，故而記憶流失、文物不存成了海滄無法復原的傷。 此話最能反映海滄的這種狀況：莫道三都不風流，只恨無處話淒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