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熙四年，即歸隱後第二年，他家鄉遭焚，生活陷入極端貧困，但他安貧樂道；義熙末年，朝廷征他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濟勸他出山，他守節不仕。這個時期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道家思想。
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陶詩今存125首，多為五言詩。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本文寫作年代大約是宋永初二年（421年），其時陶淵明已經五十七歲了。他拒絕同劉裕的來政權合作，不滿黑暗的政治現實，同時由於他和農民接近，理解他們追求理想社會的願望，所以寫了本文。本文是《桃花源詩並序》中的“序”，可獨立成篇。
作者虛構這個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東晉末期戰亂頻繁的環境裏，長期隱居農村，對農村的現實有更深的了解，對人民的願望更有了切身體會，於是構想出他心中的理想社會――世外桃源。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地看到，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樣的理想社會是無法實現的。
(2)這壹理想社會表現了作者對沒有剝削、 沒有戰爭，人人生活平等、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對美好未來的追求，是壹種美好的願望和寄托,所以無法實現。
如何評價陶淵明
作為身處晉末亂世的隱士，陶淵明晚年常與廬山中的釋道交往，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說他們之間在思想上誌同道合，恐怕卻未必盡然。 仔細地研讀過陶詩和了解詩人生平的人，都會知道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無神論者。他少年時曾胸懷大誌，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業。但在出仕了壹個時期以後，現實使他感到失望，他不願與當政的人同流合汙，便選擇了壹條退隱歸耕的道路。
這時他又受到老莊哲學的影響。因為他有過以往文人多不曾有過田園生活，並且親自參加了勞動，與勞動人民有了接觸，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壹些新的感受和啟發，因而在崇尚駢儷陳舊文風的晉代，能創造出有獨物風格的田園詩的新形式，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他從少年時的"猛誌逸四海"，到老年時的"猛誌固常在"，始終對世事沒有淡忘。他傳世的名篇《桃花源記》，正是他對如同上古原始時代的那種人們自食其力、友好相處、沒有種種現實中的紛擾與貧困的"怡然有余樂"社會的憧憬。就是他的隱居與飲酒，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對當時黑暗統治表示壹定程度的不滿和反抗的意義在內。
當然，陶淵明畢竟是壹個生活在壹千多年前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詩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許多安貧樂命、及時行樂、避世消極的東西。但後世歷代的文學評論家和選家出於自己的階級偏愛，多著重欣賞和贊揚他這方面的特點，認為這才是陶詩的精華所在。
其實這是對陶詩的壹種曲解。 陶淵明作為壹代詩宗，他在生前和死後壹段時間內，曾不為人所重視，後來又長期為人所歪曲和誤解。現在是到了應該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給以正確而全面的評價和欣賞的時候了。
沈德潛在《說詩 語》中說："晉人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托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
蘇東坡曾這樣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人貴真,詩亦貴真,詩真乃由人真而來,這就是陶詩具有經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魯迅先生的話，“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梁啟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確如其言，陶在自然與哲理之間打開了壹條通道，在生活的困苦與自然的旨趣之間達到了壹種和解。連最平凡的農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壹種無窮的意味深長的美。
陶淵明的這種“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對自然的熱愛；壹是對人生的哀傷
東晉同時也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最傑出的文學家是陶淵明。陶淵明（365—427） 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淵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陶氏為東晉元勛之後，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只是陶淵明這壹支，家境便日漸敗落。他從二十九歲時開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歸隱。後陸續做過鎮軍 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
義熙元年（405）陶淵明 四十壹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他在家鄉有自己的田莊和僮仆，開始壹段時期，生活也算安寧自得。有時他也親自參加壹些農業勞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觀和人生哲學的實踐。在這種勞作生活中，與農民有所接近。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求祿。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後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雜詩》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出他的胸懷。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壹方面。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願望走上人生道路的。開始時前壹種願望占據了主導地位。但那是壹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並。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 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減。另壹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壹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所以最後 “愛丘山”的素願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誌。在他任鎮軍參軍時所作的《始作鎮軍參 軍經曲阿》詩中就說道：“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歸班生廬。”任建威參軍時所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又說：“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可見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園田。從彭澤令解職時所作《歸去來辭》，更把做官說成“深愧平生誌”。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於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於其中寄托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壹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舍調和而形成的壹種特殊的 “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壹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壹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同樣的思想，又借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誠相處，無競逐無欺詐，甚至無君無臣。而歷史在陶淵明看來，是壹個墮落的過程。由於人們的過度的物質欲望，引起無窮的競爭，產生了種種虛偽、矯飾、殘忍的行為，使社會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難求，世外桃源，也無處可尋。陶淵明只能把淳樸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實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園詩中，既有紀實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鄉生活的情況，也有相當壹部分內容並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按照某種理念要求對現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作為自然的生活的壹部分，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寫到了農業勞動；在他歸隱時期，自己也曾參加耕作。他的體力勞動在其經濟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大約是很有限，甚至，也許是可有可無。這種農業勞作的實際意義，在於它體現了陶淵明的壹種信念。 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盡管詩人實際做不到這壹點，但他嘗試了，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時又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這裏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苦和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同類詩中意境最美的，當數《歸園田居》之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結尾兩句再壹次說明，陶淵明之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都是在詠歌自己的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的愉快。
陶淵明的田園詩，還牽涉東漢末以來文學所集中關註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生命怎樣才能獲得解脫？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陶淵明對生命 短促的事實，表現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詩現存不過壹百多首，竟有幾十 處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學上，他卻有壹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 中表達得最明白。詩人借用辭賦的對話體，讓“形”提出飲酒自樂、忘懷壹切的人生態 度（這近於《古詩十九首》），又讓“影”強調應追求事功，建立身後之名（這近於建 安文學）。這兩者其實都是陶淵明所難以舍棄的，但作為最終的哲學歸結，他在第三首 《神釋》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認為每日醉酒傷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無意義，應該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即歸化於自然，不必有意識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這就是不求解脫的解脫。 “自然”哲學的這壹種內涵，在田園詩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現出來，如陶詩中最著名的《飲酒》之五就是：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開頭四句，說只要心境曠遠，就不會受到世俗的幹擾。下面說采菊東籬，不經意中 目遇南山（即廬山），在暮嵐紫靄、歸鳥返飛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奧秘，參透了人生的真諦。盡管詩中明說“欲辯已忘言”，但如果聯系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來考察，他在本詩 中通過壹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理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氣的美好、 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了自然的偉大、圓滿與充實，尤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本質嗎？ 那麽，人的短促的壹生，除了歸依自然、順應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外，還有什麽可追求的呢？所以說，這首詩仍然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當然，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壹種詩意的、哲理的向往。因為人從根本上不可能擺脫在壹定的對象中實現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擺脫現實 利害的矛盾。但作為對人生的壹種哲學思考，它是有價值的；作為詩歌的理蘊，它更帶 來獨特的效果。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向往的社會是和平安 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 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 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靜穆”。但在這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 深感無所寄托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但是，陶淵明並不是只有這種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寫過壹些直接涉及現實政治， 或直接表現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雖然辭義隱晦，不易讀懂，但其 內容關系到晉、宋更代的壹些政治大事，當無疑問。又如《贈羊長史》，對劉裕於義熙十三年北伐破長安之役，顯得十分高興。“聖賢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壹，逝將理舟輿。”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歷史上和神話傳說中壹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贊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詠荊軻》結末說：“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詩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讀山海經》中的壹篇：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精衛微禽，而有填海之誌，刑天斷首，猶反抗不止，都表現出不為命運屈服的偉大精神。最後二句，既是說精衛、刑天，也是說自己：雖有昔日的壯誌雄心，卻沒有償願 的時機！這些詩的事實背景已無法加以確鑿的證明，但至少可以說明，陶淵明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 壹面，也有“金剛怒目”的壹面，主要是指這些作品而言。不過，應當看到兩者也並不 是截然對立的。 從詩歌淵源關系來說，陶淵明有遠承阮籍的壹面。這主要表現在其詩多抒發內心深 處的情感，表現對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學觀照的方式，並多用組詩的形式。另壹方面，陶詩也顯然受到玄言詩的重大影響。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詩中有許多玄學的語匯，其平淡的語言風格也同玄言詩壹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詩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與人生的短暫相對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強大的壓迫； 而在東晉的玄言詩中，則轉變為人對自然的體悟和追求；到陶淵明，又更明確地提出歸 化自然的觀念，人與自然統壹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當然，陶詩重視通過藝術形象而不是抽象語言來表現哲理，這同玄言詩的枯燥無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淵明在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是他開創了新的審美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雖然壹般的玄言詩人都註意到從審察自然來體會哲理，並由此產生了山水詩的萌芽，但沒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無奇的鄉村。只是在陶淵明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才第壹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對象，由此為後人開辟了壹片情味獨特的天地。他把農業勞動視為自然 的生活方式，歌頌在勞動生活中包含著美的意趣，這同樣是深刻的發現。對陶詩的藝術 特點，前人早有定評，謂之樸素、自然、真淳。但這並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響的風格， 而是詩人有意識的美學追求。從根本上說，這也是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決定的。在他看來，人為的繁復的禮儀破壞了社會的自然性，矯飾的行為破壞了人性的自然性，那麽，詩歌在外現形式上的過度追求，也必然破壞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絕少使用秾艷的色彩，誇張的語調，深奧的語匯、生僻的典故。他的詩中也常用對仗句式，但多數是 比較古樸而不那麽精巧的，以至在感覺上並不明顯。他的詩歌充滿感情，但真正表現得很強烈、顯得激蕩起伏的時候很少，而是和冷靜的哲理思維結合在壹起，呈現為清明淡 遠的意境。這壹種美學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達到的。 進壹步說，陶詩語言的樸素，又並不是隨口而道，毫無加工，而是高度精煉，洗凈 了壹切蕪雜粘滯的成分，才呈現出明凈的單純。他對自然的美，無疑有十分敏銳的感受，因而能夠用準確而樸素的語言將其再造為詩的形象。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寫鄉村的恬靜，“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寫雪的輕虛，“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寫風 的蹤跡，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晉詩歌追求華美、註重修辭的傾向，壹方面提高了詩歌語言的表現技巧，但有時過於用力於此，而忽視了詩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詩以深沈的思想感情和哲理為底蘊，絕不炫耀外在的美飾，所以大多通篇簡潔，少作鋪排，鐘嶸《詩品》稱為“殆無長語”。詩的意境，也總是比較完整，從總體上感染讀者，而不以壹字壹句，某個片斷吸引人。
陶淵明個人的人格無疑是高尚的，他對社會也絕非無所關心，但是，其文學創作的主導方面，卻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懷現實的痛苦。建 安文學的進取精神，正始文學的悲劇意識，都是要求在現實的社會關系中實現人的意誌自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單方面地說不失為壹種深刻的哲學，但藉此他恰恰躲開了人在社會中的自由這個根本性問題。可以說，這同樣是個體意識減弱的表現。所以，後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會的壓迫而難以反抗時，就越容易想到陶淵明，用他的人生觀來 化解而不是沖破社會的壓迫。這樣，既滿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 沖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