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犧牲覺華島換來的“勝利”
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在後金糧食緊缺陷於困境之時，袁崇煥抗命不遵，執意不將覺華島上的大批糧食、物資、輜重、船只撤往後方安全地區，而且還將島上軍民滯留在危險的地方不管不顧，自己龜縮於寧遠城內，連事先將覺華島軍民撤入城中的動作都沒有，最終導致了覺華島上數萬軍民被屠殺，糧食、物資、輜重、船只被洗劫、焚毀壹空。而實際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後金入侵的諜報，所以他有意放棄覺華島的舉措非常可疑。實質上整個過程中是袁大人“喪軍無算，掩敗為功”。
二、面對空虛的沈陽拒不策應友軍和盟友
後金為了打破明朝對其經濟和軍事封鎖圈，攻擊朝鮮之時，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陽空虛的情況下，執意不援救朝鮮，拒絕策應東江鎮，按兵不動實施“觀望養敵”，在朝廷連續兩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僅讓後金使朝鮮向其屈服，還導致了地處“明、金”中間的蒙古部落對明朝失望和寒心，為最終投靠後金埋下了伏筆，還讓東江鎮蒙受了損失，失去了朝鮮的提供屯田土地，並被斷絕了朝鮮提供的軍械和糧餉，使東江鎮安置流民、出擊後金失去了絕大部分後勤給養，而這些費用將來得由明朝朝廷來承擔，給當時已經很拮據的明朝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且離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讓後金獲得了拓展空間。袁大人壹意孤行的態度和造成的惡劣影響是十分可疑的。
三、離奇緩慢的修城進度
為了“盡快”將城池修築完成是袁大人放棄策應友軍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進度”卻跟不上他自己說大話的速度。東江鎮和朝鮮遭受攻擊是從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開始修築大淩河和右屯衛，又過了兩三個月，當後金來襲擊袁大人的城池時右屯和大淩河城池竟然還沒有修完……若從後金襲擊東江鎮和朝鮮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時間，若從寧遠之戰之後算，時間可長了得不得了。
從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後金圍攻寧遠、焚毀覺華島算起，到來年正月，整整壹年時間，期間後金並沒有南侵。天啟六年（1626年）四月後金曾征討過壹次蒙古，之後因為毛文龍抄襲鞍山而折回，努爾哈赤於同年八月十壹日死，死前還被毛文龍在沈陽周遍和薩爾滸追殺過。努爾哈赤死後後金內部為爭奪汗位而耗了幾個月時間，期間後金沒有精力對外作戰，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鮮，並沒有對袁大人這邊有什麽動作，而且此時袁大人還在和後金“議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時間應該很充分，前後加起來足有壹年半之多，但當後金進攻時他卻還沒有修完。
後金軍先輕取明軍修築未完的大淩河、右屯衛兩城，在攻寧遠之時候又占領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時壹並毀之。袁崇煥雖然守住了“寧、錦”，但他用“議和”拖延時間爭取修築的城池幾乎都報廢了，且還犧牲朝鮮和東江鎮。袁崇煥所謂“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裏外，金湯益固矣”化為了泡影；袁崇煥所謂：“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倒是成為了現實，而“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成為了壹大敗筆，皇太極根本沒有議和的誠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給“緩了”，攻打東江、朝鮮後馬上就來襲擊錦州、寧遠。袁大人離奇緩慢的修城進度使他犧牲了東江鎮和朝鮮換來的時間，也沒有能將城池修築完成，這跟他之前拒絕策應盟友和友軍聯系起來，不禁讓人懷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應的真實動機。
四、刻意將明軍引入死地
袁崇煥因為“寧錦大戰”時不救錦州而遭非議，“暮氣難鼓”而辭，其職務由關內的王之臣接任。此時，總督薊遼的閻鳴泰上疏要求放棄了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對設“寧錦防線”。與此同時，明朝前線將領也對守錦州提出異議，駐守該地的總兵尤世祿稱錦州“城池遭雨崩頹，萬不可居”（《三朝遼事實錄》卷17）要求撤往杏山。駐塔山守將認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別所”
（《三朝遼事實錄》卷17）。兵部侍郎霍維華雖然認為錦城不能輕易放棄，根據眾將的異議他也不能不總結為：“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
在諸多提出放棄錦州的意見中，總督薊遼的閻鳴泰上疏的力度最強硬，用辭也最為嚴厲說：“錦州遐僻奧區，原非扼要之地。當日議修已屬失策，頃以區區彈丸幾致撓動乾坤半壁，雖幸無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竊意今日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天啟七年七月實錄》。
其實眾多的將領和大臣都認為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為錦州的特殊地形。錦州地處小淩河和大淩河之間，由寧遠至錦州時又必須經過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淩河，如果任何壹處被制約，那錦州就和後方斷絕聯系了，袁崇煥在“寧錦大戰”時無法有效增援趙率教，洪承疇在“松錦大戰”時救援不了祖大壽都是因為這個地理缺陷。解放戰爭期間蔣委員長的海陸空絕對優勢也在塔山受阻，最終無法增援錦州而吃了敗仗。可見錦州實在太不容易增援了，壹旦被圍困則無法救援，“寧錦大戰”時若非毛帥攻打後金重鎮遼陽，皇太極是不會那麽快撤軍的，後來“松錦大戰”中明朝軍隊的失敗將提前上演。所以當時的督臣閻鳴泰在評價“寧錦大戰”時曰：“雖幸無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張“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他的斷言完全預見到了今後兩位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最終淪為“死局”之人物的結果，他們分別是袁崇煥、洪承疇~！
在明朝將領和大臣們經過廣泛而慎重的討論，並認真而深刻的總結實戰教訓以後，錦州守到次年二月終於放棄。應該說此時王之臣放棄錦州而守寧遠，既遵從了閻鳴泰的意見，又回到了孫承宗四年成功守遼的路子上。
到了崇禎元年三月，明軍已放棄完全錦州、塔山、杏山壹帶。該年五月十壹日，皇太極派阿巴泰、嶽托等率兵三千，破壞了錦州、高橋、杏山三城，並毀掉十三山以東臺站三十壹處，《滿文老檔》太宗朝第10冊記錄了這壹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紀》記載：“五月辛未，明人棄錦州。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錦州、杏山、高橋三城，毀十三站以東墩臺二十壹。”
從後金占領錦州也放棄的舉動來看，為了攻打錦州付出了沈重代價的皇太極其實根本不想要錦州，他攻打錦州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消滅明朝軍隊和劫掠城池裏的糧食而已，這足以說明錦州並不是什麽“扼要之地”，閻鳴泰的斷言成為了現實。
“寧錦大戰”之前，袁崇煥為了錦州這個“非扼要之地”空耗國家財力、犧牲戍邊將士，且放棄策應而導致友軍重大損失、盟友向敵人妥協已經是罪大惡極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時卻以“且守且戰，且築且屯”的“守為正著”則可“五年平遼”之荒謬說辭哄騙崇禎，在明朝軍隊主動放棄錦州回歸正確選擇以後，又壹次在重新在錦州大興土木，耗費國家極為有限的財力、物力，用銀子堆砌錦州這個巨坑，最終導致了“松錦大戰”明軍在錦州被圍點打援的全面失敗。袁大人的所作所為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漢奸行為。
五、有意削弱危險的薊門
天啟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遷,召城大戰後薊門外的蒙古部落朵顏束不的部投降後金。崇禎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過壹次努力拉攏朵顏三十六家但失敗了。此時，薊門外就顯得形勢就緊張起來了，於是朝中許多大臣都提出薊門防務緊要，必須切實加強。
可袁大人卻在此時調動兵力充實關外，絲毫沒有加強薊鎮的意思。《崇禎長編》中有這樣的記錄：“關內兵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員名，關外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員名。”但到了十二月，關內關外的兵力“關外官兵七萬壹千余員名，關內官兵四萬二百余員名”。所謂“關內”就是薊鎮，所謂“關外”就是遼東鎮，薊、遼設督師就是總領兩鎮。關內兵減少就是抽調了薊鎮兵力壹萬多到遼東鎮，遼東鎮的兵沒有增加反而略有減少是因為當時關外已經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關內的精銳來充實，所以沒有形成大量“減額”。這個“汰兵減額”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來的，《崇禎實錄》中有記載：“冬十月己醜，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嘩、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雲汰兵減額，今何仍也’？王在晉曰：‘減汰，當自來歲始’。”由《崇禎實錄》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薊鎮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導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調動了兵力，以薊鎮的精銳充實關外寧錦防線。
事實上若袁大人不大興土木修建錦州，並增加錦州的駐軍，明朝是有時間和財力提高薊鎮防禦能力的。而袁大人作為薊、遼兩鎮的督師不思增加薊鎮的兵力，卻選擇了臨時抽調寧錦的守軍以“增戍關門”的方式“往備順天”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表現，完全是敷衍的態度，當皇太極真的從遵化入塞之時，在山海關的趙率教僅能帶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說明袁大人這種部署的虛偽。
許多人討論薊鎮是否屬於袁大人直接統轄的問題，其實並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薊鎮薄弱，但兵員和糧餉都優先滿足袁大人的錦州了，想加強薊鎮也沒有辦法，在朝廷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執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導致“厚”錦州而“薄”薊鎮，有了這樣的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許多人都提出薊鎮應該加強。
但袁大人不是調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險的薊鎮脫離關系，袁大督師上奏崇禎，曰：“若順天等處，則聽督撫為政，臣不敢越俎而議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負責任最終才導致了薊鎮被突破，應該說袁大人“厚”錦州而“薄”薊鎮的方略是壹個非常離譜的敗筆。
若袁大人不修建眾人都反對而之前剛剛放棄且後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錦州，明朝沒有任何理由不加強薊鎮的防禦，薊鎮的防禦也沒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錦州以後明朝有限的財力和兵力都耗在錦州了，薊門自然空虛了。
六、不惜壹切的以糧資寇
天啟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遷,召城大戰後朵顏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後金。在袁大人督師薊、遼時已經是崇禎元年（1628年）了，該年崇禎曾作過壹次努力拉攏朵顏三十六家，這是崇禎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後來失敗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給喀喇沁部開馬市，要用糧食接濟朵顏束不的部，這完全是以糧資寇。
崇禎在袁大人上奏要開馬市後認為這是以糧資寇，於是連發詔書斥責曰：“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
袁大人抗辯提到薊門防禦但重點卻是開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開馬市“萬壹夷（喀喇沁）為向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同時，袁大人還保證他接濟的這些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但崇禎駁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禎強調：“西夷通奴，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可袁大人還是置若罔聞。後來崇禎勉強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糧形式接濟，不餓死就行了，而且撫賞和剿滅相結合，如果有什麽異常直接撲殺掉，而袁大人始終認為他撫賞的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均以撫賞和接濟。而不幸的是薊門外的喀刺泌部不僅為皇太極入塞帶路，並且為其籌備糧草。
《明史記事本末補遺》中記載了翰林院編修陳仁錫在寧遠的見聞，其中提到朵顏束不的部派出兩千人的隊伍來寧遠買糧食，其中還有四百滿人諜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內計四百余人，不將弓矢”，這不是為後金買糧食還能幹什麽？這在當時的遼東已經是世人皆知了，陳仁錫提到當時的士紳“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等都知道此事，並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備，可夜掩而殺之”，可此時的袁大人不顧崇禎的斥責，明目張膽的在寧遠賣糧食給後金，這是多麽惡劣的漢奸行徑。談遷的《國榷》也有如下記載：“朵顏三衛及建虜大饑，三衛夷半入於建虜，束不的求督帥開糶於前屯之南臺堡，互市貂參。邊臣俱不可，獨崇煥許之。蓋束不的為建虜積谷，謀犯薊西，雖有諜報，崇煥不為信。”
綜上所述，可以說袁大人是頂著崇禎連續兩次駁斥，對所有邊臣的反對置若罔聞，還壓制要求剿滅為後金采辦糧食的諜哨之意見，壹意孤行為饑荒中的後金置辦糧食，完全不惜壹切的以糧資寇，是非常可疑的漢奸行為。
七、斷絕東江鎮的給養以“配合”後金蠶食明在遼南、遼東的控制區
袁大人申請將東江鎮的軍餉、糧餉由他來發送，崇禎予以同意，於是袁大人拿到了東江鎮的給養，但袁大人非但沒有及時撥發給東江鎮，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發壹舟壹船往東江，不得售壹米壹魚與東江。與此同時，皇太極發兵猛攻東江鎮，到崇禎二年，東江鎮在遼南、遼東領土幾乎全部喪失，至四月，東江原本在遼東、遼南的數十堡只保有海州、橫山、鎮江、蓋州。
在斷絕東江鎮的給養以“配合”後金蠶食明在遼南、遼東的控制區後，同年六月，袁大人斬毛帥於雙島。當時壹***羅列了十二條罪名，其中最後壹條名是：“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這簡直顛倒黑白到極點了，就東江鎮現占據的堡和島不說，這個東江鎮原本就是毛帥帶領兩百余個家丁白手起家的，這個“鎮”都是從無到有的，怎麽能叫“不能復寸土”？袁大人在崇禎二年三月把糧食用來“資寇”、“養敵”，而轉過臉來卻把整個東江鎮餓得“人皆菜色”，在友軍遭受攻擊之時袁大人采取“觀望”態度，可最後居然還以“觀望養敵”的罪名汙蔑東江鎮，袁大人這種“厚”敵人而“薄”友軍、顛倒黑白的漢奸行為顯得十分的詭異和可疑。
八、擅殺毛帥而為後金解除西征的後顧之憂
早在廣寧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練兵的遊擊毛文龍就受王化貞、熊廷弼派遣深入敵後，聯絡遼民，以牽制和分散後金的兵力，當時他僅率家丁、軍士二百余人，按照許多網友的說法真比李雲龍還不如，可後來毛文龍就是用這個班底在敵後策動了聲勢浩大、風起雲湧的反抗運動，被後金視作心腹大患，他所創建的東江鎮巍然屹立於敵後，成了牽制後金遠途作戰的壹顆釘子，長期制約著後金南侵的步伐。
天啟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龍攻克櫻桃渦、渦站。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龍的部隊攻克滿浦、昌城。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部攻克永寧等堡。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與後金軍在涼馬佃大戰，雙方都付出了重大傷亡。
天啟三年（1623年）春，後金反攻旅順毛文龍部被擊潰。
天啟三年（1623年）毛文龍不斷派人深入後金，進行“煽惑”，致使大批遼民“叛去”，投向明朝。後金的許多貝勒大臣都認為：“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壹日不滅，則奸叛壹日不息，良民壹日不寧。”
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龍沿鴨綠江秘密北上，進入長白山區，在高嶺、沙松牌大戰中大敗後金，後金僅軍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龍又於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嶺三場大戰，三戰三勝。
天啟五年（1625年），海州（遼寧海城）所屬張屯的漢人秘密聯絡明將毛文龍派兵，襲擊本屯的滿人（《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8頁），同時在這壹年，鎮江、鳳城、岫巖、長島、雙山、平頂山、海州、鞍山、首山、彰義等十余處掀起了反抗後金的武裝鬥爭。
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攻寧遠時毛文龍襲擊永寧，後金被迫回師。
天啟六年（1626年）寧遠之戰後努兒哈赤於四月親率大軍征蒙古喀爾喀，毛文龍隨即進攻鞍山，因後方吃緊努爾哈赤被迫回師。
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後金以空虛沈陽為代價精銳盡出，以重兵對毛文龍的東江鎮和朝鮮發動了“丁卯之役”，毛文龍奮起反抗在鐵山、瓶山、昌城、鴨綠江取得的“五戰而五勝”，但終因袁大人兩次抗命、拒絕策應、最終敷衍了事而貽誤了抄襲沈陽的戰機，致使關寧軍在四個月的時間裏未能有效策應朝鮮和東江鎮，導致朝鮮和後金結為“兄弟之盟”，毛帥被朝鮮驅逐而退守皮島。
天啟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極攻“寧、錦”時毛文龍襲擊昌城、遼陽，迫使了後金再次回師。袁大人在“寧錦大戰”以後還特為毛帥請功：“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八，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兩朝從信錄》卷三十壹，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
毛文龍象壹顆釘子死死的牽制住後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遠距離、長時間的在外作戰，後金數次想根除毛文龍都沒有成功，但他卻死在了袁大人的手裏，讓後金能遠征林丹汗以及繞道千裏長期襲擾關內。以前，每次後金主力出動毛文龍都會率領東江鎮乘勢出擊搗其後方，壹旦沒有了東江鎮這個牽制，後金則可長途奔襲，進行遠距離長期的在外作戰。所以，皇太極在毛帥於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於雙島被殺的七天以後，即可宣布“整旅西征”，並且讓薊門外的蒙古部落馬上趕造船只，準備用其在老哈河轉運糧食隨大軍沿河入塞，這個部署在六月之前還沒有，而這即是將入塞的地點確定為薊門的標誌。
袁大人先削弱薊鎮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錦州使關內兵力空虛，再開馬市為後金南侵準備好糧草，最後殺了毛帥毀了東江鎮解決了後金的後顧之憂，這壹系列舉措親手促成了後金首次從薊門入塞，將他自己苦心經營的“寧錦防線”徹底的變成了壹條名副其實的“馬其諾防線”。而後金不僅於崇禎二年（1629年）繞道蒙古入塞，而後還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繞道蒙古入塞，而這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毛帥被戮、東江瓦解，這種自毀長城的漢奸行為非常值得懷疑。
九、薊西防禦戰中不可思議的失敗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極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關得警趙率教馳援遵化，但由於袁大人對皇太極的舉動絲毫沒有準備，且有故意防空薊門之嫌，所以山海關的兵力並不多，趙率教只帶領了三五千人趕赴遵化。
十壹月初二至袁大人才從寧遠趕到前屯營，得報後金已經在圍攻遵化了。十壹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關，此時趙率教戰死於三屯營。十壹月初五，袁崇煥率軍入薊，並以周文郁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孫承宗身邊的人，他以第壹人稱“余”所寫《遼西入衛紀事》是描述“己巳之變”的壹篇紀實，其中有許多第壹手資料，通過裏面的記錄能印證壹些關鍵問題。十壹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時遵化已於十壹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來的汰兵打開城門，巡撫王元雅死。袁大人於榛子鎮接到崇禎聖旨，得調度指揮各鎮援兵之權，這個情節也很重要，為薊遼總督劉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為後來的解讀多說劉策不會用兵，才導致薊西失守且還冤枉了袁大人……
十壹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薊州順天府。十壹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禎，曰：“入薊州稍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敵越薊西”。（《明實錄》十壹月丙申）其中這個“必不令敵越薊西”是袁大人繼“五年平遼”、“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後又壹經典……
袁大人上疏後便開始部署薊州防禦。此時，薊遼總督劉策和各路兵馬匯集薊州。薊遼總督劉策駐地是在密雲，昌平總兵尤世威原來是駐守昌平的，十壹月初九，劉策率軍援守薊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薊州兩地之間。但袁大人卻將兵力分散布防於薊西各地，他令劉策回守密雲，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許多史料都記載了袁大人這個部署：
“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其守密雲。”崇禎二年十壹月已醜《懷宗實錄》
“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還守密雲。”崇禎二年十壹月已醜《崇禎實錄》
“令劉策著還鎮，調度諸將，分信防守密雲。”《崇禎長編》
朝野對袁崇煥戰守布置非議甚多，孫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緊守薊州三河壹線為要務，否則敵人越薊州三河則可直撲北京。事實證明，由於保定兵和昌平兵的遠去，薊州防備兵力嚴重不足，連起碼的偵防也做不到，結果皇太極輕易越過薊州直趨北京，袁大人直到十壹月初十四才發覺方提兵追趕，被朝庭寄與厚望的薊西防線竟不經壹戰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寫的《遼西入衛紀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報奴全軍過石門驛，公令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余，分四隊紮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並不件賊大兵。公令我發炮，賊聞炮即四隊排為壹字，忽退去。竟日無壹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
十四日，乃探奴大隊潛越薊西矣，公即督遼將士西追……”
需要強調的是這個防禦戰是袁大人豪言壯語下開打的，而地形又對袁大人有利。薊州，古屬幽燕，亦稱漁陽，歷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東北入京之要沖，控中原與壩上之險塞”，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有“畿東鎖鑰”之稱。薊縣西有盤山、南有湖泊、東北方向有九龍山和八仙山，因為這麽多天塹中留出的通道如同壹道往來必經的門戶而故稱薊門，自古設置兵鎮和關城，是北京東北的要沖。可袁大人在這個地方都沒有堵住後金軍，而且是不戰就任其越過，自己第二天才發現，那可真叫“無能”啊，難怪後金韃子喜歡這樣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證“必不令敵越薊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經聚集的兵力，導致後金軍不戰而“潛越薊西”，浪費了這麽壹個決好的堵截機會，讓後金軍順利的直撲北京而去，這確實十分值得懷疑。
總結：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眾多的疑似漢奸的作為以後，我們不禁要懷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漢奸那壹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釋；若袁大人不是漢奸，那他在懷揣壹顆“忠君報國”的“赤子之心”時還幹下了這麽多漢奸勾當，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壹號的蠢材，這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實面前，雖然我們有理由懷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漢奸，雖然他要愚蠢到幾乎不可能的地步簡直匪夷所思，但經過客觀冷靜的分析他應該不是漢奸，而確實是壹個難得的蠢材。
在剛才我們分析大漢奸劉愛塔的時候，他在那封被錯歸為毛帥與後金通書的信函中：“遂以毛總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殺之。”壹語證明了袁大人不是漢奸，否則何苦用奸細去誣告毛帥？所以，在客觀冷靜的思考以後，應該得出袁大人只不過是壹蠢材而已，並非漢奸的結論。
這個虛構的“冤案”就是要說明朝是個“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滿清禦用文人為此還不惜捏造“反間計”來顯示真有“冤情”，而實際上袁大人的每壹條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淩遲的罪名在《崇禎長編》裏記載得很詳細：“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裏外，余俱釋不問。”（《崇禎長編》卷三十七，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關以後為後金張羅的壹切都包括進去了，但就是沒有“通敵”、“謀叛”等字樣，絲毫沒有提及那個虛構的“反間計”足以說明那個“反間計”是滿清禦用文人胡謅的。
明朝是壹個胸襟開闊的帝國，有著遠大的誌向和驚人的成就，是中華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麽多滿清禦用文人用各種卑劣的手段予以詆毀，以達他們標榜滿清才是天命所歸的目的。
雖然袁大人不是漢奸，但他那子虛烏有的“冤案”和“光環”卻是別有用心之人用來詆毀中華文明正朔的壹塊磚頭，挺袁的人，想想妳們到底是在幹什麽？把這樣壹個滿清禦用文人用偽史和謊言裝點出來的人作為中華民族的“英雄”來推崇實質上是對整個民族的褻瀆
史書上說死於反間計，試問，崇禎有那麽白癡嗎？倆太監就辦了袁崇煥？
袁崇煥什麽時候成為民族英雄的，是清朝，清朝歷史誰寫的，是清朝的喉舌。通過把袁崇煥塑造成壹個民族英雄反襯出明朝的無能，從而為滿人的統治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