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壹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壹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麽。
壹、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幹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壹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壹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編輯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經濟基礎不同，導致社會發展進程不同，進而導致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
[編輯本段]解答三：
中國自南宋以來的專制集權制度，特別是封建專制者對中國人愈來愈加強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現代中國科學技術水平落後的根本原因。
我國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有至今仍使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中華民族早在西方科學昌盛之前就有極其卓越的科學成就，15世紀之前，我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李約瑟在數十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壹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對此，李約瑟有壹些很自己的觀點，但李約瑟這些觀點還不足以說明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原因在近現代都被解除了以後，中國人仍然沒能在中國土地上某方面獲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度的科學成就。比如說在中國科舉制度廢除已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大規模普及並為眾人所接受、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沒發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那怕是某壹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的狀況也沒有做到。特別是諾貝爾獎截止如今已經有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但卻沒有壹人為中國本土華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國未獲諾貝爾獎的原因也談到這壹問題。他認為，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差距大的是他所處的科學環境。移居美國的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獲諾貝爾獎就是證明。由此可見，之所以“境內為枳，過海為橘”，使得這塊大陸迄今與諾貝爾獎無緣，主要原因是國內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
那我們現在不禁要問：現代中國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在那裏？！中國在13－15世紀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麽？！怎麽就造成本土中國人在智力上顯得如此愚笨？！在創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與挫傷呢？！
中國13世紀初是處於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時期，中國在北宋和特別是南宋時期已經占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別是南宋時期朝廷偏安壹偶為了生存，不得不在壹定程度上鼓勵經濟貿易發展來維持國家的稅收收入，這樣也就使得國家工商業空前發展。工商業的發展致使南宋社會分工更加細致，貧富差別加大。在政治上壹方面表現為民眾為追求工商業發展特別是相關技術的發展，需要壹種更加自由開放的、更加寬松倡明的社會環境，要求封建統治者在保護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時也能夠保護工商業者的社會利益；另壹方面則表現為社會關系愈來愈向商貿化金錢化方向發展，私欲膨脹、只認利益而輕視道德規範，特別是缺乏對封建道德意識和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從而造成社會混亂，特別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眾、軍隊的愛國熱情嚴重低下。當時的狀況使社會發展走到了壹個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國家政治通過壹定程度上打破封建專制而使社會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為了鞏固封建專制更進壹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政治思想統治。
遺憾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治終究還是走向了反動的壹面，自南宋統治朝廷稍微穩固以後，宋高宗就開始大肆迫害功臣，通過秦檜等壹幫人殺害了嶽飛、去除剝奪了戍邊大將的軍事政治權力，不但使國家統壹大業功敗垂成，更使得封建統治專制制度得以進壹步加強。封建專權的形成使得民眾自由意誌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更加低下，社會思想道德意識更加趨於混亂，對社會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壞性。在這種狀況下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根據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讓人們回歸所謂“善的本性”，也就是回歸人們愚昧混沌的幼兒時狀態為目標，以消除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各種企望、願望為理論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提倡“天人合壹”的“中庸之道”的理論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這壹“中庸之道”在集權制度下的實際社會效果卻只是導致了只認“天”不認“人”，道理邏輯歸於權位，只認君父不認平等權益的“三綱五常”制度。自此以後，儒家學說壹反前朝歷代只限於道德說教的範疇，在禮儀甚至從法律規範上對上至士紳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為，實施強行的灌輸與限止，從而嚴重地禁錮了人們的思維思想，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動力。
而在與南宋至明朝幾乎同時期，西歐自1215年英國《大憲章》以來，文藝復興運動啟蒙了民眾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別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帶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得西歐成為近代文明的發源地，造成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
壹個國家要發展科學技術，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學的基石，沒有說那個國家民主不如別的國家但科學技術卻比別的國家強的。即使是說中國自戰國建立中國式的封建制度以來由漢至唐宋壹直執世界科學技術之牛耳，為什麽？就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就當時世界來說還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歐洲當時所謂的希臘民主制度、羅馬***和國其民主也只是對奴隸主階層、對平民階層的民主，對占相當多數人口希臘、羅馬的奴隸何嘗有民主可言？自中國洋務運動提倡“中體西用”到戊戌的變法維新、自中國“土地改革”到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歷史早已證明沒有民主開放的制度，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的發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謂民主無非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三點，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及其自明清以後實施的愈來愈嚴酷的“連帶保甲制度”，從思想行為上限止了人們的自由，使中國人不敢動、不敢說、甚至不敢想，更別說由此使中國人有發明創造的動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雖然也有所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星點民主思想，但做為儒家提倡社會等級制度的根本仍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行為，由此才造成了象嶽飛、於謙、袁崇煥等歷史悲劇，更造成“棒打鴛鴦兩離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約”等等不講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後，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愛”並不是無私的“博愛”，而是壹種由愛已而愛家人，由愛家人而愛親戚、朋友，從而直至愛民族、國家的壹種由已推人的思想，這種以自私為起源而企圖使國人愛國的企圖與封建家閥等級制度，實際上造成的是中國人自己乃至親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識，從而瘋狂地編織自己的關系網、拉幫結派，而當大多數中國人在高喊愛國的時候，實際上內心所想的只不過是愛自己最多愛自己的親友罷了，所以中國才有“十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許多中國人出了家門才想到親人、出了家鄉才想到老鄉、出了國才想到自己是中國人，以及各朝各代總是漢奸、賣國賊輩出的怪現象，這也是中國人“壹人是條龍、兩人是條蟲、三人是頭豬”，壹盤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壹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於中國在13世紀之前社會制度的民主程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還算是最高的；而中國自13世紀以後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水平越來越落後，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愈來愈完善，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愈來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總而言之，宋明以來儒家違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綱五常”，實際上是變相地提倡懶惰思維和奴化意識，這壹社會意識對宋明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約束，特別是嚴重毒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使中國知識階層留戀於自身歷史上業已形成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不但不能成為推動民主的主力，反倒以傳統捍衛者的身份成為反對“民主、自由、博愛”思想的急先鋒。中國人應該進壹步拋棄孔孟之道、特別是自宋朱熹以來儒家思想中的糟粕，進行壹場如西方式“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復興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大道無為”、提倡行為上的“兼愛”，從思想上建立起還權於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來作好思想上的基礎與準備。
實際上，中國的儒家思想意識導致近現代中國社會和科學技術水平的落後， 這並不是我的發現發明，中國很多仁人誌士早在五四運動前後就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憤而棄醫學文，為什麽？就在於中國人面對自己同胞被外國人處死時所表現出的驚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還熱情地去圍觀，所以魯迅在其《狂人日記》中說到“狂人”總是能在那些所謂的儒家經典的字裏縫間總是能看到“殺人”二字的緣故。五四運動中稱民主與科學為“德先生”與“賽先生”，那時中國人就意識到民主與科學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說只有科學的產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國人要想求得科學社會的發展不能說只要表不要裏，只要科學社會發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舊思想、舊觀點。清洋務運動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是叫徹底從裏至外學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個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憲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結果還是沒教會抱殘守缺的中國人學會民主，導致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科學進步的遲滯與破壞。現在又說什麽“儒學文化就是和諧文化”，我看這些所謂新儒家們是嫌中國人思想意識還落後得不夠，嫌老實的、耽於安逸的、散漫的、特別惰於思考的中國人想得太多，再“和諧”壹下才好，這豈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滅人欲”的本意？也許某些人要使中國人都成了壹大群不會思想的豬才會滿意吧？！
就現代中國以擴展工商貿易為主而缺乏科學技術根基的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應當清醒的是：GDP的總量雖然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基礎，但這還不是國家昌盛的根本。國家民族昌盛的根本壹在於民眾的凝聚力、二在於技術的進步。
首先就民眾凝聚力來講，中國北宋南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那麽高，但朝廷專制、腐敗，貧富差別劇大，導致民不聊生，半亡於遼金，最後亡於元。宋朝雖然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壹盤散沙的狀況下，仍然不免被嚴酷自然環境下鍛煉出來的少數民族的鐵騎所踏破。所以，國民的凝聚力是國家存在的根本。那麽怎麽樣建立國民的凝聚力呢？從政治上來說經濟地位上的平等是國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個國家那個時代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別，那麽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民眾凝聚力肯定是成問題的，因此也就很難有效抵禦內部的抗爭和外來的侵略，就中國來說西漢、東漢、東晉、北宋、南宋、明等等的滅亡，從經濟上來說無不是封建土地兼並造成的就說明了這壹點。而中國抗日戰爭前後，中國國民乃至政府的軍隊在戰爭中士氣低落有目***睹，而自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怎麽就能在朝鮮戰爭中打敗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強大的美國軍隊呢？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經濟平等確實是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凝聚力。但馬上得天下，可馬上治天下嗎？毛澤東主席力主“壹大二公”，積極推行平均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國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嚴重低下，造成國民經濟整體的倒退。可見平均主義政策雖然可以提高國民凝聚力，但卻是不能當飯吃的，所以中國社會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須尋求另壹條發展的道路。
其次再說說技術進步，鴉片戰爭前後中國清代GDP雖然居於當時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風潮的影響下頑冥不化，拒絕進行社會變革。結果怎麽樣？還不是在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接著又被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甲午之戰中打得壹敗塗地。所以，技術進步可說是國家存在的另壹個根本或者說是另壹條發展的道路。那麽，如何求得國家技術的進步呢？國家技術的進步，最重要是在於國民思想的開放，而國民思想的開放最重要的是在於政治制度的民主開放程度。比如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天文學、醫學、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相關的物理等科學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種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是得益於當時的“百家爭鳴”的政治言論環境，而這種“百家爭鳴”的言論環境又是瓦解打破舊的“井田”等奴隸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時代需求。
我們中國現在人民生活水平較西方發達國家還較低，GDP確實需要進壹步地推進發展，但我們知道現代人類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過是來源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頭的壹天，所以說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確實是壹個真理。但要實現科學技術進步這壹真理，推進國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進國家的民主程度，靠現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裏的中國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國應從中國人的幼少時期就向他們灌輸民主思想和文化習慣，特別是破除權威意識，但願我們中國的下壹代人或下下壹代人有幸能迎來民族民主的復興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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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xg回 goujun1994您強調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說明的是：
1.科學技術的產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壹定關系，但不是由於民主文化而產生了科學技術，恰恰相反，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所謂西方的民主傳統不過是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和國時期的民主，而這種民主在其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已經被拋棄了。因為它不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正像民主不適應中國的的封建皇權社會壹樣。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重新提出來的，而這時也正是新航路開辟，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時期。
2.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若要產生民主文化只有改變那個社會的環境，即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3.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壹種新的文化提前出現，那麽就必然要求經濟基礎的變革，否則這種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觀點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這壹結論，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而李約瑟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了中國在南宋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於西方的，若照您的說法您所說的“民主文化”應該是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可見您這壹結論是很荒謬的，特別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時特別顯得如此。
2、您的第二個觀點是“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認為經濟基礎只是決定文化發展的壹項因素，且不是決定性的。那麽我們先來看看中國人的文化是怎麽形成的。什麽是文化？文化是壹個民族、壹個群體、壹個單位乃至壹類人的體能、性格、氣質、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等，那我們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什麽文化？中國人是黃皮膚、性格謙遜、氣質內向、行為方式更重於情感交流、地方方言眾多、各地風俗不壹，包括象形字、詩、書、棋、畫、戲劇格式等等。實際上，經濟發展是可以推動相應文化的多樣化繁榮發展的，但這必須有壹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則經濟對文化帶來的整體效應愈大愈多，否則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時期專權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連孟子所謂“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的言論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從天下廟堂中趕出去，在這種專權制度下經濟雖然還在緩慢發展，但建築、瓷器、家具格式樣式愈來愈仿皇室化，中國上至衙門下至社會、家庭，對人們思想行為控制的手段愈來愈花樣翻新，社會黑暗，而所謂“女人的小腳”等等封建惡習大都產生於這壹時代。所以說，文化雖說是受經濟發展影響的，但更是人類與社會環境鬥爭的結果，更是千百年來思想行為教育與統治的結果，不承認這壹點就等於不承認孔孟之道對中國人的影響，就等於不承認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差別。
[編輯本段]解答四：
中國特有的學術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科學發展的桎梏。為什麽中國人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其實，無數的學者也提出過相同的質疑。很多研究已經表明我們中國人的IQ是居世界第壹級的。然而，看看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汽車、飛機、計算機…..幾乎被美國人包攬。為什麽聰明的人搞不出驚世駭俗的重大發明、科研成果？當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壹個公認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環境。這裏更多指的就是妳所提到的人文環境。據了解，在美國，科研人員有相對寬松而自由的科研環境，沒有中國這樣復雜的人際關系與明爭暗鬥，專家們往往能夠發揮能動性與創造力。
其次，壹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問題就是妳所提到的所謂“權威”的意見！本人曾經研讀過多國文化溝通。用文化的尺度來說叫power distance，即社會等級的森嚴程度。中國的文化教會人們學會“順從”：要尊重長者、專家的意見；然而美國的文化培養妳“創造力與挑戰力”。
在中國，我們可以簡單想象壹下，我們中有多少人曾在學生時代對老師的傳授、教科書的觀點提出過異議、質疑？學校、單位從XX機構請來了所謂的專家，我們是不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聆聽“專家”們的諄諄教導？當然，向他們學習是應該的，然而我們有沒有多問幾個為什麽，多從不同的側面去考慮問題？經常能聽到學生這麽說：“我們老師XXX說，書上XXX說。。。。。。
然而，約五年前在2002年的時候，當我第壹次接觸壹本美國編著的心理學入門教材時，我就感受到了頗為不同的口吻。清楚記得有那麽幾句話，大意如此：“科學家從來對媒體的報道持質疑的態度，他們只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因此他們去實驗。。。；“我們探索世界靠什麽？現成的理論？觀察的結果？權威的觀點？，妳要知道的壹點是這些可能都會有偏差。。。。。。怎麽辦？用實驗的方法去論證科學的假設。”
或許在這麽壹種思想的指導下，老外更多利用現有知識不斷提出並論證科學假設；而我們不斷努力學習“權威”們的科學理論。。。。。。中、美科學類教科書讀起來感覺布局非常之不同！說通俗點，國內教科書試圖傳授妳真理；老美的書不斷給妳擺現象，不厭其煩的爭論！有點也很煩，似乎遵循著這樣的模式：A說了XXX理論，B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最近C又反駁他們的理論，A、B又急了說出了C的問題。。。, 最後針對於此現象標準的科學解釋是：沒有！自己想吧！當然這只是壹些有爭議的論題。
有壹點說得很對，科學是不斷發展的，權威、專家的話並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就比如當年的哥白尼！
也許只有當我們摒棄了權威、專家意見=永恒的真理，這個沈重的包袱時，才可能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進！兩年前，當我說出達爾文竟化論的存在著壹些過時的觀點時，受到多少網友的抨擊！他們告訴我，教科書都是這麽寫的，怎會有錯然而，對達的競化論的修改在很多國家數年前就已經完成！還有，在與國內很多熱愛心理學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學進行交流時，他們總是愛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師、榮格大師。。。。談著壹百年前他們的理論與見解！說來慚愧，接觸心理學五個春秋，學習過瀏覽過的專業書籍保守估計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師的大名還是以前女朋友告訴我的，後來在壹本心理學史中終於找到了他老人家，當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點名，不過壹帶而過！
------mypsychology
[編輯本段]解答五：
關於如何解答李約瑟難題，山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張建華先生在其所著《經濟學——入門與創新》（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壹些獨特的個人看法，內容摘要如下：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壹樣，那為什麽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麽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麽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麽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這壹問題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的廣泛關註和熱烈討論。筆者認為，其實很簡單，關鍵就在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中國古代曾長期將壹些民間創造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就是這種觀念的壹個典型例證。分析其原因，可以設想壹個封建小農家庭，其產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費，首先，自己是不會欺騙自己的，因此無需對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驗；其次，投入與產出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因此無需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沒有市場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無需費心巴力地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於日常生產外，根本無力顧及其它；第五，小農家庭經營規模過小，壹項新技術即使能夠使產量成倍增加，對農戶來講，也沒有什麽吸引力。歸納起來，當這種封建小農家庭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多數的時候，即使少數人有興趣進行科學研究，也成不了氣候。反之，市場經濟就不同了：第壹，產品要通過市場銷售，這就需要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測；第二，生產要素是通過市場方式配置的，這就要求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在市場需求的拉動下，整個社會都有強烈的動機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經濟的主角是廠商，廠商有足夠的資金與實力來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並在生產實踐中廣泛應用各種科學研究成果；第五，由於廠商經營規模很大，壹項新技術的采納，即使產量僅僅增加1%，也會帶來相當豐厚的利潤。總之，科學化是市場化的伴隨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科學化。
——霎起林野間註：張建華先生所述不無道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這的確是對李約瑟問題的壹個正確的解釋。但是對於為什麽“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的疑問，張先生似乎並未作詮釋，而只是說，“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西方也曾經有過小農經濟，那麽中國的小農經濟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呢？我謹認為，因為中國是農耕文明社會，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所以小農經濟傳統上比西方的發達，以此導致了其後的壹系列結果，張先生所述已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