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探討這股時評熱潮，我們就無法繞開《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時評》專欄。《冰點時評》是這股時評熱潮的開先河者，後來許多報紙的時評專欄大都以之為模本，從欄目名稱到文章風格，都對《冰點時評》有所效仿；同時，《冰點時評》也是諸多時評專欄中影響最大的壹個，該專欄於2001年獲得“第二屆中國新聞名專欄獎”，其文章被頻繁轉載於各大媒體，在讀者中有良好的口碑。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冰點時評》作壹番研究，從而對時評這壹“熱門”文體的寫作有所認識。
向我們的處境發問
中青報決定創辦評論專欄，主要從報紙和讀者兩方面考慮。壹方面，當時國內的報刊言論普遍不盡如人意。中青報認為，壹張全國性大報，除了刊登重要的新聞，還需要有特色、受歡迎的言論，然而“長期以來，報紙上的言論，不知為什麽成了‘官方’的專利，‘社論’極少，通常逢大的紀念日出壹篇，空話、套話成堆，沒法讀；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頻度稍高，可讀性也很差。在計劃經濟時代，這種嚴重缺陷是難以得到改進的。”①另壹方面，“對報紙讀者來說，他們不僅需要好的、多的、真實的、全面的新聞報道，還需要及時的、深刻的、‘說人話的’（相對於假大空）評論，也叫‘意見表達’——讀者訂閱這份報紙，就希望這份報紙經常能說出其想說的話。更重要的是，報紙的讀者已經不是單向度的純粹接受者，他們也渴望參與，他們對報紙上登的新聞，甚至就是對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見所聞，都有話要說——他們訂閱了這份報紙，已不僅僅為了看，也要說，也要發表，也要與不同意見者交流……”②
基於上述考慮，《中國青年報》終於在1998年11月在《冰點新聞》版上推出壹個全新的評論專欄——《冰點時評》，每周見報三次，體現了“高頻率、時效性”的原則，保持對新聞事件的敏銳反應能力。在定位上，中青報把欄目確定為“對新聞事件清晰的理性判斷”，文章的標準，低限是合國情、有道理的判斷，高限是融貫民主和法治精神。③
在創辦初期，《冰點時評》的評論涉及面很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欄目的發展，《冰點時評》漸漸拋棄了“大而全”的路線，把欄目定位於“體現民主和法治精神”，逐漸確立了自己的風格。
筆者在對近幾年《冰點時評》文章的抽樣研究④中發現，該欄目大多數文章的選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是政府執政。《冰點時評》對政府在制定、執行政策中出現問題表現出了極大的關註，對政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吏治水平、政府職能轉變等問題有經常性的探討，涉及面極廣，包括違法行政（如《質疑“逼企業上網》）、地方保護主義（如《有沒有“地方的公正”》）、形式主義（如《獻禮工程在等什麽》）、貪汙腐敗（如《豈容“奸民治善民”》）等。
二是法制建設。這主要是壹些涉及立法和司法的問題，尤其是司法正義問題，具體包括執法機關的效能、執法人員的素質、執法程序的公正等，如《“刑訊有功”論》、《執法機關怎樣挽回“影響”》等。
三是市場競爭。主要是就公平和效率、平等和壟斷、事業和企業等問題展開討論，如《非賣品應終結》、《“國有資產”靠壟斷保護？》。
四是公民權益。這類題材主要涉及公民的具體權益，關註弱勢群體，如《請註意保護受害的姐妹》、《患者終於成了“消費者”》等。
其他的諸如公民民主法治意識、媒體輿論監督等領域，《冰點時評》也給予了較多的關註。可以看出，《冰點時評》的目光更多地是落在與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公***領域，大部分文章都是從當代中國人的現實處境出發，具備了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性。
上個世紀初，中國新聞史上也出現過壹次時評熱。1904年在上海創刊的《時報》，首立時評欄目，使時評這壹文體風靡壹時，《中國日報》、《民報》、《神州日報》、《蘇報》等壹批在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報紙都曾大量發表時評文章。事實上，這次熱潮與眼下的時評熱有著極為相似的發生背景。第壹次時評熱流行於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正處於從封建帝制向民主***和政體的轉折階段，而眼下第二次時評熱也發生在我國政治經濟改革時期，此時的中國正經歷著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的另壹次轉型。我們不難從這種類比中得到壹點啟示：正是時代的變遷給了時評應運而生的土壤。新舊體制的交替，帶來了社會方方面面的劇烈變動，也使得我們認識世界的過程當中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這種社會條件要求我們的媒體應該更加貼近時代、貼近生活，以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些社會變動的意義和實質。毫無疑問，《冰點時評》的成功就是因為順應這種時代和社會的需要。
學者傅然可曾經講道，時評的距離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意思是時評產生的根源在於現實和目標之間的差距。壹個社會的應然狀態和實然狀態之間的差異，往往是促使時評作者奮筆疾書的原動力。而寫好時評文章的關鍵就在於緊密關註時事，體現時代精神。“應時而作”可以說是時評受讀者歡迎的根本原因。因此，時評寫作的選題壹定要貼近我們的時代和生活。
質疑與批判
《冰點時評》的著眼點既然在於現實與目標之間的差距，這就意味著它不僅僅要關註到現實的不完滿性，更要對社會的現狀提出質疑與批判。《冰點時評》從誕生的那壹天起，就把這種時代的使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社會現象紛繁復雜，既有光明的壹面，也有黑暗的壹面，與此相應，新聞評論既要揚清，也要激濁，既要扶正，也要祛邪，可以有褒揚式的，也可以有批評式的。但時評文章，十有八九都是批評性評論。事實上，許多讀者都把時評文體直接等同於“針砭時弊”的評論，這種觀點在學術上不盡科學，但卻道出了時評的壹個重要特點。而這壹點在《冰點時評》欄目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對其文章的抽樣研究⑤中發現，該欄目的批評性文章占其文章總數的八成以上。
從中青論壇的討論中筆者發現，《冰點時評》之所以受到讀者的關註、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很大程度是緣於時評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抨擊。那麽，為什麽這種針砭式的評論容易對讀者產生吸引力呢？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認識這個問題。
首先，所謂“不平則鳴”，公眾的言論動力更多的是來源於對現實環境的不滿。否定性的感受更容易激發起人的表達欲望。這就在客觀上造成眾言型的時評文章，必然是以批評性的居多，而公眾的心聲壹通過媒體傳達和放大，就更容易在讀者中產生***鳴。
其次，社會進步的動力來源於社會內部矛盾的不斷解決，而矛盾的發現和解決都無不是始於“怨言”、“憤言”造成的輿論壓力。因此，發出反對的聲音實際上是壹個關註社會進步、具備憂患意識的媒體必然的選擇。而媒體的這種聲音對同樣富有責任感的公民無疑具有很強大的召喚作用。以批評性評論為主的《冰點時評》欄目，因此能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誠然，《冰點時評》也有壹些褒揚式文章，但與壹般報紙贊歌式的文章不同，該欄目的這類文章從不壹味地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平和的贊許聲中依然充滿了批判意味。如《患者終於成了“消費者”》（2000年11月3日）壹文，文章從患者的權益角度肯定了醫療制度的改革措施，但這種新事物本身就是對現有體制的否定，故對它的褒揚實際上也表達了作者對落後的制度思維的抨擊。文章從根本上說依然是批判性的。這類文章當中，作者所褒揚的對象其實也只是起到壹個評論由頭的作用，而文章卻並不就事論事，它對評論對象後的大環境的關註，依然體現出明顯的批判性立場。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質疑和批判精神其實是貫穿於整個《冰點時評》欄目的壹根紅線。時評的批判性實乃壹種“愛之深、恨之切”的表現，它對不公、邪惡、愚昧、荒誕、專制、腐敗等社會現象的否定和批判，體現出的正是壹種對社會的關懷以及對社會進步的渴望。所謂“不破不立”，時評發揮的其實是壹種建設性力量，所以才能深得人心。所以，有的學者認為，時評的旨趣和出路不在於壹種新文體的出現，而在於促成國家－社會現實的某種轉變，它在這場時代的變革運動中起到的是壹種推動器的作用。
追求獨家觀點
新聞評論的目的，是要在選擇壹定的新聞事實的基礎之上，陳述觀點、發表意見。觀點和意見是壹篇評論的核心，對於時評來說更是如此。相對於壹般評論而言，時評是壹種“有效率”（《南方周末》語）的文體，不註重文學意義上的文采，而更追求把道理說清楚。《冰點時評》編輯馬少華在壹篇文章中寫到：“時評，不是四平八穩的專論，也不是自由聯想的雜感、隨筆，旁敲側擊的諷刺；它是面對新聞事實本身的壹個毫不避讓的回答：這事兒，我怎麽看。”⑥可以說，看待新聞事件的立場和角度，往往成為壹篇時評好壞的關鍵所在。
長期以來，報紙的評論工作存在著較為突出的形式主義傾向，因此報刊評論文章大都是老生常談，虛浮無力，使人不忍卒讀。因此，《冰點時評》想要把讀者重新拉到報刊評論中來，就必須呈現給讀者以高質量的評論。這意味著評論必須有實實在在的觀點，言之有物，能給讀者以思想之裨益。而《冰點時評》正是把觀點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用欄目編輯馬少華的話來說，就是“妳得說出些別人沒聽過的道理才管用”。⑦
首先，《冰點時評》善於從壹些非輿論熱點和壹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件中挖掘有價值的東西，找出事物的本質和核心，並提升到壹定思想高度。《國旗為誰而降》（1998年12月2日）便是壹個典型的例子。作者註意到我國的《國旗法》規定：在發生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致哀。當時我國1998年的洪災剛剛過去，沒有人想到為這數千死亡同胞下半旗，而楊尚昆同誌恰逢也在這個時候逝世，全國下半旗卻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指出，這種現象乃是等級社會“禮不下庶人”的延續，雖然現代民主社會理應禮及“庶人”，但官本位的傳統思維定式卻讓人將《國旗法》的法條遺忘掉。
這類文章的題材雖然都是我們周遭的不引以為意的生活現象，但時評的作者卻能夠敏銳地捕捉到其中的要害，從這些事件中發現“評論價值”。這樣的評論文章雖然不是瞄準時局大事，但其中的意義卻不亞於大事要事，讓讀者讀後有恍然大悟之感，讀壹篇而增壹智。
其次，對於壹些輿論熱點，《冰點時評》也能提出壹些觀點獨到、頗顯見地的文章。我們不妨以《“媒體審判”的思想根源》（2001年5月21日）為例。媒體司法報道造成的社會輿論氣候，對法官及陪審團的判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故新聞界、司法界對媒體審判頗有微詞。但這篇時評認為，這種現象與其說反映了媒體社會角色的錯位，不如說體現了司法人員腦海中殘存的“人治”思維。文章指出，司法人員判案本來就不應理會媒體和群眾的壓力，所謂的“民意”並不是審判的依據，而在媒體介入的背景之下，法官不能按法律本身辦事，實乃職業素質欠缺的體現。在學術界對媒體審判的壹片罵聲中，這篇文章獨辟蹊徑，將審視的目光對準矛盾的另壹方，讓人耳目壹新。
開放的論壇
《冰點時評》能成為壹方“尖銳、冷靜、活躍”的思想陣地，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賴於該欄目的開放性。
首先是觀點的開放。雖然《冰點時評》是所在版面的拳頭產品，是版面的核心，但它又不是這個版面上的權威，而是壹個“靶子”。《冰點時評》編輯自覺地在同壹版面《不同觀點》欄目，發表對《冰點時評》文章觀點的質疑。讀者往往可以看到《冰點時評》上剛發表了壹篇文章，在後來的同壹版面上受到了懷疑和批評，不管文章的作者是專家學者還是欄目編輯本人。主動地吸納不同觀點，鼓勵意見之間的爭論成了《冰點時評》的壹種編輯方針。這種做法改變了以往報紙評論唱“獨角戲”、“論而不爭”的冷清局面，在更為本質的層次上做到了意見多元、觀點豐富。因為懷疑和辯駁氣氛是活躍的思想所應該面對的環境，對於“權威性”的放棄，實際上降低時評的準入門檻、激起讀者更多的表達欲望，從而讓思想在觀點的碰撞中得到提升。正如《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1999年11月1日的發刊詞寫到的，“思想進步可能就孕育在‘不同’之中，而相同只能讓我們停留在原地。”不僅如此，“不同觀點”實際也是公民正當的表達權利。時評是公民“普遍表達”的方式，這其中當然也內在地要求允許給讀者壹個說“不”的機會。
其次是作者隊伍的開放。1998年11月是《冰點時評》問世的第壹個月，大部分文章都由欄目編輯親自操刀。這與欄目初創、知名度不高、稿件渠道尚未開拓有關。“但這種捉襟見肘的形勢很快就改觀了。各地讀者突然發現有壹個可供他們天天發表意見的園地，來稿量大增……至今未有壹期因稿源不足中斷。”筆者對2002年報紙的抽樣調查發現，樣本中每篇文章都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作者的重復率為零。這充分反映了該欄目作者隊伍逐漸開闊，聲音日趨多元的趨勢。
壹般說來，報紙評論欄目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壹批“高產”寫手，保持較高的出現率。但編輯李大同認為，對於壹個出現頻率頗高的時評欄目，“靠報社自己的評論員打天下不行，靠少數寫家也不行，不趕趟，需要大量來自讀者的，也就是非專業寫手的評論”。同時，更廣泛的作者隊伍其實是給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以說話的機會，用中青報總編輯李學謙的話說就是“大嘴小嘴都說話”。
有人認為，今天的媒體競爭已經進入“觀點時代”，以往我們強調，競爭的制勝之道主要的就是提供及時、準確、豐富的信息，但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報紙提供的信息同質化程度越來越高，獨家新聞的可能性比以往明顯減少。因此，壹份報紙能否在提供信息以外，呈現壹些具有思想深度和獨到見解的觀點，無疑成了決定報紙質量和影響力的主要因素。《經濟觀察報》總編何力表達過壹個很精辟的觀點：知識就是力量，對於媒體而言，話語權就是力量。這壹點對主流大報來說更是如此。毫無疑問，《冰點時評》的成功給我們很多啟示。
註釋：
①②李大同：《說說〈冰點時評〉》，《向我們的處境發問》，中國青年報出版社2000年
③《2002年中國新聞年鑒》，中國新聞年鑒出版社2002年版
④筆者從《冰點時評》1998年11月創辦到2002年底發表的600多篇時評中抽取了105篇文章作為樣本，采取等距分段抽樣的方法，即選取每年5月份和11月份發表的文章作為考察對象。此外，本分析各篇文章的內容分為8個大類，分別為：政府執政（36篇，占34.3％）、法制建設（10篇，占9.5％）、公民權益（9篇，8.6％）、市場競爭（9篇，8.6％）、輿論監督（5篇）、民主意識（4篇）、文化教育（5篇）和其他類別（26篇）。這種分類在邏輯上並非是完全的並列關系，某些類別在內涵上可能會有所交叉，同時，鑒於題材本身存在的多義性，本分析在歸類編碼時主要從文章的論述角度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