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批判是巴金批評領域中第壹個比較成系統的話語模式.在今天看來,這種批評顯得是那麽的教條甚至血腥,然而,它畢竟是壹代中國人理解和評價巴金的基本思路.因此,我們在巴金批評史的回顧中,仍然應該為政治批判留下壹筆,那怕僅僅是非常粗略的壹筆.
政治批判話語模式的成型應該上溯到1958年那壹場轟轟烈烈的“巴金作品討論”.這場“討論”並不是什麽自由和平等的“討論”或“對話”,而是壹次權威話語的“成型”和“批判”.它主要是由《中國青年》、《文學知識》、《讀書》等雜誌發起的,同時還波及到《文匯報》、《青年報》、《光明日報》、《文學評論》、《武漢大學學報》等近十家刊物.政治批判的代表性文字應該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巴金創作研究小組的《巴金創作評論》、武漢大學中文系巴金創作研究小組的《巴金創作試論》和王洪文、李希凡等的批判文字.在文革時期,政治批判繼續存在並泛濫.賈植芳等編的《巴金專集》收有文革時期的“批判文章”三篇.它們是胡萬春、唐克新的《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上海作協革命造反兵團、上海工人革命文藝創作隊的《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和《評巴金的戰爭文學》.當然,這只是政治批判的冰山壹角.
從闡釋學角度看,政治批判其實是壹種特定的意識形態視野.在這種視野之下,巴金其人及其文學作品永遠只有否定性的意識形態意義.歸結起來看,政治批判無論如何氣勢洶洶,上綱上線,但其內涵卻十分枯燥,無非就是以下這個政治學宣判.巴金是壹個“反動的”、“資產階級”作家.由於巴金信仰過“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確實對巴金創作有十分深刻的影響,因此,政治批判話語認為巴金他“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死敵”.對巴金的具體作品,政治批判也相應逐壹進行了解析和批判.
政治批判的話語模式在巴金批判史的發展進程中整整持續了近二十年時間.僵化的意識形態闡釋框架註定了這種話語模式的教條化和模式化.對於這種政治批判,每壹個中國人都是如此的熟悉和厭惡以致於我們雖不能跨越它但也絕不願為它多花哪怕壹丁點兒時間.好在歷史永遠是壹條奔騰的大河,很快就使政治批判成為巴金批評史當中壹段小小的插曲.
二．人文批評
從政治批判中復蘇過來的巴金批評並沒有立刻走向到審美批評、文化批評的開闊天地當中.由於庸俗意識形態的巨大壓力,新時期巴金批評的首要任務是肅清建國以來尤其是文革以來對巴金的政治批判,闡釋巴金的革命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意義.人文批評成為80年代以來巴金批評的主導話語.
人文批評的要旨是從壹種新的意識形態方面重新肯定巴金,重新評估巴金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與地位.總起來看,人文批評作為壹種定型化的話語模式,其主要內涵是重塑巴金革命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作家的經典形象.陳思和明確提出：“人道主義是巴金接受其它思想影響的基礎,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基礎和核心,制約著他的整個思想的發展,自然也決定了他的整個創作傾向.我們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巴金的人道主義,才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住他的思想發展的關鍵,也才能夠準確地理解巴金這個新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性的作家.” 人文批評與政治批判針鋒相對,認為巴金作品的主導思想在於反封建主義和個性解放.巴金的作品形象地表現了封建專制主義大家庭的罪惡和封建宗法禮教的吃人本質,表現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因此,巴金是革命民主主義的作家,是進步的作家.
在人文批評研究模式中,陳丹晨的《巴金評傳》（1981河北人民版）、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時期的文學道路》（1982寧夏人民版）、譚興國的《巴金的生平與創作》（1983四川人民版）、汪應果的《巴金論》（1985上海文藝版）、陳思和和李輝的《巴金論稿》（1986人民文學版）以及後來李存光又出版的《巴金傳》（1992十月文藝版）等都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直到今天,人文批評仍然是許多文學史評述巴金的主導話語.
從壹些具體例證當中,我們可以約略理解人文批評對巴金的闡釋策略.比如對《激流三部曲》,人文批評就看到了與政治學批判全然不同的含義.陳丹晨的《巴金評傳》是新時期以來最早采用人文批評的著作.人文批評的策略在他對《家》的評論中表現得非常有代表性.他認為,《家》這部作品表現了巴金對整個封建禮教制度的“鬥爭精神”.“《家》像壹把利刃無情地撕開了籠罩在這個黑暗王國的莊嚴外衣,徹底顯露了它內部潰爛腥臭的膿瘡,使人深深感到這樣醜惡的生活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不能不喊出‘推翻這個制度’‘打倒這個制度’的強烈呼聲.”譚興國在《巴金的生平和創作》中也認為,“《家》的突出的成就是,通過壹個封建大家庭由興旺到衰落的歷史,集中控訴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將《家》的主題理解為對封建家族制度、禮教制度的批判和對個性解放的吶喊,在創作意圖論上符合巴金個人對自己作品的解釋,而在客觀文本上也能得到比較多的實際證據.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人文批評才顯示出自己在巴金研究上的獨特作用,並主導著壹大批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
但是,人文批評對巴金文學文本的闡釋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人文批評作為壹種固定的批評模式,往往演變成千人壹面的教條化批評.所有對巴金作品的解讀都最終歸結到“反帝反封建”的主題之上；所有對巴金思想的闡釋都最終收束於“革命民主主義”的觀念之上.這樣,自由的批評完全喪失了個性化特征,變成了壹種確定性的思想理念的圖解.人文批評的模式化使得每個采用這壹批評樣態的批評都振振有詞但又異口同聲.人文批評看起來倒不像是批評而是某種社會宣言和政治判決.
其次,人文批評還閉鎖了巴金批評可能有的廣闊思想空間.人文批評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有過於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為巴金進行意識形態的辯護.為了糾正政治批判對巴金的曲解和否定,人文批評特別著重於挖掘巴金的人道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從表面看,這種的批評確是在反叛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批評,但從本質上看,它依舊未能真正脫離政治意識形態的闡釋框架.人文批評只不過是將闡釋標準從壹種意識形態轉變為另壹種意識形態而已.
並不是說人文批評所持有的“革命民主主義”或“人道主義”意識形態體系不可取,也不是說人文批評所持有的意識形態體系還趕不上政治批判所持有的意識形態體系,而是說意識形態批評體系總有自己的理論盲區和缺陷.舉例而言,人文批評對《寒夜》中曾樹生形象的批評就是如此.我們知道,政治批判的話語模式壹貫譴責這壹女性形象,將她視作追求剝削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墮落的典型形象.人文批評則不然.人文批評不批判曾樹生的墮落,相反,而將她視為壹個受害者和犧牲品.汪應果就認為：“追求幸福的願望總要受著客觀條件的制約,在國難當頭、政治腐敗、丈夫多病,壹家生活都要指望著她來承擔的時候,壹個有良心的人是應該考慮自己的責任的,可曾樹生不是這樣,這就應該受到譴責.” 然而,“盡管她有不少可讓人指責的地方,但從她吃過的那些苦頭,以及她的低下的社會地位來看,她也仍是壹個受害者——壹個害了別人的受害者.”將曾樹生理解為壹個“受害者”也就將其文學意義定位為“對國民黨統治和日本侵略者的控訴”.這表明,人文批評無論如何都要將思想價值和人物形象歸結到其特定的意識形態闡釋框架當中去.其實,曾樹生的形象未見得僅只具有意識形態內涵.她對人生道路的選擇、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對獨立個性的追求其實是壹種現代性的存在論命題.通過對曾樹生形象的考察,我們完全有可能進入更為寬廣的話語空間之中.然而,人文批評僵硬的意識形態框架卻活生生地阻塞了這樣的思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