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無為思想老子的哲學並不是壹種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學體系，而是壹種生命的智慧，壹種對“道”的追尋。老子“道”的學說，就是對宇宙萬物的形而上的把握。它的宗旨，不在玄遠的空洞世界，而在生活的實踐之中。對於個體生命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對於壹個國家而言，則是壹種達至善治的智慧。雖然老子思想以“玄之又玄”而著稱，但其背後的濟世情懷，卻值得反復體味。老子的哲學是壹種大智慧，對於人類壹切事務，包括管理在內，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其中，無為而治的思想是最具有影響力的。“無為”，在老子那裏意味著“道法自然”，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無為即自然”，是老子哲學的基本觀點。老子將“道”視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則是“常無為而無不為”，即“道”對於宇宙萬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就道生成萬物、成就萬物而言，道是“無不為”的；就道對於萬物“不辭”、“不有”而言，道又是“無為”的。從本質上講，這是“無為”與“無不為”的有機統壹。天地萬物的生成與存在，皆是“無為也而無不為”的。老子正是從這壹思想出發，認為治國安民，要反對“有為而治”，而主張“無為而治”。在他看來，“為無為，則無不治”，“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把“無為”看作聖人“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手段。
老子既反對儒家推行“以德治國”，又反對“以智治國”。指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混亂，有忠臣。”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同時老子也反對兵家的“以力治國”，反對暴力戰爭。認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主張“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只有推行無為而治，才能達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理想社會。
無為無所不為
“無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的。老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諸侯混亂，統治者強作妄為，貪求無厭，肆意放縱，造成民不聊生。在這種情形下，老子提出了無為思想，呼籲統治者要“無為而治”。他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好靜”是針對統治者的騷擾而提出的，“無為”是針對統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無欲”是針對統治者的貪欲而提出的。老子認為，為政者應當能做到“無為而治”，有管理而不幹涉，有君主而不壓迫。讓人民自我發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夠安平富足，社會自然能夠和諧安穩。
“無為”就是不做任何違反自然規律、有損道德規範、違反社會法則，有害眾生的事。但這裏的“無為”並不是什麽都不做，並不是不為，而是含有不妄為、不亂為、順應客觀態勢、尊重自然規律的意思。老子說過“無為而無不為”，意思是說：不妄為，就沒有什麽事情做不成的。這裏，“無為”乃是壹種立身處世的態度和方法，“無不為”是指不妄為所產生的效果。老子還曾談道，“為無為，則無不治，”意思是說以“無為”的態度去對待社會人生，壹切事情沒有做不到、辦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講的“無為”並不是消極等待，毫無作為的，而是“為無為”、“為而不恃”、“為而不爭”，即以“無為“的態度去“為“，去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有為有所不為
老子說的“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並不是說坐在那裏什麽也不幹，就什麽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時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給自足，無需統治者來組織生產和交換，用誰來“為”，壹切順乎自然地進行。而統治者壹旦“為”，則是為修建奢華的宮室而催逼苛重的稅賦，或是為發動吞並他國戰爭而拉夫抓丁。這樣“為”則百姓遭殃，社會動蕩，“無為”則人民閑適、社會安寧。因此，“無為”是不妄為，不亂來的意思。是說統治者行為要順應自然、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按照規律去定相應的法律、制度、不輕易變更，人們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盡情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努力去做。
“無為”追求的是奉獻，“無為”的結果，恰恰也成為“有所作為”(有奉獻)。
不爭自有成
老子在自然界萬事萬物中唯獨最為贊美水。他認為，“不爭”是美好“水德”的壹個品質。老子曾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這裏的“不爭”，壹是指無私，水利養滋潤了萬物，而又並不從萬物那裏爭取任何利益自己的東西；二是指與世無爭，不僅是在被自己滋潤了的事物那裏不爭，面對世間壹切，它都不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立於不爭而無憂，立於不爭而有成。”
“不爭之爭”與無為而治（南方日報）
劉小青
東漢時期，貴人鄧綏受到和帝寵愛，皇後陰氏十分嫉妒。但鄧綏為人謙恭，性格柔順，對陰氏十分尊重。與陰氏同時進見和帝，鄧綏從不正坐；和帝每次提問，鄧綏總是讓陰氏先說，從不與陰氏搶話頭；每當發現自己的服飾與陰氏相同或相近時，鄧綏便立即換掉，絕不與陰氏搶風頭。盡管如此，陰氏仍然與人壹起施行巫蠱之術，企圖置鄧綏於死地。鑒於陰氏的專橫、陰險與鄧綏的謙遜、忍讓形成鮮明對照，和帝幽禁了陰氏，並在鄧綏稱病辭讓的情況下堅持將她立為皇後。這個故事，被後代史家公認為“不爭之爭”的典型範例。
這裏的“不爭之爭”，與作為領導方法的“無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這裏的“不爭”並非真正的“不爭”，而是以“不爭”為“爭”的手段；“無為而治”中的“無為”也並非真正的“無為”，而是以“無為”為“為”的手段。所謂“無為而治”，實質上就是把“有所不為”當作治政的方法和藝術。兵法的開山祖師姜太公說，最高明的政治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學說的核心，道家同樣把無為而治視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於歷代帝王將相，大概沒有誰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來建樹最大的政績。只不過實現無為而治，實在需要領導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領導者怎樣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呢？從歷史經驗來看，至少應把握以下五條：
1．與民休息，寬容大度。姜太公說，天有經常運行的軌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規。君主如果能夠遵守修養生息的規律，天下自然就平安無事了。漢高祖劉邦在建國後遵從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實際上正是通過讓人民修養生息，使農業、工商業等得到了迅速發展。明朝的馮夢龍說，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宋初的宰相趙普每當收到士大夫之間相互揭發告短的文書，不看壹眼便付之壹炬，表面上像是不負責任，但實際上正是通過遏制勾心鬥角之歪風，維護了當時的“安定團結”。
2．順乎自然，恪守天道。漢文帝的母親薄姬，當初只是劉邦的壹個不起眼的嬪妃。盡管只被劉邦“寵幸”壹次便懷上了“龍種”，但她生下兒子後仍然很少與劉邦見面。後來，薄姬不僅因未被劉邦寵愛而使母子免遭呂後囚禁，而且因兒子幸運登基而成了皇太後。這就表明，削尖腦袋鉆營即使壹時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順乎自然即使壹時失利也未必是壞事。
3．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時期，傅昭壹生經歷宋、齊、梁三朝，任過州郡屬官、地方長官、朝廷命官。當時，朝代走馬燈似地更換，官場上混亂無序，危機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麽挫折並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聲，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據史書記載，他居朝廷，無所請謁；居家室，不蓄門生，不結黨徒，不交私利。這些無疑是他得以善終並名垂後世的重要原因。
4．以正避邪，謹言慎行。西漢後期，政治非常腐敗，朝廷日薄西山。是時哀帝寵信高安侯董賢並納其妹為妃。傅皇後之父傅晏懼怕有壹天會出現廢立之變，飛來橫禍。他的朋友桓譚說：刑罰再嚴，不能加於無罪之人；邪惡再盛，不能無故加於忠正之身。桓譚告訴他，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囑皇後，千萬不能以巫醫方技等手段與董妃爭寵；其次是他自己應遣散門徒，務執謙謹，防止別人借他之勢在外胡作非為。否則皇帝抓到把柄，後果將不堪設想。傅晏遵囑而行。後來，董賢在皇帝的指使下想盡辦法，包括逮捕傅後之弟審訊，都始終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5．釋疑自保，激流勇退。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壹直是宦海沈浮的關鍵所在。楚漢相爭期間，率軍東征的漢王劉邦，反常地幾番派人慰問留守關中的丞相蕭何。蕭何為了祛除漢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親族中挑選出年輕力壯的人，讓其押運糧草，前往滎陽從軍。如此，蕭何才得到了劉邦的信任。在歷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場的壹條定則。道家始祖老子認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許多曾經戰功赫赫的英豪，如漢武帝時期的“飛將軍”李廣，唐朝代國公李靖等，都是因為不服老貪戀功名而不得善終。
道家產生的歷史背景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戰亂紛爭。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根據周文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道德、政治秩序，正在面臨崩潰。用以維持這個秩序的周文，成了徒有架子的形式。儒家想藉仁、義來充實這個外在的架子，老子及莊子則認為文、禮、仁、義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形式。即使它們能夠成就社會秩序，這個秩序也不是壹個理想的秩序，在這個不理想的秩序中，人們受到束縛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像儒家哲學壹樣，道家哲學基本上也是壹種內聖及成德之學，它最終的關懷是個人的修養以及成為壹個有德之人[6]。但是，修道及成德無法脫離社會而完成，而社會如果沒有**，它的存在也就發發可危。道家並非政治上的無**主義者，對於什麽是理想的政治秩序，道家提出壹套想法，這套想法就是“無為而治”這個理論。這個理論與道家內聖及形而上的理論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道家內聖及形而上的理論，最重要的論旨就是叫人順應自然、順性而行，而不要刻意。在莊子《刻意篇》中所列舉的五種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及道引之士，都是刻意而不順性的人物。這些人違反了自然，因此也非得道之士。莊子認為只有癟然無極的聖人，才能做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這樣的人才能順乎自然而得到自我解放。而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在於它能順應自然，因而成就萬物。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老子》第十章)又說：“道法自然。”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可以說是他們的形而上學及內聖之學在政治上的應用。《老子》及《莊子》二書中談到無為而治的地方很多。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子》第二章)
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第三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
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老子》第五十七章)
夫虛靜恬淡，寂淡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者靜，靜者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莊子，天道篇》)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同上)
但是，究竟什麽是“無為而治”呢?
老子將“無為”與“無執”並舉。他說：“為者欲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欲，無執故無失。”(《老子》第六十四章)無為與無執在這裏所指的是修道之人的不執著與不陷溺的壹種明覺境界。所謂“陷溺”、“執著”所指的是陷溺與執著於不真實的東西，也就是沒有體悟到“道”。由於經驗世界中的萬物萬象都是變動不居的，如果我們對於其中任何壹個事件或任何壹個對象拘執不放，以為它就是真實，則無法把握到道的真諦。因為經驗世界的變動不居，雖是道的運行，但道本身卻是常久而不變，獨立而不改的。道本身所體現的是“無為”，它的壹切都是順乎自然。因此，有為與執著，不只不能使我們體悟及體現道，反而把我們帶到相反的方向去。
在政治上，怎麽樣才叫做“無為”呢?由於法家思想的影響，常常有人把道家在政治上的無為解釋為君主的南面之“術”，這種解釋是把無為純粹當做壹種君王統禦臣下的技巧，君王不顯示出自己的好惡，使得臣下對他莫測高深，因而也不知道如何去迎合他。在這種情況下，君王當然是處於優勢的地位。雖然道家思想中不能不說隱藏有這種種子在裏面，可是我卻認為這不是道家無為的主要意思。如果這是無為的主要意思，則“無為而治”中的“治”字就很難講得通。無為而治所指的並非是指君王能夠全面控制臣下，如果它所指的僅是這點，則它必定要強調君王之必須擁有絕對的權力，但是，這個論旨卻與道家的放任自然是相沖突的。如果無為所指的並不是法家的君王南面之術，那麽它究竟是什麽呢?
無為這種政治理論，就是要執政者清靜，對於人民不做幹預，讓人民自己去發揮創造性。執政者因為有權在手，常常很難不使用權力去幹預人民的生活，這種幹預，使得人民不能順性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因而也就妨礙甚至損傷了人民的自發性與創造性。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以“無為”作為**治理的方法的時代是在西漢初年；曹參與陳平是這種政策的執行者，他們的故事很能說明究竟道家理想中的無為是壹種什麽樣的政治。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參子窟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膚與?”乃謂窟日：“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日：‘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窟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之二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日：“與窟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日：’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日：“聯乃安敢望先帝I”參日：“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日：“君似不及也。”參日：“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日：“善，君休矣!”(《漢書》卷三十九，〈曹參傳＞)
曹參這兩段故事說明了無為政治中的壹個要義。無為並不是指為政者終日無所事事，它所指的乃是，為政者對於百姓采取不幹預的政策。讓人民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是在無為政治中為政者究竟做些什麽事呢?為政者所負責的實際上就是制定出好的法律及規則，這些法律及規則是所有人在從事自己的工作時所必須遵守的。曹參認為蕭何制定的法律及政策已經是相當完美了，他沒有什麽能力再對它做修改，因此，他可以樂得間著。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從這點可以看出，無為政治最根本的要義是盡量地給人民自由，有權者盡量地不對人民做任何幹預。但是，沒有壹個社會中所有人的自由都是無限的，因此，好的法律及規則的制定，就成了為政者的唯壹工作。這種政治所造成的效果的確很像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秩序；但是，無為政治到底只是壹種治理人民的方法，它與建基在人權這個概念上的自由主義的基本哲學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在無為政治的理論中，最忌諱的壹種人物就是對所有的事都要明察秋毫的人，明察秋毫的人就無法放得開讓別人去發展。因此，周亞夫在平定七國之亂，入為丞相後，他不用趙禹，因為雖然“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其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漢書》卷十九，(趙禹傳))。周亞夫在做將軍屯兵細柳時，是以軍紀嚴格出名的，漢文帝入營巡視也不得不按軍令而下車；但是做了丞相之後，卻不用趙禹這種苛察的人，這點表示周亞夫了解到軍隊與**是兩種不同的秩序，前者是上面所說的命令式的秩序。而後者是壹種自發式的秩序。如果把用在合乎前者的規則應用到後者時，所造成的壹定是壞的後果。
其次，無為政治是壹種分層負責的政治，每個人做自己分內的事；因此，它最忌諱的就是諸葛亮式的事必躬親。中國歷史上有關分層負責這個觀念。以陳平與丙吉兩人的故事最為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
“天下壹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鼓壹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貴廷尉；問錢轂，責治粟內史。”上曰：“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日：“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扶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日：“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疆對邪?”於是終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漢書》卷四十，《陳平傳》)
陳平在這段對話中所指出的就是無為政治的另壹個要義，每件事情有負責的人。決獄是廷慰所管，錢轂則由治粟內史負責；而宰相所管的是佐助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天子本人則真的只要做到垂拱就行了。有為的政治則不然，權越大的人除了自己分內所該做的事以外，還要去做他屬下所應該做的事情。這樣就把秩序破壞了。無為並非叫為政者什麽事都不做，而是讓每個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分內的事。這點不僅可以用在百姓身上，讓他們去充分發揮自己，同時也用在執政者的身上，使壹個官僚機構本身也變成壹個自發的秩序。無為政治事實上也就是壹個多決定中心式的政治，因此莊子說：“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莊子·天道篇》)
討論過了“無為”的涵義，下面要問的是，在無為而治的理論中，怎麽樣才能算是“治”的境界?這種理論要建立的是壹個怎麽樣的政治秩序?我們可以從理論與實際兩方面來看這個道家的政治思想。先看理論方面：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
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第五十七章)
莊子對於無為而治，也有下述的描寫：
陽子居蹴然日：“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壯子。應帝王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架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甸甸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莊子·在有篇》)
從這幾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無為而治這個理論中所謂的治是壹個什麽樣的境界。《老子》第五十七章中“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以及莊子所說的“化貸萬物而民弗恃”，“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給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都表現出道家心目中治的境界。自化、自正、自富及自樸，都是壹種個體在其中能充分發揮自己才情的世界。由於政治領袖無為，不進行幹涉，所以人民才能自化、自正、自富及自樸，這種成就並不是靠統治者的命令所達成，而是靠人民自己透過對自己及客觀環境的知識，加以運用才能達到的。因此，老、莊都壹再強調“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上引《莊子·在有篇》最後壹句話更明顯地表示了道家所謂的治，乃是要讓人民能順性去發展，任何幹預所帶來的後果都是對這種可能性的破壞，這種想法與彌爾在《論自由》中的想法是極吻合的。彌爾認為自由是發現真理及自我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人類在文化上的各種成就，都得依賴自由才能夠得以充分發展；老莊的自化所指的也正是這種人的創造性的充分發展。在無為政治的理論中，“無不為”是壹項極重要的觀念，唯有在上者無為，才能有無不為的效果。因此，無為政治的最終目標還是無不為。無不為就是“生育萬物”。
對於漢初的無為政治，史書有這樣的記載：
當孝惠呂後時，百姓新免毒蠡，人欲長老養幼，蕭曹為極，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言默，勸趣農桑，減省租稅。(《漢書》卷十二之《刑法表》)
漢初的無為政治最重要的運用範圍，還是在經濟政策方面，無為的經濟政策就是現代的放任政策。實行這個政策的效果，使得漢初由極端貧窮的情況變為非常富裕。漢朝初年由於經過多年的戰亂以及秦朝的橫征暴斂，人民及政治都已到了貧困不堪的境地。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謹，幾米五千石，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之蓋減，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書·食貨誌》上)
連天子都不能有同樣顏色的馬來拉車，可見社會貧困到什麽地步。
在這種極端貧困的境況下，漢初幾位皇帝施行了輕徭薄賦的不幹預政策，盡量減稅，讓人民能發揮自己的力量，去從事生產工作。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是什麽呢?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代作了這樣的描述：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庚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梭。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守間閻者食梁肉，……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
這是實行無為政治所造成的結果，在中國歷史上這種黃金時代是不常見的。
無為政治的理據究竟是什麽?為什麽根據無為而治所建立起來的秩序才是理想的?前文中提過，無為而治與自發的秩序在效果上相仿，也就是說，根據這兩種理論所建立的秩序很相像，它們都是壹種自由、放任而非命令式的秩序。但是這兩種理論的基本觀念及立場是不同的。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問題是康德所提出的“人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無為而治的理論卻不是建基在這個命題上的。它的基礎究竟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