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雨在戶外哭泣，瘦葉在窗前瑟縮。這壹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只
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楞楞地呆呆地瞅我，我覺得那是壹種凝視。
我多想像壹個山東漢子，當面叫母親壹聲“娘”。
“娘，妳作啥不吃飯？”
“娘，妳咋的又不舒坦？”
榮城地區壹個靠海邊的小小村莊的山東漢子們，該是這樣跟他們的老母親說話的麽？
我常遺憾它之對於我只不過是“籍貫”，如同壹個人的影子當然是應該有而沒有其實也
沒什麽。我無法感知父親對那個小小村莊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出生在哈爾濱市，長大在
哈爾濱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認為是遇到了家鄉人。我大概是歷史上最年輕的“闖關東”
者的後代——當年在壹批批被災荒從膠東大地向北方驅趕的移民中，有個年僅12歲的孓
孓壹身衣衫襤褸的少年，後來他成了我的父親。
“妳壹定要回咱家去壹道！那可是妳的根土！”
父親每每嚴肅地對我說，“咱”說成“砸”，我聽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兒。
我不知我該不該也同樣感到壹點兒自豪，因為據我所知那裏並沒有什麽值得自豪的
名山和古跡，也不曾出過壹位什麽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還是極想去壹次。
因為它靠海。
可母親的老家又在哪裏呢？靠近什麽呢？
母親從來也沒對我說過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壹次老家的話。
她的母親是吉林人麽？我不敢斷定。仿佛是的。母親是出生在壹個叫“孟家崗”的
地方麽？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母親出生在佳本斯市附近的壹個地方吧？父親和母
親當年***同生活過的壹個地方？
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常壹邊做針線活，壹邊講她的往事--兄弟姐妹眾多，七個，或
者八個。壹年農村鬧天花，只活下了三個--母親、大舅和老舅。
“都以為妳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過來了。他睜開眼，左瞧瞧，右瞧瞧，見我在他
身邊，就問：‘姐，小石頭呢？小石頭呢？’我告訴他：‘小石頭死啦！’‘三丫呢？
三丫呢？三丫也死了麽？’我又告訴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
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過氣去……”
母親講時，眼淚撲籟籟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擡頭。壹針
壹針，壹線壹線，縫補我的或弟弟妹妹們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鬧胡子，妳姥爺把騾子牽走藏了起來，被胡子們吊在樹上，麻繩沾水抽……
妳姥爺死也不說出騾子在哪兒，妳姥姥把我和大舅壹塊堆摟在懷裏，用手緊捂住我們嘴，
躲在壹口幹井裏，聽妳姥爺被折磨得呼天喊地。妳姥姥不敢爬上幹井去說騾子在哪兒，
胡子見了女人沒有放過的。後來胡子燒了我們家，騾子保住了，妳姥爺死了……”
與其說母親是在講給我們幾個孩子聽，莫如說更是在自言自語，更是壹種回憶的特
殊方式。
這些烙在我頭腦裏的記憶碎片，就是我對母親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崗”
那個不明確的地方。
母親她在沒有成為我的母親之前拴在貧困生活中多災多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後來她的命運與父親拴在壹起仍是和貧困拴在壹起。
後來她成了我的母親又將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貧困上。
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壹位母親最大的責任……
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
童年和少年，因為我曾是分擔著貧困對母親的壓迫。並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
它教導我尊敬母親及壹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這壹個淫雨不瀟瀟的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
隔窗有楊樹的眼睛楞楞地呆呆地瞅我……
那壹年我的家被“圍困”在城市裏的“孤島”上--四周全是兩米深的地基壑壕、拆
遷廢墟和建築備料。幾乎壹條街的住戶都搬走了，唯獨我家還無處可搬。因為我家租住
的是私人房產--房東欲握機向建築部門勒索壹大筆錢，而建築部門認為那是無理取鬧。
結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壹家。正如我在小說《黑鈕扣》中寫的那樣，我們壹家成了城市中
的“魯賓遜”。
小姨回到農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萬人口的城市，除了我們的母親，我們再無親人。
而母親的親人即是她的幾個小兒女。母親為了微薄的工資在鐵路工廠做臨時工，出賣壹
個底層女人的廉價的體力。翻砂--那是男人幹的很累很危險的重活。臨時工談不上什麽
勞動保護，全憑自己在勞動中格外當心。稍有不慎，使會被鐵水燙傷或被鑄件砸傷壓傷。
母親幾乎沒有哪壹天不帶著輕傷回家的，母親的衣服被迸濺的鐵水燒了片片的洞。
母親上班的地方離家很遠，沒有就近的公***汽車可乘，即便有，母親也必舍不得花
五分錢壹毛錢乘車。母親每天回到家裏的時間，總在七點半左右，吃過晚飯，往往九點
來鐘，我們上床睡，母親則坐在床角，將僅僅20支光的燈泡吊在頭頂，湊著昏暗的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