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說說，明朝中後期倭寇是怎樣侵犯我國的？結果如何？

明朝倭寇入侵時段大致可分為：明朝前期的倭患、嘉靖年間的倭患（此時期最為猖獗）、隆慶後的倭患。而嘉靖年間是倭寇對中國入侵最為嚴重的時期，尤其是嘉靖中期達到了極其猖獗的程度。嘉靖年間的倭患但其實這壹問題遠遠沒有我們想象的如此之簡單，從中我們倒是發現出了國內史學工作者濃烈的民族情緒。其實，明中期的所謂“倭寇之患”，其成分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壹是正如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所指的日本武士、商人及海盜（時值日本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擴大海外貿易，加之日本國內處於分裂割據的混亂狀態，這就為日本海盜、奸商、武士浪人侵擾我國沿海邊界提供了條件）；二是葡萄牙海盜及商人；三是中國的沿海海盜集團。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也是最讓我們難以相信的是，明“倭寇”的主要成分是以我們中國人為主。《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壹二”； 《籌海圖編·經略·敘寇源》載：“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余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入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為倭也”。 說到嘉靖年間的倭患必定講壹下嘉靖初年的西草灣之戰和爭貢之役。西草灣之戰是嘉靖元年明朝軍隊反擊葡萄牙（佛郎機）人東來之後第壹次較大的作戰。這壹戰明軍是勝利者，但這壹戰對明朝海疆的安寧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爭貢之役：嘉靖二年，日本西海道大內氏貢使宗設謙道率船三只，持正德年間勘合到達寧波。而細川氏的貢使宋素卿率船壹只持弘治年間勘合到此爭貢。這兩次事件的發生是短暫的，但影響深遠，經過兩次事件明朝除派人巡視海防外，就是嚴加海禁。而且，葡萄牙和日本海盜商人在沿海走私更加嚴重，最終釀成嚴重倭患。 嘉靖三十壹年至三十六年是沿海倭患最為嚴重的時期，其特點：壹、次數多，時間長，規模大，地域廣。二、構成賊寇的成分與前期不同。前期葡萄牙海盜占的比重大，這壹時期主要是日本海盜和中國海盜，這壹時期除王直外，還有鄧俊文、蕭顯、方武等等。 嘉靖三十七年後，倭患的特點有二。壹是逐漸南移，福建、廣東成為重災區。二是依附倭寇的“小民”遠比嘉靖三十六年前少。 嘉靖時期倭寇猖獗的原因：壹、日本政局的變化，促進了倭寇武裝集團勢力的發展。日本海盜集團對中國的劫掠是其根本原因。二、海盜與倭寇合流。三、明朝政治腐敗，不能有效抵禦倭寇的進犯。四、海防廢弛。（二）、嘉靖中後期政府的對策 第壹，是政府派出將領組織禦倭。 1、朱紈的禦倭鬥爭 他是嘉靖前期的禦倭將領，他整飭海防並正確處理同日本的勘合貿易，取得雙嶼之捷，收復雙嶼和浯嶼。 2、王忬、張經和胡宗憲督軍禦倭:張經調客兵，取得王江涇大捷，胡宗憲用間殲滅徐海王直。 3、戚繼光、譚綸、俞大猷禦倭 第二，隨著倭寇劫掠的重新猖獗，明廷也不得不註意海防，主要表現在加大防禦縱深和加強北方防禦兩個方面。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之後，海防建沒有加強之勢，又逐漸形成了多層次大縱深的海防防禦體系。其主要措施如下： 1，招募土兵，改變軍隊編制體制。衛所制的破壞，使明廷不得不尋求軍隊建設的其他途徑，募兵訓練就是其中之壹。 2，增強水軍建設。當時壹些高級文武官員認識到，海防就是要防敵於誨，大力加強水軍建設。在南直隸，俞大猷於嘉靖三十五年督率福船16只，蒼船、沙船40余只。分為二哨，遠哨洋山、馬跡等海域。在浙江，嘉靖三十六年設海鹽、澉浦、乍浦三關水寨，招募蒼山、福清等船78只，官兵2千余人，組成了壹支相當規模的水軍。在臺金嚴區，嘉靖四十年，戚繼光造船40只，分於松門、海門二哨。整個浙江“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余艘，改造福清船四百余只，雇稅蒼、沙民船復數百只”。總計約有戰船近900只，較原來的439只增加壹倍左右。在福建，譚綸於嘉靖四十二年提出恢復五水寨，用船200只，用兵65000人。在廣東，俞大猷於隆慶三年(1569年)造船80只，編為西大哨，後又建6水寨，擁有戰船260只，水軍亦有增強。 3，修築城池，加強城鎮防守。在倭寇侵犯日趨嚴重的形勢下，沿海各地加緊修築城池，各府縣的城池逐漸完固。如浙江：沿海的6府35縣，在嘉靖三十壹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年)間，築縣城20座，修復8座，只有靠近內地的3座縣城沒沒有城池。多數城池都用磚石包砌，外有城壕，上有臺堞，堅固性和防禦性超過前代。 4，重新劃分戰區，加強防守。嘉靖末年，浙、直、閩、粵的沿海防務打破了衛所的防禦區劃，形成了新的防禦區域。在廣東，把沿海地區分成三路，設有總兵、參將、兵備僉事等官。在福建，沿海地區也分成三路，各置參將；恢復五水寨，以把總領之；另設總兵統領全省三路五寨。在浙江，總兵之下設四參六總，實際分成四個防區，在南直隸，分成江南、江北兩大防區，各設總兵、參將、把總等，負責防守。這種區劃便於統壹指揮，協同對敵，加強了沿海防禦的整體性。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就是在這種海防體系逐漸加強的過程中取得了臺州大捷、平海衛大捷、剿滅吳平等—系列抗倭戰鬥的勝利，在浙閩粵基本平息了倭患。 明成祖：海防是關系明初政權穩固的大問題。針對海疆不靖的嚴峻形勢，明成祖勵精圖治，積極籌防。從他在山東的海防作為來看，其海防政策有諸多特點，諸如“以陸固海”、“以海屏陸”、重視海防軍政和“行海禁”等，其中重視陸海結合和行政建制是其亮點，並對山東海防有顯著作用。但他仍然例行洪武時期的海禁並罷掉海運是其政策的敗筆，這對其後中國明清政府壹直沒有致力於海洋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俞大猷：俞大猷作為明朝著名的水師將領。提出了：“禦海上，同海岸，守內陸”三個海防層次，並將此三者有機地結合在壹起，構築了壹條完整的、有縱深層次的海防防禦體系。同時，俞大猷還註重平戰結合，註重後勤補給，註重武器裝備，並初步奠定了古代海防思想的基礎。 “以陸固海”、“以海屏陸”與“禦海上，同海岸，守內陸”，重視海防軍政與註重後勤補給、註重武器裝備相互印證該海防思想的正確性。總體上說，明王朝的建立結束了長期以來紛亂的戰爭狀態，應該說是很得人心的。朱元璋的反對力量已遁至浙江海上的小島上，力量並不大。明政府在防禦這些力量時主要著眼點在於防止“內外勾結”，假定內為良，外為寇，通過加強衛所、烽堠、寨堡、墩臺等的建設，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敵人，因而敵的力量不足對明初海疆構成威脅。因為明初自然經濟色彩濃厚，對外交易的要求不甚強烈，盡管閩浙人過去就有“通番”的傳統，但這壹時期該傳統卻因為生產方式的變化而偃息。到永樂時，官方則不惜血本組織龐大的船隊，以犧牲中外的商業貿易作為代價，同時亦耗費了明初積累起來的綜合國力。正統以後政治上的衰頹養成了官僚隊伍中的貪蠹、瀆職之風，王朝的利益被忽視，他們惟致力於中飽私囊。衛所中的將弁成為衛所軍卒的剝削者，沿海生民也因生計無著而轉為政府的對立面，如因海禁政策擴大化使“沿海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人海為盜，嘯聚亡命。”孫‘海盜屢出為患”，恰遇嘉靖時期倭寇的興起，敵我力量對比急劇傾斜。朱紈的失敗顯示了“我”之力量的弱小，戚繼光、俞大猷等的人閩雖壹定程度上擴大了“我”的力量，卻很快這支力量中的壹部分就變成了當地居民憎惡的對象。政府沒有鞏固好“我”的陣營，卻進壹步強化了“敵”的力量。應該說：“化敵為友”，最大限度地爭取大多數才是消滅海患的關鍵。明朝部分時期在健全海防的基礎上開放海禁，允許正當貿易，不僅擴大了“我”的陣營，而且部分解決了國家財政的困難，使民間海防力量為我所用，分化瓦解敵人陣營，都是“盜轉為商”或“盜轉為民”的重要條件。明朝後期，民間海防力量逐漸為官方利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化敵為友”的政策目標，達到了滅禍息患的目的。這場戰爭的範圍總體上應該界定為壹場國內戰爭，而不是反侵略戰爭，雖然它有反侵略的壹面，但這不是主要方面。第二，這場抗倭鬥爭的目的，主要在於維護明政府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雖然它有其積極的壹面，但這不是主要方面。 贊同 13| 評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