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炯以邊塞征戰詩著名，所作如《從軍行》、《出塞》、《戰城南》、《紫騮馬》等，表現了為國立功的戰鬥戰鬥精神，氣勢軒昂，風格豪放。其他唱和、紀遊的詩篇則無甚特色，且未盡脫綺艷之風。另存賦、序、表、碑、銘、誌、狀等50篇。張說謂“楊盈川文思如懸河註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舊唐書》本傳盛贊其《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四庫全書總目》則以為“炯之麗制，不止此篇”，並謂“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所作《王勃集序》，對王勃改革當時淫靡文風的創作實踐，評價很高，反映了“四傑”有意識地改革當時文風的要求。對海內所稱“王、楊、盧、駱”，楊炯自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今存詩33首，五律居多。明胡應麟謂“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詩藪?內編》卷四）。
《舊唐書》本傳謂其有文集30卷，《郡齋讀書誌》著錄《盈川集》20卷，今均不傳。明萬歷中童佩搜輯匯編有《盈川集》10卷，附錄1卷。崇禎間張燮重輯為13卷。事跡見《舊唐書》本傳。
2．楊炯研究
相對說來，楊炯研究是四傑研究中比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壹些進展。
楊炯生平行跡研究本世紀對楊炯生平進行系統研究開始於傅璇琮的《盧照鄰楊炯簡譜》和《楊炯考》，前文對楊炯的生平及其詩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後文則對楊炯壹生中幾個重要問題作了壹些考辨。後文首先考證出楊炯應神童舉是在顯慶四年，其為校書郎並非由神童舉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應制舉及第後才補授的；接著考證了楊炯的伯父輩的官職；然後稽引壹些材料，對裴行儉評四傑這壹件事作了考核，認為此事確實大可懷疑；文章還認為，楊炯與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薦為崇文館學士，及為太子東宮僚屬，當從《舊唐書》的《薛元超傳》及《高宗紀》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書》楊炯本傳在永隆二年；對楊炯後期的仕履，本書認為新舊《唐書》所載不僅有自相矛盾之處，而且還有漏略，故為之進行了辨析：壹、其出為梓州司法參軍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間，二、楊炯於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陽武則天宮中習藝館任職，三、楊炯當於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陽，在此之後，則又出為盈川令，新舊《唐書》等所載楊炯由梓州司法參軍佚滿後選授為盈川令是不對的。
1982年張誌烈發表了《楊炯孔廟碑文系年質疑》壹文，該文對楊炯為蜀地孔廟撰寫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簡稱《新都碑》）及《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簡稱《長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見，值得註意。前此，壹些研究者認為，這兩篇碑文均寫於楊炯任梓州司法參軍任上（如錢學文、何承樸《初唐"四傑"與天府》），有的還具體系於武則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盧照鄰楊炯簡譜》）。而張誌烈根據兩碑內容，參照有關歷史背景，認為兩碑均寫於唐高宗李治在世時。作者進壹步論證說，由於《新都碑》稱高宗為"天皇"，無疑當寫於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後。同碑又稱來恒為"通議大夫、行長史"，而來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調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故《新都碑》當寫於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間，如系於上元二年（675），是不會有大錯的。《長江碑》"亦當與《新都碑》作於同時或稍後"。上元二年，楊炯年方二十六歲。楊炯自顯慶五年（660），年方十壹歲就待制弘文館，直到上元三年應舉中第、補授校書郎。兩碑正寫於應舉之前不久。
祝尚書的《楊盈川之"盈川"辨》、《楊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證精審的論文。
此外，駱祥發的《初唐四傑研究》所附《初唐四傑年譜》及張誌烈的《初唐四傑年譜》都對楊炯的生平行跡作了系年。
楊炯詩歌研究人們對楊炯詩歌成就的論述似乎要多於對其生平的探討。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種文學史、詩歌史及唐詩研究著作，對楊炯詩歌的論述大多比較簡略，然亦有可觀者。如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說"他的詩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驄馬》），'三秋方壹日，少別比千年'（《有所思》），'離亭隱喬樹，溝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送豐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稱律詩的前驅的。"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則認為，"楊炯詩雖說與王勃同調，但辭彩卻要比他高出壹些，……他詩若《從軍行》、《出塞》之類，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雲翼《唐詩研究》認為，"炯為人頗恃才，詩亦有壯氣。""就詩而論，楊炯或應列在四傑之末。"
五六十年代，人們對楊炯詩歌的研究稍有深入。如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學史》認為，楊炯"詩並不多，但其中有些五律詩卻寫得不壞。這些五言律詩大多是抒發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壯誌的，而這些詩都是以邊塞和戰爭生活為題材來反映的，因而氣勢較大，有壹種激昂慷慨的情緒。"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對楊炯詩歌的成就評價較低："其詩大半為律體。七言沒有，五絕僅壹首。可知他在詩歌創作上，運用形式，沒有前三人範圍的廣泛；即就詩才而論，亦較平弱。"劉開揚的《初唐四傑及其詩》壹文對楊炯詩歌藝術的分析稍細壹些：他認為，楊炯的《途中》壹首"寫遊子的悲哀，直似漢魏風致"，說"楊炯的三峽詩（《廣溪峽》、《巫峽》和《西陵峽》）是寫景，也是詠史和抒情，他的《巫峽》詩可以說是壹首寫景和抒情結合得很完美的作品，……《早行》、《途中》兩首則頗有情意，和王勃的《深灣夜宿》相類。"馬茂元的《唐詩劄記》之二論楊炯頗多新見，他認為，"過去都說四傑完成了五言律的詩體，就其總的情況來說，確是如此。可是分別開來看，則發展並不平衡，而楊炯的貢獻最多，功績尤大。這首先表現在他是大力來寫五言律的。現存"盈川集"中詩體比例的數字五言律占到壹半以上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同時，既然稱之為律詩，那必然要求其高度的格律化。楊炯所作，如“從軍行”（略）格律是多麽的謹嚴！對仗是多麽的工穩！詩采是多麽的精美！音調是多麽的鏗鏘！……王勃和盧、駱集中，五言律雖不乏名作。……但如按照律體最嚴格的要求來衡量，畢竟不是正規的典範。但從這壹角度來看，四傑之中，楊炯是最為突出的。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壹些關於楊炯詩歌的專論，如楊恩成的《論初唐詩人楊炯》壹文就是壹篇對楊炯進行全面評價的論文，該文認為楊炯的詩作"題材比較廣泛，所表現的生活內容比上官儀等人豐富，形式上多是五言。"文章又認為，"作為唐詩開創時期的詩人，楊炯的詩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造詣方面，都不如王勃和駱賓王。他的五律、五排多沿用古樂府舊題，在風格和技巧上缺乏個人的獨創性。但他的近體詩在格律上更趨嚴整，在奠定五言律體的體制、改造齊梁詩方面，楊炯無疑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