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據說改名也很有講究，算命先生算他是雙鳳朝陽，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帶水方大利，同時也是為了紀念壹同參加考試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後來也是軍統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言交不以貴賤而渝也，紀念貧賤好友，字雨農也是當時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補足水，不過從那之後戴笠也是逐步飛黃騰達了，這是後話，最終也沒逃脫在暴雨中暴斃的厄運。戴笠的化名有江漢清、汪濤、沈沛霖、洪渺等。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長，戴笠的總務處處長，他指出其上司對蔣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說他樂意當蔣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馬之勞”的說法似乎也透露出他願意從主子那兒接受這種非人的待遇。戴笠自己為能夠“秉承領袖意誌，體念領袖苦心”而感到驕傲。而在他的對手們看來，這種自負是戴笠狂熱地效忠於蔣介石“有公無我，有我無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專制政治的奴仆壹樣，戴笠是壹個強和弱的矛盾結合。他作為蔣介石內部圈子裏的人，大權在握。然而他對蔣的謙卑、對領袖的服從，最終又證明了他個性上的軟弱。 戴笠是最受總司令信任的下級和警衛，只聽從總司令的命令。他替總司令作內部調查工作，並負責總司令的警衛。戴及其無處不在的特務組織，被認作是中外之間非正式“業務”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產黨在重慶的聯絡人周恩來曾說，戴笠通過他的秘密組織控制著軍事通訊、財務及外交事務。）……他的秘密警察組織在當時被用來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黨部警察，具體體現了總司令控制國民黨最基本的政策原則之壹，即在各勢力之間通過制約達到平衡。他是後來國民黨專制傾向的具體象征。作為蔣介石獨裁的具體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國民黨政府裏最強大的組織之——軍事調查統計局。 蔣介石和戴笠
1943年美國武官這麽形容軍統（MSB）：這個組織並未列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單上，然而它卻是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壹。它是中國軍隊內高層次的領導機構。它的領導戴笠先生（將軍）也許比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大的權威。實際上這個局是中國的特務機構，並且據可靠情報，它擁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員。它的主要作用之壹是打擊***產黨活動。不過所有的間諜和情報工作都是在它的領 導下進行的。它的許多活動與軍事行動委員會情報科有重復，而該科的副科長與這個局有直接的聯系。該局還控制著上海和國統區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國特務。戴笠是蔣介石原黃埔軍校的軍官之壹，他通常被稱為“將軍”，但是據說他並沒有正式的軍銜。消息靈通人士說，在今天的中國，除總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權力。他被認為是唯壹壹個能與蔣介石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見面的人物。 戴笠（中）和美國戰略局長鄧諾文
所以，很難將戴笠作為中國最強大的秘密警察之壹的頭子所具有的個人影響與他和蔣介石之間的密切關系分開。在眾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獨裁的陰暗面；如沈醉所說，他是總司令的壹把利劍，而在百姓的眼中則是蔣的劊子手。事實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獨立性來自於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懾力，但是反過來說，這種威懾力幾乎全來自於他與蔣的接近——加上他那些眾所周知、無所不在的耳目與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頭目壹樣，戴笠的威懾力來自於人們相信他的人無所不在。在中國和外國均有人認為：“眾所周知，軍統是中國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間諜網來，它在特工人員的數量上要更加龐大，在地理覆蓋面積上要更加遼闊。” 1946年，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估計戴笠有18萬便衣特工——其中4萬人全天候地為他工作。這些著特別制服和軍隊制服的特工人員包括：7萬武裝遊擊隊，2萬別動軍，以及美國海軍認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義救國軍”和在中國沿海為數4萬人的有組織的海盜。這些加起來總數有32?5萬的實際或潛在的人員在為這個秘密警察的頭子效力。 盡管他最終喜歡施刑，殘酷本身卻並不是他那威懾力的關鍵所在。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並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並不喜歡這麽做。他對殺手們下令行刺時，通常總是略與計劃保持距離。他無疑為自己能在遠距離外置他人於死地的權力有種變態的快感，但這正是壹位神秘的復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滿足所在：死神既遙遠又近在咫尺。於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變得無法預測，於是在人們的眼裏變得更加奸詐危險。 幾乎沒人知道戴笠準確的近況。他在中國到處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線和去處總是隱瞞著的。壹個跟他壹起旅行的美國人曾經告訴我“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壹刻到那壹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壹個地方之前，總是播散謠言。說他要去X地，然後他總是去了Y地”。在城市裏他的人總給人打電話說他上路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戴笠去了另壹個什麽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他的辦公室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美國人發現，他們約見他的要求必須封在信封裏，而且答復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 他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記者愛潑斯坦回憶起在他去延安采訪***產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的壹次會議。會議由被美國人認為最受蔣信任的何應欽將軍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家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只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才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註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胡子拉茬，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膚也是他給別人包括他後來的副手“瑪麗”梅樂斯留下的強烈印象。從外表上看戴笠在許多美國人眼裏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拉丁美洲人。他矮個子，壯實，深色的皮膚。有人說“他有點像巴第斯達”。他在戰時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馬靴，普通的藍制服，過時的歐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雙手。“它們奇怪但可愛”，壹個美國人曾經這麽對我說。“它們不比我的三個手指更大。妳見他坐在書桌前，穿著絲織的中國長袍，臉上掛著狡詐的微笑，突然出現了中國瓷娃娃般的手。假如妳在這之前就以為他是壹個殘酷的人，他此刻就顯得更加陰險。”別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為這個特點而驕傲。他衣著的暗淡單調更增強了這壹點，同時使他更能有意地隱名埋姓。正因如此，盡管他經常大宴賓客——尤其在重慶，他在公館的馬殿或虎殿裏的宴會在美國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絕妙的咖啡和拿破侖白蘭地而聞名——但他的生活其實相當簡單。比如在南京時，他以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雞鵝巷53號的房子裏用的是草織墊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租的壹座兩層樓房子也非常普通，跟當時他的那輛小斯特德貝克車壹樣不起眼。於是，雖然有人認為他發了大財，尤其發了戰爭橫財，然而另外壹些人認為他除了在與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從根本上對錢不感興趣。壹般人認為戴笠財產數額巨大，然而還是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稱為蔣介石政府無償工作，這使他的個人收入變得非常神秘。有人說他的收入來自與敵人的秘密交易。美國空軍飛行員曾說是來自鴉片，說他們曾從西面的成都起飛把水銀運往北方各省來換取鴉片，然後交給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蔣介石對任何與鴉片有關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對蔣和他的各項原則的忠實向來是無可指責的。據梅甘主教記載，戴笠作為反走私機構的頭子（當時掛名在財政部下），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極容易了解（並獲利於）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然而，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信息十分靈通的梅甘認為，戴笠自己並沒有卷入任何這類活動。戴笠對機密和匿名的執迷使他的權力帶有另壹個特點，那就是所謂的刀槍不入。《柯萊爾斯》雜誌的那篇使他在美國傳奇化了的文章壹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脫逮捕、定時炸彈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無懈可擊的說法很快就成為他個人傳奇的壹部分。”另壹個美國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樣“以其慣用的銷聲匿跡的方式”逃脫了敵人159個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報道說他死於飛機失事時，他仍然可能在與死亡遊戲而不傷壹根毫毛。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敵人想逮住或殺死他，而他壹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結果使他享有刀槍不入的傳奇式名聲。”盡管戴笠孤僻詭秘，他仍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數人對他有用，這些人包括老警衛隊的人，也有重要的軍官、銀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幫和四川秘密社會的頭子們。《蘇報》和《甲寅》周刊的主編章士釗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禮上他曾經也寫過贊詞。有意思的是，他的壹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國的紅衣主教田耕莘，法國在重慶的主教，還有中國天主教牧師於斌。其中他與於斌的關系可能包括業務上的接觸。因為正是通過於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陜甘邊界區的壹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裏，開展起在軍事委員會西北站控制下的情報收集活動。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則超出了簡單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劃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後。他後來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與招待會女王陳雲裳，南京《救國日報》的頭目龔德柏及京劇演員言慧珠建立了關系。在上海咖啡館社會的所有成員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 胡蝶
[2]是唐生明，他經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賭場。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壹部分，對於這壹點唐曾說：“戴笠是個奇怪的人，他簡直離不開女人的魅力。”也許這就是唐生明為什麽壹定讓他的妻子徐來把電影明星胡蝶介紹給戴笠的原因。胡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繼梅樂斯將軍關於中美合作所的回憶錄問世後寫出並在臺灣出版的各種傳記的朋友們，他們對戴笠的形象則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頌戴笠的書籍湧現出來，包括喬家才、毛鐘新、劉培初等寫的傳記。壹生致力於描述現代中國北方的《水滸》類英雄的臺灣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對原軍統官員采訪的基礎上編寫了壹部戴笠的傳記，將這位秘密特務的頭子描繪成壹個“熱忱的愛國者”，對領袖懷有“烈火”般的赤膽忠心。戴笠的頭腦周密細致，冷酷無情地洞察到任何顛覆行為的蛛絲馬跡，而對朋友和下級卻待以慷慨寬容。在30年代後期，和戴笠接近的壹位同事對章君谷這樣形容這位秘密警察頭子：戴先生這個人，實在是極理智，而又極富感情的，由於他自小流浪，接觸面異於常人的廣泛，同時，又因為他勤勉苦學，讀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所以他能將儒佛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屬，對他無不既敬且畏，即使受過他的處分，人前人後，從不埋怨、懷恨，甚至於直到他死後22年的今天，也依舊對他毫無怨言。戴笠所有的老搭檔都強調他們的頭目具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旺盛的精力。據說，他能夠幾天幾夜不睡覺而壹點兒也不顯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覺出壹個局勢或壹個人的動向，然後設法來充分利用局勢。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隱瞞真相都是徒勞，因為他能毫無例外地戳穿騙局。而且，他斬釘截鐵的領導作風和雍容大度的氣量，壹再證明了他的果斷、左右局勢的能力和才幹。國民黨將軍胡宗南用這樣的話概括戴笠的個性：“雨農，這位自負為孫悟空的人，認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來，幾乎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他最大的長處是深諳人情世故，最大的缺點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盡管對戴如此謹慎地進行描述，人們還是無法將他在國民黨擁護者眼裏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敵***產黨中間的名聲對上號（他的許多擁護者甚至認為，如果他沒在1946年3月17日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產黨就不會在內戰中取勝）。我們曾在《紅巖》裏見過後來中華人民***和國關於戴笠和軍統的軍官們是殘酷無情的虐待狂的描寫。戴笠壹死，左翼記者們立刻指控戴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袖這類傑出的政治領導人，強奸和折磨了無數個手無寸鐵的婦女，並屠殺了成千上萬反對蔣介石野蠻獨裁的中國青年。“秘密世界是壹個病態的世界，它對那些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們具有誘惑力，他們只有在秘密的遮蓋下才感到安全……這將他們與壹個由理性因果關系組成的實際的世界隔離開來，同時也許會使他們以為由於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為所欲為。”每當我們提醒自己這壹點時，對戴笠的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無疑會產生懷疑。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釋戴笠充滿疑雲的形象，但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不應當使我們放棄去了解戴笠的義務，因為他起碼代表了現代中國意識的某壹個具體方面。特別是，在壹場中國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壹場革命即將來臨，如果我們把戴將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只當做那個時代精神的壹個折射，那麽這個努力就不應當是個誇誇其談的任務。那些政治動蕩產生了壹個由地下社會的殘酷實踐所導致，且飽受即將來臨的震顫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這些歷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個被扭曲了的時代的壹個粗糙反射而已。
采納我吧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