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躺在野戰醫院裏,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和生理痛苦。不能上陣殺敵,他想拿起筆寫下自己的經歷。但是,我才上了兩年小學,認識的字遠不如子彈多。筆比槍桿還重,十個字總有七八個要請教護士和病人。他用壹本舊書的背面寫出了自己的第壹部小說《號手小鐵輪》,發表在詩人王亞平主編的《平原月刊》上。故事生動,人物形象逼真,引起轟動。李詠23歲,獲冀魯豫邊區文聯二等獎。
解放初,李詠被選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所長丁玲親自為他、谷牧、漁陽、馬拉琴夫擔任導師。1951年,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壹位蘇聯朋友送了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寧》,封面鍍金,裝幀精美。丁玲指著書的學生說:“我希望妳能寫出這樣的書。”後來學生白浪出版了《為了幸福的明天》,丁玲說:“只要妳寫好書,別人就不會打妳。”這就是陳鼎(齊霞)反黨集團的主要“罪行”——壹本書主義。
這是壹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國作協領導用“黨性”壓李詠,要他揭發丁玲。李庸想不通,大聲說:“丁玲是個好同誌。她不反黨,也不可能反黨。沒有“壹本書主義”。我以我的頭發誓,沒有!”審訊大會上,猶如戰場上的火線,拳腳相加,吼聲如雷,無數雙大膽的眼睛像壹排排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他。戰士李勇仿佛又要面對阜陽的壹場戰鬥,屹立不倒,堅守著自己的防線。丁玲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右派,她被疏遠,被孤立,如坐冷宮。過去,門是擁擠的,但現在是空的。壹天,有人敲了很久的門。丁玲出來開門。看到是李詠,她趕緊關上門說:“這個時候妳在這裏幹什麽?走,快走。”李庸倔脾氣上來了,不但不走,還擠了進來,大聲說:“我怕什麽?我有兩顆敵人的子彈,壹顆是日本鬼子的,壹顆是蔣介石軍隊的。”面對這個意氣風發的學生,丁玲感激涕零,想堅決把他趕出家門,以免被拖下水。她知道,在這樣壹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中,多少將領倒下(比如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毅),更不用說身為校尉的李詠了,是必然的。結果在反右輔導班裏,“樹幹連根”,她的追隨者李詠、山谷都被打成了“右派”。
22年後,回來的丁玲為李詠寫了《小金馬》序,她對這位弟子十分敬重,說李詠“默默無聞,長期在基層,在人民中間,埋頭寫作,精益求精。”感情不變,意誌不變,信仰不變。”李詠始終心連心地信任自己的老師,始終堅定不移。1986年3月5日,在送別丁玲遺體時,李詠和山谷在挽歌中寫道:“永遠記得繼承遺誌,團結奮進”。
65438到0983,我主持河北省作協工作,請李詠做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主任,因為他可以做這個領域的帶頭人。在中央文獻研究所期間,他已經完成了長篇小說《小金馬》,即將出版。成了“右派”,因為浪費文字,小說不僅沒有出版,手稿還在文革中被燒了。復出後,帶著苦難後的記憶和精神的升華,第二稿比第壹稿更好,主編是中國兒童文學大師葉聖陶的兒子葉至善。《小金馬》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紅色經典,獲得第二屆全國兒童文學獎,印刷次數12次,印數60多萬冊。六十多歲的李詠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作為壹名老戰士奮力拼搏。先後出版長篇小說《金珠銀珠》、《風雨情緣》、中篇小說《湘女殿》、短篇小說集《傷痕的故事》、長詩《海晏島》。他所有的作品和他的性格壹樣,都有壹種“硬漢”精神,風格豪放,談吐敏捷,讓人讀來百看不厭,回味無窮。除了自己的創作,李勇同誌還熱衷於群眾創作。參與創辦河北師範大學兒童文學作家班,組織並參加樂亭、香河等多次采風活動和學術研討會,為河北兒童文學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