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子宋健紀》記載，元嘉二十壹年(公元444年)夏，太祖拓跋燾到河西打獵，尚書命顧弼留京。到達河西後，拓跋濤立即給顧弼下達指令，派他的瘦馬去打獵。然而，顧弼沒有挑選壹匹好馬，而是“學會了送給弱者”。拓跋燾見弱馬全是顧弼送的，氣得大罵:“這個寫奴竟敢捉弄我？等我回去，我要先殺了這個奴隸！”
拓跋燾為什麽稱顧為“文字奴隸”？因為顧弼的頭很尖，所以他的頭看起來尖的像個刷頭，也正好符合顧弼忠厚率真敢說的性格。所以拓跋濤平時把他當成壹個耿直有用的“筆桿子”，生氣的時候親切地稱他為“筆奴”。
此刻拓跋燾大怒，消息傳開，顧弼的部下驚恐萬狀，害怕受到牽連而被斬首。顧弼安慰他們說:“我是大臣，不想皇上癡迷打獵。如果有罪，我覺得這個罪也小；如果朝廷不能做好準備，使國家缺乏軍事需要(缺乏軍事用途)，這個罪就大了。現在北方的柔然人越來越強大，不斷騷擾我國邊境。現在我把肥馬供給軍隊，把老弱瘦馬分配給皇帝打獵。這是對國家安全的預見。就算我死了，又有什麽壞處呢？況且這件事是我壹個人決定的，責任在我。如果我死了，我也會死，所以妳不用擔心。”聽完顧弼的這些肺腑之言，拓跋濤恍然大悟，不禁感嘆道:“有這樣的大臣，真是國寶啊！”他沒有譴責顧弼，反而稱贊他是“國寶”，立即“賜衣二馬十鹿”。
在皇帝的個人利益和國家的長遠利益之間，顧弼寧願得罪皇帝也不願損害國家的利益，這在“我為國”的封建時代需要非凡的勇氣和魄力。
由此，筆者不禁想起西漢諫官蕭的壹句話“不爭朝臣不知”(《子韓健紀》)，意思是壹個國家如果沒有敢言之人，統治者聽不到批評甚至反對的聲音，不知道朝政得失和自己的過失。從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危險的。古人雲:“屋漏偏逢連夜雨，我們從下面知道。”(《子同治梁健紀》)如果當今社會的各級權力機關多壹些像顧弼這樣“為國著想”的人，他們就敢說真話；生活在上位的人，寬容多了，也不羞於發問。那麽，官場中的“浮誇”和“阿諛奉承”可能就要落荒而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