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北大另壹位著名學者周壹良的自傳回憶錄《畢竟是個學者》也於同年出版。雖然這兩本書的風格和立意不同,但不妨礙我們壹起看。
人們很容易把他們等同起來,不僅因為他們都是知名學者,還因為他們在中國歷史和哲學研究方面的學術成就為世人所重視;也是因為解放後,尤其是文革十年間,他們的人生軌跡和命運頗為相似。文革之初,兩人都是“反動學術權威”,卻被打倒在地,遭受沒收財產、批鬥、關進牛棚的命運。1974年,由於批判林、批判孔子的運動,成立了“清華北大大批判團”,又稱“批判團”,馮友蘭、就是其中之壹。這讓他們有了兩年多的“美好時光”。粉碎“四人幫”後,梁瀟壹夜之間成了現行的反革命分子。用周壹良的話來說,委員們結合會議和小會議寫材料、揭發、解釋、批判、審問、鬥爭,“整套做法和文革沒什麽兩樣”,可以說是“把梁瀟當成了四人幫”。
別說當初,即便是20多年後的今天,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梁瀟”依然是他們所屬陣營不可磨滅的恥辱,就像無數苦難的知識分子都是刻骨銘心的回憶壹樣。更不要說缺少“四好”是不允許以幹凈的方式討論的。舒蕪有《四豪新詠》,其中兩首詩為馮友蘭和所作(兩首詩為魏和所作,均為“四豪”):
當年貞元三策錄,見西宮為宴。不要相信批判儒家就要反擊。住在南子是心靈感應。
他含沙射影地詛咒孔丘,並誹謗這本書和保護叛徒的鑰匙。王先生熟悉隋唐歷史。這部編年史有沒有記載過吳州?
在當年的學術圈裏,《四好新詠》被廣為傳誦或與歌者押韻,可見其樂融融,敵近我遠。周壹良還收到壹封來自“老朋友”的匿名信,上面寫著“不要羞恥”。馮友蘭和周壹良都有關於他們在梁瀟團隊中活動的事實陳述和借口。周的說法是:“其實幾個老教授主要是起壹個叫門面的作用,同時擔任顧問。”認為“幾十年前的古典文學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終於派上了用場,難免沾沾自喜,忘了疲勞。”所以我堅信“男人不怕半夜敲門。”馮友蘭每次被毛主席接見,事後都會贈詩壹首表示感謝,如1962中的“滿堂彩後百花齊放,威武的春風使人人聞香”。1972的“東風苦幹,爛株也要綠成蔭”。以今天的閱讀經驗來看,這些詩與歷代文學侍從的諂媚之詞無異。更何況,1974發表的《詠史》詩中“天敢為帝,華夏永為女中豪傑”,多少有點巴結江青的嫌疑,也難怪當時的人對此嗤之以鼻。
在這樣壹個知識分子競爭的時代,我們不應該批判馮和周的選擇,正如我們不能批判郭沫若和周揚的言行壹樣。對“四大貴族”嗤之以鼻的舒蕪,在胡風事件中落馬時,也遭到了同為知識分子的學者的批判。這樣說,我們並不是要抓那幫人,“洪洞縣沒有好人”,也不是要忽略老舍、胡風、梁漱溟、陳寅恪這些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只是想說明,雖然臺下的受害者與那些風頭正勁、失意驕傲、順從叛逆的人有著本質的區別,但都籠罩在事實上。所謂“無止境的嵌套”和“皮不存在,毛會附著”也是如此。正如陳寅恪先生所稱贊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將延續千年,* * *將使永光”在近代中國只能是壹個高不可攀的理想。所以陳先生自己也無奈地說:“最重要的是讀書人不自由”,讀書人也壹樣不自由。
顯然不能簡單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脊梁不硬或者膝蓋發軟來解釋。亂世,“生於亂世”不易。如果還想堅守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只能選擇像傅雷、翦伯贊、老舍自殺那樣“與人民隔絕”。馮友蘭曾總結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學術經驗說:“如果休克主義變化多,請在興亡中尋找。”細細琢磨,不禁讓人心酸,甚至心酸。林彪極其霸道的壹句話:“懂的要落實,不懂的也要落實,在落實中深化認識。”揭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知識分子的唯壹選擇:拋棄學術人格和思想立場,無條件投入社會改造的熔爐,接受脫胎換骨的洗禮。所以事情發生變化後,說“畢竟他是個讀書人”,可以看作是自我解釋和辯解,也可以看作是隱隱的懺悔和反省。仔細看的話,其實蘊含著壹層耐人尋味的“書生”傲氣。說到懺悔,馮友蘭在《三松堂序》中懺悔自己。三十年來,他“無心實事求是,卻有嘩眾取寵之心,不為誠,而為假。”可以說是不痛不癢——馮的這句話,比周早說了十年,尤為可貴。
當然,兩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揭示的這些文革歷程,雖然這可能是我們讀後思考最深、感觸最深的部分。事實上,這兩本回憶錄中所描述的家庭背景和朋友,從幼年的訓練、在外國的學習到在壹個著名的政府中教書,以及其中涉及的許多個人故事,延伸到家庭之外的背景和社會特征,都廣為人知。所以,他們的“八十歲自述”,雖然是“小敘事”,但對我們把握知識分子百年心路歷程的“大敘事”確實有幫助。在這方面,兩者的典型意義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