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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怎麽讀書?

壹個普通人走進圖書館,看到壹屋子的書,眼睛都瞎了。這是因為他對世界的知識沒有特別的興趣。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必要參與知識的學習,但是壹方面,特殊興趣確實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比如看報紙,有人喜歡看專題新聞,有人喜歡看小說文學,有人喜歡看大盤。只要他能有自己喜歡的東西,自然就能得到壹份報紙。我們學習時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培養壹種特殊的興趣。

有的人看書,隨便翻翻就扔了。有的人看書,卻要從第壹個字讀到最後壹個字。其實兩種方法都有道理,但是永遠只用壹種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可以讀的書太多了,如果任何壹本書都要從第壹個字讀到最後壹個字,那麽人的生命就是有限的。我們壹生能讀多少書?但是,有幾本書是學習某壹類知識時必須要認真讀的。如果妳只是翻閱它們,妳無法理解那種知識的意義。讀書的第二件事是分清書的輕重緩急,知道哪些書壹定要認真讀,哪些書只要放在書架上,直到我們需要的時候,哪些書就不要動。要理解這個方法,只有多讀書,研究壹點書目。

我們讀書是想通過借用書中的記載來尋找求知的途徑,而不是讓書來控制我們的思想。讀書的時候,要處處疑神疑鬼。換句話說,妳會處處用自己的思想去批判它。只要敢於批判,就能分辨出哪句是對的,哪句是錯的,哪句是可以商量的。這些意思可以寫在書的末尾,也可以寫在筆記本上。每當有任何疑問,檢查它。心臟有什麽問題,自己研究就好了。不怕動手,肯寫肯翻,就能發揮妳的創造力。幾年後,我自然有能力掌握和運用這些知識。我們在閱讀中知道的三件事是運用我們自己的判斷。只要我們有判斷力,書就是我們可以利用的東西。宋代的陸象山說“六經皆我註腳”,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兩件事也要註意。第壹,不能有偏見。過去的人因為偏見很深,只把經典和歷史當成最大的學問;歷史之外的壹切都被視為旁門左道。結果不僅是各種知識被壓制不發展,而且因為各種知識不發達,連經典和歷史本身都學不好。最近大家都覺得國弱民窮,認為只有學政治經濟,學機械制造才能直接救國才是有用的學問,其余都是無關緊要的裝飾品。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知識的範圍有多廣,世界上的壹切都值得研究,即使是我們人類,再過壹萬年我們仍然會在研究它。至於適用範圍有多小,我們需要去哪。昨天需要的,今天不想要了,所以丟了。今天妳需要的,明天妳不想要了,妳就失去了。如果為了應用,只註重應用而忘記了廣泛,當時代變了,需求不壹樣了,我們就剩下兩只手了!我們不能盲目地用有用和無用的標準來判斷學習的好壞;是壹種看似無用的知識。只要對研究感興趣,就可以繼續研究為我所用。

第二,要多關註。無論哪種學習,都不是獨立的,都有很多地方與之相關聯。我們要學習壹種知識,就要欣賞壹些其他種類的知識,這樣才能提出問題,才能請這方面的專家來解決,或者只要有關系就把這些資料發給這方面的專家。以前有人說過,當我們學習知識時,我們應該有兩個鏡子:壹個顯微鏡和壹個望遠鏡。顯微鏡用於特殊的學科;望遠鏡用於其他學科。對自己的學科要極其細微,對其他學科也要略知壹二。這並不是對更多知識的貪婪,只是因為壹種學習無法獨立。

雖然我過去不想廣泛閱讀,但我確實沒有目的。我腦子裏只有壹堆零碎的材料,讓我無法聯系。經過章太炎先生的提示,我立刻激起了對連貫素材的渴望。我以為我的書房,無論對待什麽,都能看清它的位置,不肯隨便放棄,所以對所有的史料都猶豫不決。但畢竟我親近的學問還是史學,所以失去了其他的,掙紮著去做史學。那時候我很想做壹部中國學術史,叫《藍雪》。粗略定了壹個目錄,釘了兩百余本論文,分類標題,準備搜集材料,寫了壹個系列。現在看來,這種獎學金是對的。

1913考入北大預科。

1920北大本科哲學系畢業,留在北大圖書館做助教,做編目工作。工作期間,我起草了《中國書目整編法》,提出了分冊編書名目錄的設想,進而提出了“學校書目”和“分類目錄”的意見,並建議編待訪書目,對改進圖書館工作起到了壹定的作用。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等職。

顧頡剛教授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古史辨派的創始人,也是國內外著名的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有:《古代歷史分析》、《崔東壁遺書》、《當代中國史》、《漢代學術史概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