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時期年輕知識分子勇敢追求婚姻自主和個性解放的典型代表，子君曾發出過“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這是那個時代反封建、反禮教的響當當的戰鬥性語言，標誌著青年壹代民主主義的革命覺醒。
這樣的時代強音，並付諸了果敢的行動。但是他們的愛情最終以悲劇結局。原因如下,壹,封建勢力的強大，五四時期雖然出現了新思想新文化，封建思想意識並不是即刻就被壹掃而盡的，它仍然在各個方面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在相愛之初，子君在涓生的心靈裏，簡直是聖潔的天使和女神，是壹首美麗的抒情詩，同居以後，涓生對子君得以保持美感的距離消失了，現實主義代替了浪漫主義，這時子君開始為了生計而費盡心思，墮進封建主義夫唱婦隨的深淵，慢慢的遺失了最初的個性和思想。
涓生才“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封建勢力視青年自由戀愛為傷風敗俗，涓生的失業加速了感情的分裂。但是子君所信奉的個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也是造成悲劇的思想根源。
子君追求的知識戀愛婚姻自由，奮鬥目標的實現，就把狹窄的小天地當作整個世界，把小家庭生活當作整個人生意義。這樣，人的性格也就必然變得庸俗空虛，膽怯懦弱，愛情也因此褪色，這說明，離開了社會改革，婦女追求個人的自由幸福，是很難實現的。
二,知識分之個性解放的要求不可能離開社會解放而單獨完成，離開了社會解放，無論他們曾經表現得如何堅決，他們的抗爭終究是軟弱無力甚至是壹事無成的；另壹方面也是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道路的奢求。
涓生的性格悲劇說明首要的是要比較清醒地認識，去掉幻想才能在嚴酷的現實中站穩腳跟，不失去“現在”才可能有“未來”。魯迅先生通過他們二人的愛情悲劇深刻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追求個性解放的道路上呈現出的軟弱性和動搖性，從而揭示出社會解放是個性解放的前提。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
“五四”時期，訴說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許多青年的公意，爭取戀愛婚姻自由已成為當時個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內容。因此，20世紀20年代的小說創作，描寫男女戀愛的占了全數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寫婚姻不自由。魯迅對個性解放
的反封建意義，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時也敏銳地發現隱藏在戀愛婚姻自由背後的危機。早在1923年底，魯迅就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指出。婦女要解放應該用“劇烈的戰鬥”去爭取經濟權，“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到了1925年，魯迅的世界觀已處在根本轉變的前夕，這時他則主張用“火與劍”的方式去徹底變革社會制度了。1925年10月寫的《傷逝》，不同於當時流行的歌頌戀愛至上的作品，也不同於傳統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劇。
魯迅用小說的形式，把婦女婚姻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問題跟整個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革聯系起來，以啟示廣大青年擺脫個性解放和個人奮鬥的束縛，探索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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