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無為思想老子的哲學並不是壹種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學體系，而是壹種生命的智慧，壹種對“道”的追尋。老子“道”的學說，就是對宇宙萬物的形而上的把握。它的宗旨，不在玄遠的空洞世界，而在生活的實踐之中。對於個體生命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對於壹個國家而言，則是壹種達至善治的智慧。雖然老子思想以“玄之又玄”而著稱，但其背後的濟世情懷，卻值得反復體味。老子的哲學是壹種大智慧，對於人類壹切事務，包括管理在內，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其中，無為而治的思想是最具有影響力的。“無為”，在老子那裏意味著“道法自然”，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無為即自然”，是老子哲學的基本觀點。老子將“道”視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則是“常無為而無不為”，即“道”對於宇宙萬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就道生成萬物、成就萬物而言，道是“無不為”的；就道對於萬物“不辭”、“不有”而言，道又是“無為”的。從本質上講，這是“無為”與“無不為”的有機統壹。天地萬物的生成與存在，皆是“無為也而無不為”的。老子正是從這壹思想出發，認為治國安民，要反對“有為而治”，而主張“無為而治”。在他看來，“為無為，則無不治”，“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把“無為”看作聖人“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手段。
老子既反對儒家推行“以德治國”，又反對“以智治國”。指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混亂，有忠臣。”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同時老子也反對兵家的“以力治國”，反對暴力戰爭。認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主張“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只有推行無為而治，才能達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理想社會。
無為無所不為
“無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的。老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諸侯混亂，統治者強作妄為，貪求無厭，肆意放縱，造成民不聊生。在這種情形下，老子提出了無為思想，呼籲統治者要“無為而治”。他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好靜”是針對統治者的騷擾而提出的，“無為”是針對統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無欲”是針對統治者的貪欲而提出的。老子認為，為政者應當能做到“無為而治”，有管理而不幹涉，有君主而不壓迫。讓人民自我發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夠安平富足，社會自然能夠和諧安穩。
“無為”就是不做任何違反自然規律、有損道德規範、違反社會法則，有害眾生的事。但這裏的“無為”並不是什麽都不做，並不是不為，而是含有不妄為、不亂為、順應客觀態勢、尊重自然規律的意思。老子說過“無為而無不為”，意思是說：不妄為，就沒有什麽事情做不成的。這裏，“無為”乃是壹種立身處世的態度和方法，“無不為”是指不妄為所產生的效果。老子還曾談道，“為無為，則無不治，”意思是說以“無為”的態度去對待社會人生，壹切事情沒有做不到、辦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講的“無為”並不是消極等待，毫無作為的，而是“為無為”、“為而不恃”、“為而不爭”，即以“無為“的態度去“為“，去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有為有所不為
老子說的“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並不是說坐在那裏什麽也不幹，就什麽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時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給自足，無需統治者來組織生產和交換，用誰來“為”，壹切順乎自然地進行。而統治者壹旦“為”，則是為修建奢華的宮室而催逼苛重的稅賦，或是為發動吞並他國戰爭而拉夫抓丁。這樣“為”則百姓遭殃，社會動蕩，“無為”則人民閑適、社會安寧。因此，“無為”是不妄為，不亂來的意思。是說統治者行為要順應自然、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按照規律去定相應的法律、制度、不輕易變更，人們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下盡情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努力去做。
“無為”追求的是奉獻，“無為”的結果，恰恰也成為“有所作為”(有奉獻)。
不爭自有成
老子在自然界萬事萬物中唯獨最為贊美水。他認為，“不爭”是美好“水德”的壹個品質。老子曾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這裏的“不爭”，壹是指無私，水利養滋潤了萬物，而又並不從萬物那裏爭取任何利益自己的東西；二是指與世無爭，不僅是在被自己滋潤了的事物那裏不爭，面對世間壹切，它都不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立於不爭而無憂，立於不爭而有成。”
“不爭之爭”與無為而治（南方日報）
劉小青
東漢時期，貴人鄧綏受到和帝寵愛，皇後陰氏十分嫉妒。但鄧綏為人謙恭，性格柔順，對陰氏十分尊重。與陰氏同時進見和帝，鄧綏從不正坐；和帝每次提問，鄧綏總是讓陰氏先說，從不與陰氏搶話頭；每當發現自己的服飾與陰氏相同或相近時，鄧綏便立即換掉，絕不與陰氏搶風頭。盡管如此，陰氏仍然與人壹起施行巫蠱之術，企圖置鄧綏於死地。鑒於陰氏的專橫、陰險與鄧綏的謙遜、忍讓形成鮮明對照，和帝幽禁了陰氏，並在鄧綏稱病辭讓的情況下堅持將她立為皇後。這個故事，被後代史家公認為“不爭之爭”的典型範例。
這裏的“不爭之爭”，與作為領導方法的“無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這裏的“不爭”並非真正的“不爭”，而是以“不爭”為“爭”的手段；“無為而治”中的“無為”也並非真正的“無為”，而是以“無為”為“為”的手段。所謂“無為而治”，實質上就是把“有所不為”當作治政的方法和藝術。兵法的開山祖師姜太公說，最高明的政治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學說的核心，道家同樣把無為而治視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於歷代帝王將相，大概沒有誰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來建樹最大的政績。只不過實現無為而治，實在需要領導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領導者怎樣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呢？從歷史經驗來看，至少應把握以下五條：
1．與民休息，寬容大度。姜太公說，天有經常運行的軌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規。君主如果能夠遵守修養生息的規律，天下自然就平安無事了。漢高祖劉邦在建國後遵從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實際上正是通過讓人民修養生息，使農業、工商業等得到了迅速發展。明朝的馮夢龍說，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宋初的宰相趙普每當收到士大夫之間相互揭發告短的文書，不看壹眼便付之壹炬，表面上像是不負責任，但實際上正是通過遏制勾心鬥角之歪風，維護了當時的“安定團結”。
2．順乎自然，恪守天道。漢文帝的母親薄姬，當初只是劉邦的壹個不起眼的嬪妃。盡管只被劉邦“寵幸”壹次便懷上了“龍種”，但她生下兒子後仍然很少與劉邦見面。後來，薄姬不僅因未被劉邦寵愛而使母子免遭呂後囚禁，而且因兒子幸運登基而成了皇太後。這就表明，削尖腦袋鉆營即使壹時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順乎自然即使壹時失利也未必是壞事。
3．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時期，傅昭壹生經歷宋、齊、梁三朝，任過州郡屬官、地方長官、朝廷命官。當時，朝代走馬燈似地更換，官場上混亂無序，危機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麽挫折並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聲，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據史書記載，他居朝廷，無所請謁；居家室，不蓄門生，不結黨徒，不交私利。這些無疑是他得以善終並名垂後世的重要原因。
4．以正避邪，謹言慎行。西漢後期，政治非常腐敗，朝廷日薄西山。是時哀帝寵信高安侯董賢並納其妹為妃。傅皇後之父傅晏懼怕有壹天會出現廢立之變，飛來橫禍。他的朋友桓譚說：刑罰再嚴，不能加於無罪之人；邪惡再盛，不能無故加於忠正之身。桓譚告訴他，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囑皇後，千萬不能以巫醫方技等手段與董妃爭寵；其次是他自己應遣散門徒，務執謙謹，防止別人借他之勢在外胡作非為。否則皇帝抓到把柄，後果將不堪設想。傅晏遵囑而行。後來，董賢在皇帝的指使下想盡辦法，包括逮捕傅後之弟審訊，都始終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5．釋疑自保，激流勇退。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壹直是宦海沈浮的關鍵所在。楚漢相爭期間，率軍東征的漢王劉邦，反常地幾番派人慰問留守關中的丞相蕭何。蕭何為了祛除漢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親族中挑選出年輕力壯的人，讓其押運糧草，前往滎陽從軍。如此，蕭何才得到了劉邦的信任。在歷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場的壹條定則。道家始祖老子認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許多曾經戰功赫赫的英豪，如漢武帝時期的“飛將軍”李廣，唐朝代國公李靖等，都是因為不服老貪戀功名而不得善終。
道家產生的歷史背景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戰亂紛爭。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根據周文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道德、政治秩序，正在面臨崩潰。用以維持這個秩序的周文，成了徒有架子的形式。儒家想藉仁、義來充實這個外在的架子，老子及莊子則認為文、禮、仁、義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形式。即使它們能夠成就社會秩序，這個秩序也不是壹個理想的秩序，在這個不理想的秩序中，人們受到束縛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像儒家哲學壹樣，道家哲學基本上也是壹種內聖及成德之學，它最終的關懷是個人的修養以及成為壹個有德之人[6]。但是，修道及成德無法脫離社會而完成，而社會如果沒有**，它的存在也就發發可危。道家並非政治上的無**主義者，對於什麽是理想的政治秩序，道家提出壹套想法，這套想法就是“無為而治”這個理論。這個理論與道家內聖及形而上的理論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道家內聖及形而上的理論，最重要的論旨就是叫人順應自然、順性而行，而不要刻意。在莊子《刻意篇》中所列舉的五種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及道引之士，都是刻意而不順性的人物。這些人違反了自然，因此也非得道之士。莊子認為只有癟然無極的聖人，才能做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這樣的人才能順乎自然而得到自我解放。而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在於它能順應自然，因而成就萬物。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老子》第十章)又說：“道法自然。”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可以說是他們的形而上學及內聖之學在政治上的應用。《老子》及《莊子》二書中談到無為而治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