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在歷史愛好者嘴裏永遠是壹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從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那天開始，我國歷史上數壹數二的強人李世民，正式殺開了通往最高權力之路，並開啟了屬於他的、光耀古今的盛唐130年的歷史。
現在壹直有人在論證李建成的能力有多強，說什麽李建成在事變前以占盡優勢，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只是壹個成功了的賭徒而已。誠然，身為太子的李建成，經營帝都長安以及關中多年，在軍中也有羅藝、薛氏兄弟等支持者，還有老皇帝李淵及其身邊重臣的支持（既然立為太子，肯定是支持的），但其實李建成的力量，和李世民壹比真的不堪壹擊，不然他為何還要聯合李元吉等人？
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前的勢力到底有多大呢？我們從唐初天下形勢來看，唐初的神州天下，大概有三大勢力集團：關隴勛貴、關東豪傑、江南士族。關隴勛貴，是北魏、西魏以來形成的軍事貴族集團，這個集團勢力非常大，先後創立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可謂我國歷史上最牛逼的集團之壹。當年，楊廣廢除家兵制、興建東都洛陽、開科取士，損害到了關隴集團的既得利益，所以就成了被天下拋棄的獨夫。楊廣的表弟李淵，入關中建立唐朝，也是仰仗關隴集團的支持。關東豪傑，這個集團很復雜，能量也很大，自從西晉以後，衣冠南渡，關東這片地方，在經歷了幾次漢—胡—漢的反復糅雜交融後，幾乎成了當時我國最蓬勃的地方，當年最富庶的北齊就在關東河北。這壹集團也不好惹，率先舉事，掀翻了大隋帝國。江南士族，東漢以後逐步形成的權貴集團，西晉末年隨司馬氏南渡，仍然以最高端、最正統、最有文化的群體自居，當年晉王楊廣能成為太子乃至登上帝位，靠的就是多年在江南的經營，隋末天下動亂，江南士族又推出蘭陵蕭氏的蕭銑為頭領，恢復梁朝，割據江南。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提壹下李淵，他可能覺得除了自己兒子，什麽人都不可靠，所以在立李建成為太子後，但凡唐軍出征，都是李世民掛帥，這個舉措也把李世民推上了壹條不可回頭的道路。先是在平定隴西、收復河東的戰役中，李世民展現了強大的軍事能力，唐朝關隴軍人集團，從此後唯李世民馬首是瞻（這壹點還得益於李元吉在河東的失敗）；接著洛陽、虎牢之戰，李世民壹舉定王世充、竇建德兩大梟雄，大唐從此在江北再無敵手，而後李世民又在洛陽建府，山東豪傑自然有拜在了天策戰神李世民麾下（沒辦法，太厲害了）。
然後是江南，這個有點特殊，因為江南是李孝恭和李靖平定的，我們不知道玄武門之前的李孝恭、李靖是不是李世民的人，但壹定不是李建成的人。在對於勢力真空江南士族這塊上，李建成明顯又失策了，堂堂太子府竟然沒有李世民的文學館有吸引力，看來江南士族在選主子上真是眼光獨到啊。就這樣，李世民壹舉成了關隴貴族、山東豪傑、江南士族三股勢力的帶頭大哥，大勢已成，不只李建成，就算李淵，估計也要忌憚三分。
就像數十年後，李承乾造反失敗後所說，自己身為太子為什麽要造反呢，造反只是為了自保，所以在這種形勢下，李建成相除掉李世民，就不足為奇了。但在歷史上，到了李世民在玄武門之前這個地位的，就沒有爭不上皇位的，比如隋朝晉王楊廣、後周殿帥趙匡胤、宋朝晉王趙光義、元朝四皇子忽必烈、明朝燕王朱棣等。因為如果他們不奪取最高權力，手下的人就不同意。
再退壹步說，如果李淵百年之後，李建成會允許像李世民這樣的壹個有超級影響力的皇弟的存在？所以，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上位，只是大勢所趨而已。
說來也許是值得感傷的，這更為根本的什麽，或者並無價值可言。原因是，人生，擴大到生命，是自然現象的壹部分，何自來，莫明其妙，有何意義，也莫明其妙。這是壹面。另壹面，這現象的壹部分（生活）卻實實在在，並且在感知之前早已受命，只能這樣而不能那樣，只能向此處而不能向彼處。這用《中庸》的話說，是“天命之謂性”。天為什麽命，為什麽這樣命，不知道，人所能做的不過是“率性”而行。想抗嗎？連抗的力量和方式也不能不來自天命。說句泄氣的話，至少叔本華這樣看，是徹底的被動。這被動的情況，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反正不能不動。這就使我們又碰到人生問題：怎麽理解才對？怎麽活動才對？“天命之謂性”是壹種理解。與之相連的有性的性質問題，很麻煩。為這個，孟子曾經同告子展開辯論。孟子是理想主義者，主張性善，想憑借良心以修身治國平天下。這顯然是書生坐在書齋裏做的白日夢。與孟子相比，荀子實際得多，由書齋走到街上，看到形形色色，於是以所見為根據，主張性惡，也就是成為教化主義者。教化，會多有實效；但是，如果性惡的想法對了，推崇教化的善念又從何而來？孟荀以後，兩千幾百年來，無數讀書人，包括韓愈、李翺，以及幾乎所有的宋元明理學家，直到戴東原和譚嗣同，都在這上面大動腦筋，因為像孟荀壹樣，都認為這同修身治國平天下有血肉聯系。花樣越來越多，如有善有惡，性善情惡，等等。現在，壹般認為，反而被缺席裁判的告子（自己沒有書傳下來）的想法比較近真。他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告子上》）這是說，性無所謂善惡，只是受之自然的某些趨向而已。我們說這種想法只是近真，是因為它還同善惡勾勾搭搭。其實，性和善惡並沒有直接關系：善惡評價的對象是意誌範圍內的“行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饑要食，渴要飲，有什麽善惡可言？但告子終歸通情達理，於水的比喻之後，還說了這樣的名言：“食色，性也。”這話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麽？因為它觸及人生的奧秘：不食，就不能保持己身的生命；不色，就不能保持種族的生命。總之，人生，不管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最基本的，最實在的，是要活，要生存。這種情況也可以說得雄偉些，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概括，因而近於玄妙，能不能說得較質實些？古人早已這樣做過，如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這裏最重要的是第壹句的“人生而有欲”，尤其是其中的“欲”。欲是壹種頑固地要求滿足的力量，依照現代心理學的看法，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看法，這就是生命的底裏。欲的表現是求，求就不能不觸及外界（包括人和物），於是有得，有不得，有和諧，有沖突，並且，與得失相伴，有使欲更為頑固的，使求更為有力的“感情”，如喜怒哀樂等。這些加在壹起就是“人生”。這樣理解人生，性質單純；至於表現，則芥子化為須彌，千頭萬緒。它還容許伸張，或說遐想，如書中自有顏如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等等，都屬於此類。但不管怎樣遐想，想得如何美妙，追到根柢，總是來源於欲。值得慨嘆的是，欲雖然強有力，卻是渺小的，即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就己身說是終須結束，就種族說是難於找到保票。總之，求徹底滿足，求終極意義，都會失望。這就難怪，在人生的各式各樣的現象裏，竟有輕生的壹類；甚至提高為理論，即所謂悲觀主義，如叔本華就是突出的代表。幸或不幸而絕大多數人是《呂氏春秋》壹派，講究“貴生”，至少是實際“貴生”。但是貴生，要生，就不能不碰到與生有關的種種問題，即所謂人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