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近代西方外交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西方外交在十九世紀中葉轉到另壹條規道上去了。學界壹般將西方外交劃分為兩個時期：法式外交和美式外交。對此，我不敢茍同。這樣壹種分法只是在外交禮儀、外交形式上做文章，並沒有深入到外交活動的指導思想層面。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外交思想轉軌突出表現在梅特涅時代的告終和俾斯麥時代的開啟。
梅特涅戰戰兢兢地恪守教權，俾斯麥卻明目張膽地追求王權；梅特涅堅決捍衛正統主義，俾斯麥卻身體力行現實政治。兩種不同的外交思想在此決鬥，現實政治最終與正統政治分道揚鑣，並最終成為行時思想，主導國際社會。現實政治並非俾斯麥的首創，而是公認地將現實政治的外交思想運用到極致。在此之前，思想家們就將“權力政治觀”、“國家利益之上”等觀念吵得沸沸揚揚，如馬基雅維利，但是這種在當時看來相當激進的思想並沒有受到當權者的垂青，只是壹種紙面上的精神存在。隨後的黎塞留作為壹個樞機主教，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與教權主義撕破了面孔，但是其走得還是有點唯唯諾諾。歷史並沒有在此分野，並不是因為黎塞留的決裂不夠徹底，而是其後來人並沒有將他的外交思想發揚光大，黎塞留只是作為歷史長河中的壹個偶然，掀起了壹股浪花，隨後便被大海吞噬了。而俾斯麥不同，他高舉現實政治的旗幟，並且後繼有人，傳承了他的衣缽。因此，我說近代西方外交思想在俾斯麥時代轉了壹個彎。
既然在梅特涅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現實政治的曙光，為什麽像梅特涅這樣的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卻沒有為龐大腐朽的神聖羅馬帝國註入壹絲生機，而俾斯麥卻走得這麽毅然決然，這是最吸引我們的。“我真感到生不逢時，出世的不是太早了壹些，就是太遲了壹些。我自己感到百無壹用。要是生得太早了壹點，我還能分享早壹代的樂趣；要是生得太晚壹點，我就能對國家建設作出壹些貢獻；現在我卻不得不在支撐這所蟲蛀的大廈中了卻我的殘生”，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梅特涅的無奈，他並非沒有覺察到革命的洶湧波濤，而是覺得封建主義的慣性太大了，憑他個人力挽狂瀾，無法將奧地利送上實質上獨占鰲頭的地位。而俾斯麥不同，他肩負著德意誌的統壹、國家獨立，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浪潮下，進行壹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革命”這壹主題，本身就決定了他只能與傳統的正統主義決裂，用全新的理念作為指導，否則這場革命就必將夭折於封建主義的鷹爪之下。俾斯麥的現實政治立足於現實，將他所要追求的目的分步驟、分階段來實施，沒有任何幻想和投機，踏踏實實，最終達到了原定目標。
俾斯麥時代開辟了現實政治的道路，國際社會在俾斯麥的引導下更加成熟、務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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