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個淵源：源於姜姓，出自春秋時期齊桓公之劍青蔥，屬於以先祖飾物名稱為氏。
青蔥，亦簡稱“蔥”，古代名劍，就是齊桓公姜小白所佩帶的劍。在《荀子·性惡篇》中有記載：“桓公之蔥。”
劍，稱為百兵之祖，既是古代人們攻禦所用之兵器，也是王公貴族、士卿大夫的身份象征，具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而帝王國君所佩之劍，因其為王權的標誌，因此倍受其後裔和世人的尊重。
在齊桓公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佩劍之名為姓氏者，稱青蔥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蔥氏、青氏，世代相傳至今。
第二個淵源：源於姬姓，出自春秋晚期魯國大夫陽虎之蔥靈事件，屬於以歷史事件為氏。
蔥靈，輜車。在史籍《左傳·定公九年》中記載：“陽虎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陽虎，又名陽貨，生卒之年，無從考定，僅知他與孔子同是春秋時期的魯國人氏，且年齡略長於孔子。陽虎與孔子倆人長得還極像。據史籍《史記·孔子世家》上的記載，“孔子狀類陽虎”。而孔子“生而首上圩項”、“長九尺有六寸”。坊間野史對孔子的體貌特征描寫得更為細致，稱他“牛唇虎拳，鴛肩龜背，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宇”。
陽虎和孔子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但孔子被後人推崇為“聖人”，而陽虎卻被後人斥之為“惡人”，是正邪、善惡的代表，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典籍《列子》中，對孔子壹生所遭受的磨難概括為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其中有兩難即“圍於陳蔡”和“見辱於陽虎”，與陽虎都有著直接的關聯，另兩難亦或多或少與陽虎有壹定的關系。
侮辱孔子的事件發生在公元前535年。傳說，孔子年輕時嘴饞，尤愛吃乳豬肉。壹旦有吃的機會，他是不會輕易放過的。有壹次，魯國季氏宴請士壹級人士，孔子亦欣然前往。但到了季氏家門口，時為季氏家臣的陽虎卻不讓他進去，並對孔子說：“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無奈之下，孔子只得返回。時年孔子方十七歲。陽虎之所言所行，無疑給這位少年的心靈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其實這件事情也不能怪陽虎，他不過就是照主上的規矩辦事罷了，但其所發“非敢饗子也”之語，中的“敢”字，在語氣上確實是有濃厚的輕蔑色彩。因此，後人以此作為孔子“見辱於陽虎”的證據。在典籍《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吊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糸至，亦欲輿？’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從這段文字分析，陽虎的惡意是明顯的，誘之於先，辱之於後。如此，那就是陽虎的不是了。
戲弄孔子的事件發生在公元前504年。隨著年齡的增長，孔子日漸成熟，在社會上的聲名亦與日俱隆。為此，陽虎想請孔子出來，封他個壹官半職，以便為季氏做事，亦可借此籠絡人心。但由於政見不同，所以孔子壹直隱而不見。無奈之下，陽虎只得用計逼孔子出來。對此，在典籍《論語·陽貨》中有記載：“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從中來看，陽虎的計策是成功的，他循序漸進，環環相扣，滴水不漏，逼得孔子最後沒了退路，只好答應出來做官。可以說，這次智鬥的結果，陽虎是大獲全勝，而孔子敗得壹塌糊塗，這無疑讓孔子對陽虎的惡感進壹步加深了。宋朝的大文豪蘇軾曾詩雲：“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所指即是這件事，頗為孔子鳴不平。
貌似孔子的事件發生在公元前497年，據傳“圍於陳蔡”即緣於此。由於陽虎貌似孔子，這壹回差點讓孔子丟了性命。據史籍《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陽虎曾經未打招呼就擅自帶兵過匡人之境去鄭，因而得罪了匡人。當孔子周遊列國至匡（即陳蔡）時，被匡人誤認為是陽虎，因此“拘焉五日”。後經人再三解釋，消除了誤會，孔子才“得去”。這次嶺人羞憤的事件，令孔子及其弟子們壹直耿耿於懷，將這筆賬全都算在陽虎身上。清朝時期所著的《隔簾花影》中有兩詩句：“曾參投抒疑慈母，陽虎招尤誤聖人”，可謂是二千多年以來擁孔者對陽虎怨憤之情的生動寫照。
這三個事件在時間跨度上有三十余年，說明陽虎與孔子的矛盾由來已久，積怨已深。因此，在後世皆謂陽虎為孔子壹生中最憎恨之人。從史料來看，罵陽虎為惡者，就是始於孔子。公元前502年，孔子大罵陽虎“陪臣執國命”，晚年在作《春秋》時，更是大罵陽虎為“盜”，明顯摻雜了個人成見，借以報復陽虎，以讓其遺臭萬年。
孔子罵陽虎，有些明顯屬於私罵，甚至為歷史之笑柄。公元前501年，孔子在得知陽虎奔晉投趙簡子後，當即放言“趙氏其世有亂乎！”結果，晉國不僅沒有“亂”，反而在陽虎“善事簡主，興主之強”的情況下“幾至於霸也”，以至於到了春秋末期，晉國之強，排在壹百二十余個諸侯國之首。
確實，陽虎在培養門人方面則做得極差，這是他人生的壹大敗筆。但陽虎是個非常有效的實幹家，在刀光劍影的伴隨下去實踐自己的理想。他沒有時間招收門徒，系統地傳授自己的思想、培養自己的忠實信徒，只采用速成的辦法，將壹些人收之門下，安排職位，借以加強和鞏固自己在官場的勢力。事實表明，他的這種投機取巧的做法實際上是大錯特錯，因此他的門人不過是壹群烏合之眾，毫無忠信可言。陽虎在魯國未能最後站穩腳跟，奔齊後又被逐，亡命天涯，幾乎無棲身之地，與他門下弟子背叛有很大的關系。
對此，陽虎亦不否認。在典籍《韓非·外儲說左下》中，有壹段陽虎與趙簡子的對話，“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壹人得近王，壹人為縣令，壹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可見，陽虎的弟子不是壹、兩個叛變，而是大批地背叛他，之後不僅不捧他、吹他，反而要抓他。
不難想見，陽虎在與趙簡子對話時，其心境壹定是悲涼到了極點。唐朝時期的大詩人李白對此詩曰：“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壹回花落壹回新。”其中的“栽桃李”用的就是陽虎不善樹人的典故，可見詩人對陽虎的遭遇也是唏噓不已。
陽虎是壹位我行我素、口無遮攔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講，其性格決定了他必然要與當權者或有勢力的人發生沖突，為後者所不容。被史料記載的陽虎言論很少，雪泥鴻爪，但人們仍然可以看出，陽虎不失為壹位精辟的語言大師。在陽虎與孔子的對話中，陽虎所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壹句，就極富深刻的哲理，後世的“時不我與”就出自他的這句名言，以致於有人認為，孔子後來答應出來做官，就是被陽虎這句話感動所致。孔子後來所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是受了陽虎的啟發。
陽虎有壹句千古名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這樣深刻的論點在專制社會的中國，不管是何朝代，富人們都是不能承認和接受的。比較而言，孔子比陽虎含蓄得多了，孔子壹生中都避免直接談及“富”與“仁”的關系，而只談“利”與“義”的關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強調“義以為上”，義是人的行為的最高準則，要“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他並沒有將“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因此，孔子的觀點對任何當權者或有勢者來說，都還是能夠接受的。
陽虎還有壹句至理名言：“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試之。”對此，國學大師郭沫若十分欣賞。而在這壹點上，孔子的觀點則要溫和得多，他主張“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他所說的“止”，是辭職，或另投明君，不管君如何昏聵荒淫，孔子都不主張推翻，更不主張殺掉。二者相較，陽虎走的是極端，孔子走的是“中庸”。事實上，陽虎在實踐中也就是那麽做的，如“執囚桓子”即是其例。他的這種言舉最終被“亂臣賊子”帽子扣上。
由於陽虎不慎言論和做法極端，因而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所不容。二千多年以來，人們對陽虎的謾罵，不論是官罵，還是民罵，統治者都是睜壹眼閉壹眼，放任自流，這也是對陽虎的罵聲輛千多年來壹直不絕的重要原因。
其實，陽虎“勇猛過人，智謀百出”，是中國歷史上壹位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統治者容許人們任意謾罵、醜化陽虎，是因為陽虎的許多言行不利於其統治或有損於“仁德”形象。
當陽虎在魯國終於失勢時，為了躲避仇視勢力的迫害，就於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0年)躲在壹輛蔥靈(有帷蓋的大車，)中的臥具下邊逃出魯國，先跑到齊國，後因齊景公不待見他，於是又投奔晉國的執政上卿趙簡子處。
蔥靈，輜車的壹種，四面皆有帷幔，車上有臥具，後邊有可以裝載其它物品的槽匣，是古代卿士們外處所乘坐的車輛。
在陽虎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成功出逃所乘交通工具為姓氏者，稱蔥靈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蔥氏、靈氏，世代相傳至今。
第三個淵源：源於地名，出自敦煌蔥嶺，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
蔥嶺，就是靑嶺，亦稱蒼嶺。在史籍《後漢書·章帝紀註》中記載：“蔥嶺，在燉煌西，其山高大多蔥。”燉煌，即今甘肅省的敦煌市。
漢、唐之際，有蔥嶺住民以居邑名稱為姓氏，稱蔥氏，世代相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