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我個人認為兩個是缺壹不可~
在學術界，我們習慣於敬畏晦澀的學說，但我們常常忘記：正是通過極為卓越的工作，壹些原本復雜的思想謎團才變得清澈起來，壹些被許多晦澀的文本反復討論的問題才獲得了可能的解決出路。而波普爾正是這樣壹類卓越的思想家。壹個世紀前，對絕對真理與決定論的批判在公***思想界還是壹個異端，而波普爾以他獨特的風格（以及近乎偏執狂壹般的雄辯熱情），推動了思想史上的壹次轉折，使這種異端學說在今天甚至成為了常識。但這絕不是壹個無關緊要的常識，而是改寫了人們的科學觀、歷史觀與社會演進觀的意義重大的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於壹流思想家的行列。
作為哲學家的成就
波普爾作為思想家的意義也許還比較容易澄清，但對他在哲學上的貢獻則有非常多的爭議。雖然波普爾本人傾向於將自己看作哲學家，但在專業哲學領域中他的聲譽是相當可疑的。許多人輕視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認他的哲學家資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復雜的。我以下的分析將著重於指出，對波普爾哲學成就的評價是困難的，這與他的研究領域和個人風格的獨特性有關。
波普爾的學術生涯開始於對歸納問題的批評性研究，這屬於典型的知識論領域。他的證偽主義學說來自於對歸納方法作為知識成長邏輯基礎的質疑，但這並不是壹個原創性的發現。休謨早在200年前就提出“歸納問題”，羅素也曾以詼諧的方式重提（壹只每天被主人照常餵養的雞，怎麽也“歸納”不出終有壹天自己會被主人擰斷脖子）。而維特根斯坦（這位波普爾壹生都耿耿於懷的論敵）在1921年出版的文體獨特的《邏輯哲學論》中清晰地重述了這壹點：“歸納過程在於此：即我們采取能與我們的經驗相協調的最簡單的規律（6.363）。可是這個過程沒有邏輯基礎，而只有心理學的基礎（6.3631）。”所以，就歸納問題的發現而言，前有休謨提出，後有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再論，波普爾對此毫無原創性可言。波普爾對此毫無原創性可言。
波普爾的哲學貢獻在於對歸納問題提出了壹個可能的解決方案。與維也納學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以經驗檢測的“可證偽性”而不是“可證實性”作為科學與非科學陳述的劃界標準，並以“問題－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代替“觀察－歸納－證實” 的“實證機制”，為科學知識的成長提出新的解釋。波普爾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確提出了這個想法，無疑是具有原創性的。但如何在哲學上評價這壹創見是可以商榷的。也許，可資對比參照的是維也納學派的工作。
以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為精神領袖的維也納學派，聚集了許多極為優秀的哲學家和數學家。他們曾在長達壹年的時間內，逐字逐句地閱讀和討論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不是壹遍，而是兩遍！），當然早就充分意識到歸納問題的困難所在。也就是說，他們和波普爾面對的是同樣的難題。但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主要成員仍然堅持在實證的方向上予以解決。其中，卡爾納普（R. Carnap）以概率詮釋來拯救歸納方法的路徑起初看來頗有希望，但後來遭遇到許多（包括波普爾在內）有力的反駁，看不到更有希望的進展前景而放棄，卡爾納普本人最終轉向語義學研究。維也納學派也因為多種原因（特別是石裏克被刺身亡）而終於解體。
波普爾在其思想自傳《無窮的探索》中聲稱，正是他“扼殺了邏輯實證主義”，雖然他不是有意的，但還是要對當時這個重要哲學流派的破產“負有責任”。這雖然有自誇之嫌，但以下結論還是可以成立的：對於科學知識論中的歸納難題，沒有人（包括維也納小組的成員在內）完成了足以與波普爾證偽主義相競爭的可能的解決路徑。這在哲學上是壹個重要的貢獻，雖然可能難以稱作“第壹流的成就”。
波普爾人格傾向中的偏執與固執可能多少影響到哲學家對他的評價。比如，他堅定的聲稱自己已經完全解決了200年來困擾著哲學家的休謨難題，這個被布勞德（C. D. Broad）稱作“哲學的家醜”的問題。但這個自信的論斷受到許多哲學家和壹些科學家的質疑。特別是波普爾難以解釋為什麽人們在日常經驗中仍然依賴歸納方法的問題（在艾耶爾看來，這才是休默難題的關鍵所在）。波普爾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辯護，包括對科學發現的心理過程與邏輯基礎做出區分。許多辯論的確帶來了理論的完善，但如果波普爾能夠更為謙遜，或許會獲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駁”機制的實踐有效性問題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後來發展出的精致證偽主義或“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對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釋，雖然這更多的是技術性的修正和補充而不是在哲學上另辟蹊徑，但波普爾不能容忍學生對自己的批評性繼承，最終導致他們友誼的破裂。而對專業哲學家來說，或許最難以接受的是波普爾對維特根斯坦的攻擊。他傲慢地宣稱，維特根斯坦後期的研究，以及由此發展出的語言哲學完全是誤入歧途。無論如何，波普爾的人格中有著與他自己倡導的開放與寬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獨斷特征，以至於有人戲謔波普爾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波普爾對柏拉圖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學家青睞的另壹個原因。他在《開放社會》上卷中對柏拉圖的闡釋，從希臘文的翻譯細節，到具體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對柏拉圖意圖的整體把握，都受到了許多激烈的批評。希臘哲學專家R. B. Levinson特別發表專著《保衛柏拉圖》，對波普爾做出了全面的抨擊。而波普爾在第4版中特別加了壹個附錄對此予以反駁。當然，也有哲學家支持波普爾對柏拉圖的解釋。牛津大學著名分析哲學教授賴爾（Gilbert Ryle），自己曾發表研究柏拉圖的專著，他在《心》（Mind）雜誌上發表書評指出，波普爾“對希臘史和希臘思想的研究顯然是深刻而賦有原創性的。從此對柏拉圖的解釋不再會是老生常談了”。而羅素也說，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雖然有悖於正統，但在我看來完全是成立的”。要對這樣的爭論做出恰當的評判，沒有對柏拉圖和希臘哲學深入的專門研究是不可能的。況且，懷特海有句名言，“整個西方哲學都是對柏拉圖的註腳”。不同註腳之間的爭論也很難有明確的結論。但有壹點事實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在專業哲學的研究中，波普爾對柏拉圖以及黑格爾的闡釋不會被當作壹種重要的觀點予以認真討論。
總的來說，波普爾在人文學術界最熱衷的贊賞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專業哲學家。波普爾在壹次訪談中曾指出，哲學的任務是反省我們不自覺的偏見，並明確反對哲學在專業化的問題上“仿照現代科學的模式”。在現代的學科建制中，波普爾的專業身份是頗為曖昧甚至尷尬的。這也對評價波普爾的學術成就造成了壹定的困難。他在倫敦經濟學院開設的“邏輯和科學方法”方面的課程甚至不設教授席位。這在當年使這位“國際知名”的高級講師晉升教授的問題都頗費周折。直到1948年（《開放社會》壹書出版三年之後），在哈耶克的動議下，校方同意為波普爾專門設立壹個“邏輯與科學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終解決了他的“職稱問題”。
波普爾的研究主題大多處於專業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專門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國際哲學大會上，波普爾提交的壹篇論文，分析了萊布尼斯對笛卡兒的批判如何影響了物理學從原子論到“法拉第－麥克斯維爾場論”的發展。這篇論文在極小的圈子裏獲得盛贊，但大多數哲學家幾乎不知所雲。他與艾克裏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腦》壹書也有類似的命運。波普爾更像是萊布尼茲時代的學者，在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地帶展開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在當代是沒有多少同行的，也難以在專業哲學界獲得承認。
對波普爾的兩個流行的誤解
對波普爾的思想有兩個流行的誤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於波普爾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標準做了大量而細致的解釋，有人認為他是壹個“科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者。這是壹種非常初級的誤解。
在波普爾看來，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在於經驗上的可證偽性，但他堅決否認這是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的劃界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波普爾與邏輯實證主義者有著尖銳的沖突，後者認為，只有邏輯命題和科學（經驗可檢驗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而波普爾則堅持，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標準絕不是“意義”的劃界標準。相反，他認為宗教、神話和形而上學等命題，雖然不是科學陳述，但他們有自身豐富的意義和價值，有些可以成為科學猜想的源頭。他甚至認為許多被他稱作“偽科學”的理論，如弗洛伊德心理學，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們的學說有可能是正確的，只是不具有可證偽性，無法在經驗上予以檢測。
在波普爾的詞典裏，“科學”不是“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同義詞，更不是“正確”或“真理”的同義詞。科學知識也不是人類唯壹有意義的智性事業。他強調，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更是否定了將科學等同於真理的迷信。所以，與那種流行的誤解恰恰相反，波普爾實際上是壹位科學至上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最強烈的批判者。
另壹個對波普爾政治立場的誤解值得更為認真的討論。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與波普爾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親密關系是人所***知的，他甚至在給波普爾的書信中提及“我們的哲學”。另壹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曾對波普爾予以盛贊。伯林在他的《馬克思傳》1963年版的序言中，稱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是“壹部具有罕見創造性和強有力的著作”，並認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學說做出了“最謹慎、也是最攝人的批判”。而波普爾本人也的確自稱是自由主義者。這些因素都會使人們很自然地推斷，他會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場”。這種觀點雖然不是空穴來風，但仍然有嚴重的偏差。實際上，波普爾在政治立場上與他的自由主義同伴具有相當的距離。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雖然懷有偏見，但並沒有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攻擊。《開發社會》壹書是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爾對馬克思本人懷有很深的敬意，認為馬克思是壹位天才的哲學家，也敏銳地意識到，馬克思將自己的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是正當的，而且他的理論在當時的確是科學的，因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經驗事實檢測的預言。只是在波普爾看來，其中許多重要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偽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對象是他所謂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管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多少與理論相悖的事實，仍然要堅持理論的教條並為此不懈地的辯解。這種教條主義的自圓其說恰恰違背了科學的壹個基本品質，那就是理論要勇敢地面對實踐的檢驗。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不再具有科學的品格。同時，波普爾也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壹種歷史決定論，這將導致對社會實踐做出整體的和長遠的計劃安排。雖然當時波普爾並沒有觸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端，但他所倡導的“漸進社會工程”理念，主張壹種在不斷嘗試中修正錯誤的社會演進模式，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並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
波普爾少年時期曾是壹名***產主義者，雖然他後來放棄了這壹信念，但此後許多年仍然信奉社會主義，而至今仍然對馬克思關於人類平等與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認同。他在《無窮的探索》中寫道： “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合，那麽我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沒有什麽比在壹個平等的社會中過著壹種樸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後來意識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為力求實現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們中間是不會擁有平等的。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的確強調自由對平等的優先性。但是由此並不能推斷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場。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問題上的觀點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傾向。
在《開放社會》第二卷中，波普爾明確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放任自由主義；激烈批判市場原教旨主義論，認為這將使富有者無限度地剝削窮人，結果將使窮人喪生自由。因此，他強烈支持國家的經濟幹涉主義：“我們必須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不受強者侵犯的制度，並且通過國家權力對此加以鞏固……，這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不幹預的原則和經濟體制不受約束的原則，如果我們希望自由得到維護，那麽我必須要求國家用有計劃的經濟幹預取代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政策，我們必須要求經濟幹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段引言自身是極為明確的，如果說波普爾是壹個自由主義者，那麽壹個要求取代經濟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我們這裏至少稱得上是 “自由左派”。
結語
壹個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壹個徘徊在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學者，壹個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壹個以偏執的風格竭力宣揚審慎與開放的雄辯者，壹個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誤解的知識分子，這就是卓越而獨特的卡爾·波普爾。他壹生無窮的探索，最終將蘇格拉底“我壹無所知”的箴言作為自己思想的墓誌銘。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誡人們知識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負的危險。對於20世紀人類歷經的災難與恐怖來說，波普爾是壹位診斷思想瘟疫的醫生。如果他的告誡已經成為今天的常識，那麽他被淡忘也正是他傑出的成就。倘若有壹天，類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們才會重新想起他，並記起他的診斷。
註釋：
1[奧]維特根斯坦 著，郭英 譯，《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8月），頁 93。
2卡爾?波普爾 著，邱仁宗 段娟 譯，《無窮的探索——思想自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頁33-34。
3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ume 2: 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 Hegel, Marx and the Aftermath (London: Routledge, 5th Edition, 1973 reprint), p.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