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會:春秋時人。姓祁,名會,字季,以士為氏。因食邑於隨,稱隨會;後又食邑於範,稱範會,史稱範武子。他是活躍於春秋前期晉國政治舞臺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壹位顯赫人物,也是劉姓、範姓、士姓、隨姓等中國姓氏***同的大顯祖。王符在《潛夫論》中稱贊,“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範會之最盛也!”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宏吉,號世培,明山陰梅墅村人。彪佳少年有為,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中進士,次年任福建興化推官。上任之初,當地吏民因其年少而輕視他。處理了幾件事後,剖決精明,下皆畏服。崇禎四年(1631)為禦史,巡按蘇、松。崇禎十四年(1641),起為河南道禦史。崇禎十五年(1642),拜右僉都禦史,巡撫蘇、松。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破南京。閏六月初四,清貝勒聘書到。初六夜,給家人先寢,自沈於梅墅寓山園水池中。其絕命詞有雲:“圖功為其難,潔身為其易。吾為其易者,聊存潔身誌。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著有《遠山堂曲品劇品》、《寓山註》、《祁忠敏公日記》等。
祁寯藻(1793—1866),字春圃、淳甫,為祁韻士的第五子。1814年中進士,1821年入值南書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1849年任上書房總師傅。鹹豐登基後,拜為體仁閣大學士,賞太子太保銜,充進講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後,又被任命為幼皇的四個師傅之壹。可謂道鹹同三朝官至極品的老資格重臣。卒後謚“文端”。祁寯藻做人有則,為官有道,行政務實,很受時人稱贊。《松軒隨筆》記載說:“壽陽相國性如玉潔,心比春和,學博而不矜才,豐而不露,見人有善必稱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蓋有古大臣之風焉。”鴉片戰爭時期,祁寯藻支持林則徐禁煙主戰,並偕黃爵滋視察福建海防和禁煙事,與權臣穆章阿意見多左,後又與肅順不和,反對肅順“鑄大錢”,因誌不遂而多次請辭,加之又為詩壇盟主、書法中堅,壹時頗得士林清望。
就學術而言,祁寯藻雖不廢考據,卻更為註重秉承乃父“經世”之宗旨。他政務繁多,在西北史地學方面無暇深研專攻,但仍與俞正燮、張穆、何秋濤等著名邊疆史地學者密相交遊,並廣刊邊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動著這股學術新風向前發展。其父祁韻士的名著《藩部要略》《西域釋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請張穆等逐壹校訂之後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較多流傳於世的。張穆在校勘祁韻士著作之前,對西北史地已有鉆研,然並無傑出成績。他後來成為道鹹時期最為出色的邊疆史地學名家之壹,這與祁寯藻的識撥、鼓勵分不開。其傑作《蒙古遊牧記》,堪稱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詳博的著作。但該書最初的創作念頭,就是產生在校勘《藩部要略》壹書的過程之中,因他發現《藩部要略》詳於“編年”,而短於“地誌”,遂立誌補其不足。《蒙古遊牧記》完成後,祁寯藻又慧眼識精品,特出資刊行,為這壹傑作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序言中,他大贊此書,稱其“結構詳而有體,征引贍而不穢,考訂精而不浮、確而有據”,尤其欣賞其能將經世與考據、今務與古義兩相結合的治學精神。他寫道:“海內博學異才之士,嘗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陳古義之書,則貴乎實事求是;論今事之書,則貴乎經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張子石州《蒙古遊牧記》獨能兼之。”從這裏,今人不難窺見祁藻當時的學術旨趣和嘉道學風轉移時期的那種真實的過渡形態。
鴉片戰爭後,世界史地尤其西方和俄羅斯的歷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學者們的進壹步重視,這與西方列強和俄羅斯對中國的侵略直接相關,也未嘗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續。對於這兩方面的學術發展,祁藻均給予了支持。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僥匯編》後鹹豐賜名為《朔方備乘》,祁寯藻即為之撰寫序言,大加贊揚,贊其記述信而有證,搜采博而不雜,辨別是非“確而不可移易”,堪稱實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學佳作。他甚至還認為該書“雖所記僅北僥壹隅,而考核之精,持較魏(源)徐(繼畬)二書,不啻後來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樞要、提倡獎掖邊疆史地之學的那種積極情態,卻已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