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 昱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是中唐時期詩文成就較高的作家之壹，也是韓孟詩派的領袖。對自己的詩歌韓愈這樣說道：“我願生兩翅，捕捉入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調張籍》）這與皇甫湜“吾觀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揭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呼吸也”。（《題柳州集後序》）的評價是基本壹致的。我們從他的詩句中不難看出他用奇字，造奇句，塑奇景的險怪風格。韓愈詩歌奇崛險怪的美學特征，在詩史上獨樹壹幟，就其成因，除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簡略提及外，至今少有人展開論述。那麽是什麽造成韓愈詩風險怪呢？我認為這與當時道教的盛行和韓愈生平遭際有極大的幹系。
壹、道學與險怪
受六朝門第觀念的影響，唐代李氏皇族為了提高其李姓的地位，尊道教創始人李耳為祖。所以道教在唐代被稱為“國教”，壹直得到皇室的提倡和幫助，發展態勢極其旺盛。到開元天寶間達到極致。此時儒家至聖周公被推出學宮，由老子來安坐其位。孔子雖被封王，卻成了老子的侍從。而到了中唐，國家形勢急轉直下，經濟雕敝，政治腐敗，戰爭頻繁。於是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對這壹淩亂不堪的社會現實失去了信心且倍感厭倦，大多走上了服藥煉丹的路途，妄想借仙境虛幻的快樂來抵消現實痛苦。
處於中唐的韓愈其世界觀也是相當復雜的，壹方面作為政府官員，他力排佛老，振興儒學，想使國家步入禮樂文化的正統軌道；另壹方面作為獨立個體，他又要張揚個性，要找回自我，回歸到自我本性中去。這時他就不得不向崇尚自然的道教文化中尋找出路。於是這就導致了韓愈文學上人格的分裂。壹方面他用散文來闡發儒家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會抱負；另壹方面又在詩歌領域抒發自己的個體感情。並於此基礎上繼承和發揚了道教美學理論和意象。莊子在《齊物論》中講：“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畫為壹。”從此可以看出在“道”的天平上萬物不分善惡，不分美醜。所以這種思想使韓愈突破了“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教條，順理成章的將怪異之景引入了詩歌領域。
但是現實的物象，往往是平庸的，所以韓愈又將道教中色彩繽紛、瑰瑋怪誕的道教神仙體系引入詩中。如《陸渾山火》中寫道：“山狂谷狠相吞吐；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燒周四垣，神焦鬼爛逃無門……”從詩中不難看出韓愈將冬日山林火災寫成了驚天動地的鬼神故事。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韓愈對道教意象並非簡單借用，而是順應自己情感及審美需要對意象進行加工，從而使其富於新的內蘊。所以我覺得對韓愈“險怪”詩風影響最大的並不是道家瑰瑋的意象及神仙體系，而是道家的萬物皆統壹為道的美學範疇。
二、生平遭際
韓愈壹生中的種種遭際也是導致他詩風走向險怪的壹個原因。韓愈幼年早孤，由其兄嫂扶養，在他十三歲時，其兄又去世，隨其嫂鄭氏千裏奔喪，而且無親朋相助。這些幼年時的苦難勢必在韓愈幼小的心靈裏埋下凡事要靠自己的種子，同時也會大大增強韓愈出人頭地的願望。當然這也磨礪了韓愈的品格，於是韓愈在《答侯繼書》中說：“仆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少年韓愈就用這種苦學精神對抗著“天禍我家，降集百殃”。（《祭鄭夫人文》）
苦難除了促使韓愈勤學苦讀外，還教會了韓愈忍耐。所以當十八九歲的韓愈到“名利之都府”長安（《復誌賦》）求功名的時候，忍受了數次落第的痛苦。為了支付長安昂貴的開銷，“窮不自存”（《殿中少監馬群墓誌》）的韓愈“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殿中少監馬群墓誌》）過起了寄人籬下，乞衣求食的生活。苦心人天不負，韓愈終於中了進士，但是仕途似乎離韓愈還是很遠，因為他又被攔在了吏部的博學宏辭的門外。為了做官韓愈忍受著人們的譏笑、拒絕與侮辱，最終淪落到鉆營壹輩中。他到處幹謁，俯首貼耳於達官貴人之中，搖尾乞憐。離開長安之後，韓愈做過汴州幕府，但是不甘心的他照樣通過鉆營做上了監察禦史，以為報國有門的韓愈卻迎來了個“朝為青雲誌，幕作白首囚”的下場。貞元十九年（803）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韓愈被貶陽山，後待命郴州。在這個期間，他創作有60余首作品，其中險怪詩就有23首，從而把險怪詩風推向極致。
韓愈為什麽在這個時期大量創作險怪詩呢？為什麽能夠把險怪詩寫得那樣出色呢？筆者認為，韓愈險怪詩的創作緊接著陽山之貶而出現，並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奧秘在於韓愈心靈上烙刻有深重的“滴陽印記”，所謂“滴陽印記”，是指韓愈在滴陽這段“貶歷”中的心態和感受。註之於詩的“滴陽印記”，是指詩中所描寫的滴陽途中及其貶地陽山的物事，所渲染的滴陽途中及其貶地陽山的險怪，所發泄的貶謫之臣的怨憤和不平。這種“滴陽印記”不僅貫穿在韓愈首次南貶詩作的全過程，而且還深沈地影響到詩人返京以後的詩作風格，被古今學者公認的韓愈險怪詩中的代表作，如《陸渾山火》、《孟東野失子》、《赤藤仗歌》、《記夢》等險怪詩名篇，均寫於陽山之貶返京後的元和初年。這些力作大都激蕩著嶺南的“炎暑之氣”，烙刻著深重的“滴陽印記”，因而光怪陸離，驚世駭俗。正是這個“滴陽印記”使韓愈得以在詩歌創作中獨辟蹊徑，在百花爭艷的中唐詩壇上獨樹壹幟，進而成為中國險怪詩派的鼻祖。
首先，被貶謫的失意人生與壓抑心態，觸發其作詩鳴不平情愫的形成。韓愈於貞元十九年冬任監察禦史，而後他發現朝政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心中憂急，不禁托物起諷。不久，他為民請命被貶陽山令，後又“量移”江陵任法曹參軍。他這種誌抱高潔與失意人生相交織、忠君思想和懷才不遇相和合的復雜心態，使他滿腹怨憤，不能不作詩以抒發感受，鳴其不平。在這幾年中，韓愈的生活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統治者給予他不平的待遇無處申訴，盤亙於心頭的憂郁和悲憤又不能直明白接地發泄，於是他只好移情於物。壹方面，他把自己對某些居心險惡的權貴和其爪牙的感覺印象和情感移位於自然界的險怪的東西上；另壹方面，他又把對自己的坎坷處境的感覺和情感移位於與之有類似之處的外物上。這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的結晶，險惡幽怪的意象之中融註著詩人悲憤不平的思想情緒。
其次，滴陽途中見所未見的異地景物，觸發其豐富的奇異想象。嶺南的奇風異俗，激發其獵奇的創作意識。韓愈此行，途中不僅經過湖南，在“浩浩蕩蕩”“濁浪排空”的洞庭湖航行，在由臨武入粵時攀登了高山險嶺；而坐船由連州到陽山，則歷覽連江三峽之奇美、連江河水之湍急、陽山氣候之奇特；在離陽往江陵途中，又在郴州逗留三個月，赴江陵途中歷覽名勝古跡。南方的奇山異水激起具有好奇個性的韓愈的創作激情。而好奇個性與悲苦心境的契合，又促使詩人的筆觸更多地伸到險奇幽怪的大自然景物中去。韓愈貶陽途經湖南，湖南不僅保留了炎帝、舜和二妃及屈原的神話與傳說，而且由於湖南原屬楚地，還保存了較濃厚的巫風。“巫之別名，曰攤教、曰師教。……湘省此教最盛，男女均有之，為人求神驅病。”韓愈在《祭河南張員外文》、《譴虐鬼》和《郴州祈雨》裏，都曾反映了上述情況。同時韓愈謫居的陽山，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且有許多令中原人難以理解的奇風異俗。可以肯定，湖南的神話傳說和巫風、陽山的奇風異俗激發了韓愈的獵奇意識，對韓愈寫險怪詩也具有壹定的促進作用，有些已在當時的詩歌創作中反映出來，如《縣齋有懷》、《送惠師》、《送靈師》、《劉生詩》等。
最後，陽山貶所的艱苦生活，引發其神奇的幻想。貶官的休閑生活，又為其創作險怪詩提供了時間保證。人在困難的時候，最容易產生幻想。韓愈在請陽途中的逐臣生活和在陽山貶所的生活，是他壹生中生活最為窮困落魄的階段，因此，韓愈險怪詩中，處處可見壹種“虛幻世界”。韓詩中的虛幻世界，更多的是人間世俗社會的影子。這就更給詩歌增加了壹種靈異縹緲、光怪陸離的氣氛。
綜上所述，我認為韓愈的險怪詩風的形成，是其個人遭際及道教興盛二者***同作用的結果。其個人遭際所導致的心靈創傷是直接動因，道教美學系統是突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理論支持。應該說，他的生平遭際，特別是被貶陽山是險怪詩風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參考書目：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
錢冬父《韓愈》
肖占鵬《韓孟詩派研究》
唐曉繁《唐文學思想研究》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
陳炎 李紅春《儒釋道背景下的唐代詩歌》
張昱，河南周口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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