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海明威參加誌願救護隊，擔任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意大利前線身受重傷。1919年初回到家鄉，練習寫作。1921年去多倫多，擔任特寫記者。數月後他作為《多倫多星報》駐外記者赴歐洲擔任記者，撰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以及希土戰爭的電訊。1924至1927年擔任赫斯特報社的駐歐記者。
海明威駐歐期間，壹直堅持寫作。他通過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紹結識了僑居巴黎的美國女作家格特魯德·斯泰因和詩人埃茲拉·龐德。斯泰因鼓勵他寫作，並開導他如何寫得精練和集中。1922年，他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作品，包括寓言、詩歌和短篇小說。1923年出版第壹個集子《三個短篇和十首詩》。1924年在巴黎出版另壹個集子《在我們的時代裏》，包括18個短篇，發行量甚少，影響不大。次年同名的集子於美國出版，包括13篇短篇小說和夾在各篇故事之間的16篇插章。這部小說集和模仿安德森的作品寫成的長篇小說《春潮》（1926），雖然銷路不大，卻以其獨特的風格引起批評界的重視。當時已經成名的小說家司各特·菲茨傑拉爾德稱海明威“具有新的氣質”，形成了壹種“不會敗壞的風格”。
《在我們的時代裏》的壹些小說描寫涅克·阿丹姆斯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例如《印第安帳篷》寫涅克跟隨父親出診，見到壹個印第安人自殺的情景；《某件事的終結》寫涅克初戀的終結；《大二心河》中，涅克已從歐戰復員回家，整天釣魚，以擺脫噩夢般的戰爭在他心靈上留下的創傷。這些作品表現了暴力世界中孤獨的個人，在藝術上已經形成含蓄簡約的風格。他不直接吐露人物的思想情緒，而是通過細致的動作描寫透露人物的心情。
1926年，海明威發表了他頭壹部重要的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英國版題名《節日》，1927），小說描寫戰後壹批青年流落歐洲的生活情景。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英國人，戰爭中失去了親人；男主人公傑克·巴恩斯是美國記者，戰爭中因下部受傷而失去性愛能力。傑克與勃瑞特相愛，但無法結合，戰爭給他們帶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創傷，他們對生活感到迷惘、厭倦和頹喪。小說還描寫了壹個美國作家羅伯特·柯恩，他自以為富有英雄氣概，對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他追求勃瑞特，但勃瑞特和她的朋友都不喜歡他，覺得他的生活觀是陳舊的，虛妄的。這部作品表現了第壹次世界大戰後青年壹代的幻滅感，斯泰因曾經對海明威等人說過：“妳們都是迷惘的壹代。”海明威把這句話當作小說的壹句題辭。由於小說寫出這壹代人的失望情緒，《太陽照樣升起》成了“迷惘的壹代”的代表作。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國，並發表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其中著名的有《打不敗的人》、《五萬大洋》和《殺人者》。《打不敗的人》描寫西班牙壹個體力已弱的鬥牛士為了維護昔日的榮譽，在鬥牛中竭盡全力堅持到底；《五萬大洋》寫壹個拳擊手寧可失敗也要保持職業的體面；《殺人者》的主人公涅克·阿丹姆斯面臨壹樁兇殺案件感到恐懼。海明威在這些小說裏創造了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硬漢性格”，這類人物形象對後來美國通俗文學產生了影響。
1929年，海明威發表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舊譯《戰地春夢》），主題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主人公亨利是美國誌願軍，在意大利前線負傷，住院期間受到英國護士凱瑟琳的細心看護，兩人產生了愛情。他返回部隊後，在壹次撤退的途中被意軍誤認為德軍的奸細而逮捕。他在等待處決時伺機逃脫，與凱瑟琳壹起流亡到瑞士，過了壹段愉快的生活，不幸凱瑟琳和嬰兒死於難產，亨利悲痛欲絕。海明威在《永別了，武器》中把個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看作人類的災難。在他看來，人好比“著了火的木頭上的螞蟻”：有的“燒得焦頭爛額，不知往哪兒逃”；而“多數都往火裏跑”，“到來了還是燒死在火裏”。作者也沒有把希望放在戰後的和平生活上，他認為人在這個暴力世界中是無能為力的：“世界殺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氣的人，最有勇氣的人。……如果妳不是這幾種人，遲早也得壹死，不過它不急於要妳的命罷了。”海明威之所以墜入悲觀失望雖然是由於他未能全面認清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但他對於帝國主義的戰爭宣傳是極為厭惡的，他通過亨利的內心獨白諷刺道，“我壹聽到神聖、光榮、犧牲這些空泛的字眼兒就覺得害臊”，在這場“拯救世界民主”的戰爭中，“我可是沒有見到什麽神聖的東西，光榮的事物也沒有什麽光榮，至於犧牲，那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場似的，不同的是肉拿來埋掉罷了”。海明威從批判帝國主義的戰爭宣傳出發，進而否定資產階級社會的壹切精神價值，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喪失了思想的能力：“腦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只能回想，而且不能想得太多。”
《永別了，武器》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充分顯示出海明威藝術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環境描寫，純粹用動作和形象表現情緒，電文式的對話，簡短而真切的內心獨白，托諷於有意無意之間，簡約洗練的文體以及經過錘煉的日常用語等等，構成他獨特的創作風格。
海明威1927年離開歐洲後，先居住在美國佛羅裏達州的基韋斯特島，後遷至古巴。他常去各處狩獵，還曾登上他的“皮拉爾號”遊艇出海捕魚。30年代上半期他發表的作品有寫西班牙鬥牛的專著《死在午後》（1932），短篇小說集《勝者無所得》（1933），關於在非洲狩獵的劄記《非洲的青山》（1935）。在《死在午後》中他總結了他的創作經驗，提出冰山的比喻：“冰山在海裏移動很是莊嚴宏偉，這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壹露出水面。”說明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礎，才能含蓄簡約；在這種情況下，讀者自會“強烈地感覺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經寫出來似的”。1936年，海明威發表他有名的短篇小說《乞力馬紮羅的雪》，以現實與幻想交織的意識流手法描寫壹個作家臨死之前的反省。
1937年，海明威的長篇小說《有的和沒有的》出版。主人公哈利·摩根是佛羅裏達壹個難民，在經濟大蕭條年代靠海上捕魚根本無法維持生活，於是不得已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他偷運酒類、軍火甚至奴隸，結果被打壞壹只臂膀。作為壹個貧窮的無產者，哈利在臨死前終於從自己痛苦、多難的壹生中悟出了壹個真理，那就是“孤孤單單壹個人”的奮鬥是“不成的”。這是海明威明確地接觸到勞苦群眾團結戰鬥的社會主題。
1937年，海明威以北美匠業聯盟記者的身份去西班牙報道戰中。他積極支持年輕的***和政府，為影片《西班牙大地》寫解說詞，在美國第二屆作家會議上發言斥責法西斯主義。1938年發表劇本《第五縱隊》。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區創作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舊譯《戰地鐘聲》），於1940年發表。這部小說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敘述美國人喬頓奉命在壹支山區遊擊隊的配合下炸橋的故事，集中描寫喬頓炸橋前3個晝夜的活動，包括遊擊隊內部的分歧，膽小的遊擊隊長與他勇敢的妻子之間的矛盾，淳樸、勇敢的遊擊隊員的反法西斯情緒，喬頓和壹個西班牙姑娘的戀愛，另壹支遊擊隊的英勇奮戰和犧牲，喬頓因情況有變而與上級聯系的過程，國際縱隊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混亂以及他們面臨的困難等等。小說也以厭惡的情緒描寫農民對壹些法西斯分子進行肉體上的懲罰。最後，喬頓在未能與上級取得聯系的情況下執行炸橋任務，身負重傷，獨自在山頂上阻擊敵人。《喪鐘為誰而鳴》從民主主義立場反對法西斯主義，主人公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喬頓臨死之前回顧了壹生，肯定自己為反法西斯而犧牲是光榮而崇高的。
40年代初，海明威來中國報道抗日戰爭。1942至1944年間，他駕駛“皮拉爾號”遊艇巡邏海上，因而得到表彰。他曾率領壹支遊擊隊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因此被控為違反日內瓦會議關於記者不得參與戰鬥的規定。海明威出庭受審，結果宣告無罪，後來還獲得銅質獎章。
50年代，海明威發表長篇小說《過河入林》（1950）和中篇小說《老人與海》（1952）。《過河入林》寫康特威爾上校憑吊過去的戰場，顧影自憐，悲觀懊喪，重復孤獨、愛情、死亡的主題，藝術上也缺乏光彩。批評界對此書評價不高。《老人與海》的主題思想是人要勇敢地面對失敗。小說中的漁夫桑提亞哥在同象征著厄運的鯊魚的鬥爭中雖然失敗，但他堅忍不拔，在對待失敗的風度上取得了勝利。小說中有壹句名言：
“壹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妳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
桑提亞哥這個孤軍奮戰的形象是海明威20、30年代創造的“硬漢性格”的繼續與發展。它的藝術概括程度更高，達到寓言和象征的高度。《老人與海》獲得1952年度普利策獎。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海明威以諾貝爾文學獎金，以表彰他“精通現代敘事藝術”。他在授獎儀式上的書面發言中指出：
“對於壹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每壹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壹個起點。他應該永遠嘗試去做那些從來沒有人做過或者沒有做成的事情。”
古巴革命後，海明威夫婦遷居美國愛達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壓、糖尿病、鐵質代謝紊亂等病，精神抑郁癥十分嚴重，多次醫療無效。1961年7月2日的早晨，海明威用獵槍自殺。
海明威去世後，他的妻子瑪麗發表了他的兩部遺作；《不散的筵席》（1964）和《海流中的島嶼》（1970）。前者是壹部回憶錄，追憶20年代他在巴黎的寫作生活以及他與壹些作家的交往。長篇小說《海流中的島嶼》約寫於創作《老人與海》的同時，寫畫家赫德森生活中的3個片斷：《別米尼》寫畫家與他3個兒子在島上度假的情景；《古巴》寫畫家與他離了婚的第壹個妻子和好又復分手的故事；《在海上》寫畫家在海上執行巡邏任務，追蹤壹群納粹分子。其中以《別米尼》寫得較好，有《老人與海》的遺風。
海明威的文字節奏鮮明，流暢自然，字斟句酌，極其具體精確；人物對話、口語化、性格化，三言兩語就使人物躍然紙上。同時，海明威經常使用象征手法，給抽象的思想感情賦予具體的形象。如《永別了，武器》以雨象征不幸和死亡，運用得非常成功，常為評論家所稱道。
海明威的散文風格樸實無華，簡明清新，1954年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金時，就特別強調他獨創壹格的現代散文的敘事能力。